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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武汉肺炎推给外国的洗脑工程

最近一星期,中共官方确诊武汉肺炎的统计数据愈来愈神奇,由每日数百宗,减到全国只余下两位数字确诊,不但远低于韩国、意大利、伊朗,甚至比起一些人口只有几百万的欧洲小国还要低;中共官媒开始纷纷改变主旋律,由所谓“丧事当喜事办”抗灾,改为“唱好中国唱衰外国”;中共外宣想“洗底”,派“专家”锺南山等声称,即使病毒的疫情始于中国,但病毒的来源“不一定”是中国;然后“心领神会”的五毛党、小粉红,就开始创作出的新病毒来源版本,重提病毒来自美国的阴谋论,以至开始窜改新闻,把武汉肺炎称为“日本新冠肺炎”以至“美国新型肺炎”。

一开始很多人都一笑置之——什么嘛?难道疫情如此严重,中共还想蒙骗世人?难道愚蠢的以为,先把武汉肺炎改称作“新冠”,然后就可以推给拥有新冠村的日本吗?亲共传媒把“美国”连上“新型冠状病毒”,中间故意漏了个“的”字,就可以令人忘记今日发生过什么事吗?很可悲的,是中共早已成功控制了华文传媒的语言,思考角度,以及控制全球绝大部份的华文传媒。举例说,对2003年SARS“非典型肺炎”的纪录,部份甚至把SARS的发源窜改成香港,而更多是把香港受广州退休教授刘剑伦带入病毒的拖累,说成是香港能够战胜疫情,全靠中共中央的帮助,一如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明明是香港自己战胜外国炒家,几乎所有华文记载,都说成是全靠中共中央,然后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几乎人人都学习了这两段虚假的历史,经常以此作为“证据”,去直斥香港人对中国政府“不感恩”。

德国纳粹党宣传部长戈培尔,曾留下名句:“谎言如果重复一千遍,而又不许别人揭破,许多人就会把它当成真理。”因此中共才如此焦虑,必须先把“武汉肺炎”改为“新冠肺炎”,然后才能后续的操作;然而更可悲的,就是中共一旦把肺炎“定性”叫作“新冠肺炎”,香港几乎所有传媒都立即跟从,明报坚持了一段日子,在3月4日也跟从,叫武汉肺炎的纸媒,几乎只余下其老板刚被政治检控的苹果日报,这其实也在香港人的预计之内,因为香港传媒早就被中共完全控制;然而更奇怪的,就是台湾的传媒也大遍沦陷,大量传媒以及评论文章,都跟从中共的指挥改口作“新冠肺炎”。

又或者大家又会认为,台湾过半传媒早就被列为“红媒”,早就人所共知,被中共收编了,因此这种事情也不奇怪吧?于是更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多间海外知名英文传媒的华文网站,也同时跟随中共的指挥捧,一起改称“新冠肺炎”,这问题就大了——因为要迁就来自中国的读者?还是因为在海外华文传媒工作的,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传媒人?

纯粹从疫情的名字,或者仍然是小事;但中共的统战与洗脑,就往往是由这一连串的小事所组成,然后成功达到其政治目的。举例说,以往在香港走私奶粉与日用品往中国大陆的行为,被传媒洗脑“约定俗成”叫做“水货”,然后把这些走私者叫作“水货客”;即可见大量“望文生义”的“评论家”,说“水货”什么地方都有,甚至可以充实大家的生活云云。从这种反智的现象,即可见语言词汇的威力——把走私改成水货,就会把走私的行为,视为风马牛不相及的“引进平行进口的货品”,把走私瞒税说成合法报关,把犯法的事合理化;因此从来对中共来说,严格控制事件的“政治定性”,然后统一词汇,就是中共用来控制思想最有效的工具,一旦向中共的语言屈服,就大开了方便之门,让后来者“望文生义”,用虚假与错误的角度,把事情的真相埋没,而配合中共如此作为的,都是帮助中共洗脑统治的共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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