既然所谓新冠状病毒并非源自武汉，也与中国无关，许多世人一直以为的神话，都有矫正的必要。
例日中两国由于徐福五百童男童女东渡扶桑去日本“开枝散叶”而所谓“同文同种”之说，更是神话了。
首先并无信史考据有一个叫徐福的人，带了五百个幼童东渡。由实用主义角度，要带也带男丁去帮耕田或做廉价劳工，带妇女去生育。所谓徐福带四百童男女去日本之说，去了还要喂养大，即使徐福是极度娈童癖，成本效益，严重不符。
日中两国属不同种族。日本人种与朝鲜人、蒙古人同属乌拉尔阿尔泰种，经通古斯由东北亚贯通。汉人源自黄河流域，两支人口，迁徙方向不同，相隔十万八千里。
所谓同文，唯一依据是日文中有汉字。
但汉字只是部份借用。一千年前，日本的邻国只有汉土，异国文化交流也只有汉字。若以借用的字当做“同文”的证据，那么今天的英文也有Kung Fu、Guanxi、Dama、Feng Shiu，难道中国人与安格罗萨克逊人亦同文故同种乎？
论及文化，最大的不同是中国历代有士大夫文化，士大夫就是皇帝与农民人口之间的中产阶级，诗词书画、道德观念，更成为中华文化精粹的主力。
然而日本没有文人士大夫阶层。自从十五世纪战国到江户时代，日本商品经济发达，形成一个实力的“町人阶级”。
町人阶级也类似西方工业革命出现的资产阶级。然而日本初无西洋工业，只本土手工业：造纸、酿酒、制漆、磨镜、纺织，各行业的工匠，拥有自己的工作坊和器具，接受全国订货，拥有了生产资料和技术，也拥有了经济实力，凌驾于武士阶层之上。
中国文化不同。中国文化重仕而轻商，手工业自宋代后无法成为日本之町人资本主义规模。日本町人则与武士的信义结合，更经历明治维新，形成全民守法重诺、严谨的生活精神。
日本人在马路边看见红灯，即使没有汽车，个个在行人道边自觉等待。公德心重，凡事先想到他人观感，公民意识高，单此一点，日中两国怎有可能“同文同种”？
中国自从毛泽东祸乱之后才如梦初醒“解放思想”，恍然大悟，原来贪穷不是社会主义。唯四十年来由饥饿一极，摆向全民不择手段捞钱的另一极。本来的儒家伦理摧毁，又学不到西方的理性法治。
日本社会是普遍富裕而不浪费；中国人社会到今日则是民穷而大肆浪费。
因为中国的廉价劳工人口多，中国加入了全球化，成为全球化火车的锅炉，而不是日本。如此则中国文革后的种种恶劣习气扩散世界。
日本像台湾一样保护主义而闭关，反而保存了东方文明的精粹。
新冠状病毒若不源自中国，日本人最厌恶也是在国际上遭到中国人拉拉扯扯，向外人诉说日本文化源自春秋战国汉唐，厌恶处不下于中国人憎恨川普说冠状病毒来自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