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前的十多年，西方主要媒体大都将亚洲总部设于香港，一方面密切关注主权转移前后的动向，另方面也以香港为基地前往急剧变化中的中国和台湾。97后，西方大都认为香港、台湾的大局已定，西方媒体也大部份从香港撤出了。反送中运动诚如坂井先生所说，使“香港久违地重返世界史的前台”。去年6月以来，西方媒体又聚焦香港，香港每一天都占据西方主要媒体的头版。然而，除报刊之外，香港事态未见在西方、日本的书店有出版物，也许是写书较严谨，需时较长。日本能找到我在2013年底出版的《香港思潮》，观察到本土意识与香港反送中的社会意识联系，算是有眼光了。尽管本土意识非我所创，我也不是主要论述者，但我很欣慰在国际书市中，为香港人的自由意志发一点微薄的声音。
我知道日本去年选择这本书翻译，与反抗运动有关，于是也主动提出为这本书写一个日文版的序文，较详细地对反送中作回顾与前瞻的剖析。全文近7,000字。序文再加上坂井先生写在前面的解说，相信可以使长久以来对香港已经陌生的日本读者，有一个初步了解。
也许香港读友也想略知道我的序文写些什么，甚或也想对去年以来而至今未息的运动作个回顾。今天起，就在本栏作摘要。序文的开头是：经过2019年，香港已经变得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几乎是每天都发生的街头示威与抗争，每天都发生警察的暴力和示威者的暴力，每天都发生政府和警方对所有事态的荒诞而极少人会相信的解释，把香港推向一个急速沉沦的境地。
民调显示市民对警察信任度产生颠覆性改变。一个“安全与秩序”名列前茅的城市，短短几个月就变成警察不可信的城市。对于我这个在香港居住超过70年的媒体人来说，见过香港及世界的许多变迁，一个地方在这么短的时间如此急速地沦落，还是第一次见到。
急剧变化是表面现象，潜伏的原因十多年前就开始在香港社会埋下了。潜伏原因就是香港本土意识的兴起。
回顾香港的历史和中英谈判导致主权转移等等事态，当时香港人尽管对中国的承诺不信任，但没有选择余地，只能够勉强接受。在1997年主权转移之初，大部份香港市民都接受一国两制，认同自己是中国香港人或香港中国人的身份。
但中国信守诺言的时间不长，共产党人的本性就是有强烈的权力欲，取得主权后要中国掌权者能按照自定的规则忍住手不去干预香港事务真是很难，而香港这个与西方世界接轨的都市对中国经济起飞后的暴发户们的引诱太大了，于是在掌握香港主权后，随着中国在全球化中与西方的关系趋于密切，中国就开始从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渗透香港，香港人的生活空间被压缩，对由中国委任的特区政府越来越不满。加上中国在国内压榨人民权益的消息也不断传播到香港，香港人前往中国越频繁，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了解越多，就越对特府在政经社加紧与中国融合的政策反感，而维护香港本地权益、要求同中国区隔的意识也就出现并快速成长。这就是香港本土意识。
本土意识开始兴起时，受到传统民主派主流的割席甚至谴责，传统民主派也就是大中华派，而年轻一代则多属本土派。两派在相当长时间的对立，香港人已经熟悉，而我就在序文中向日本读者作了详细介绍。建制派拥有最丰厚的资源与权力，传统民主派亦拥有一定资源和政党权力，年轻本土派就既缺资源又无权力，但社会思潮却向本土派倾斜。
市民都被迫成为本土派
本土派既缺资源又无权力，社会思潮却向本土派倾斜，实有赖于2014年的占领运动。尽管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占领运动却使香港自主意识既广且深地植入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意识中。但更重要的，是自梁振英到林郑担任特首的几年，全面执行北京对香港民主力量的打压政策，先是针对本土派，继而扩大到所有民主派，包括大中华与和理非，使香港的政治、经济、社会政策全方位向北京倾斜，完全无视香港人的权益与需求。2016年香港发生农历年街头勇武抗争运动，当局以暴动罪控诉年轻参与者，作不成比例的极重判刑，香港首次出现政治犯和逃亡外国的政治难民。政府又肆意取缔一些年轻人的参选资格，和取缔一些民主派的议会议席，由此造成行政独大，不受立法机关监管。这样，林郑政权就认为可以肆意妄为，到2019年3月，林郑推出修订《逃犯条例》，终于使全面听命北京的政权踢到铁板也。
修订《逃犯条例》，违反了所有香港市民，包括建制派、工商界和不问政治的市民，对于在香港和在中国的法律权利的基本认知，林郑政权一意孤行，并且拒绝与法律界人士沟通解释，恃着中联办向建制派施压，准备强行以立法会多数票通过。这迫使几乎所有市民都变成了维护香港本土权益的本土派。
我回顾了6.9、6.12、6.16，林郑宣布暂缓修例，五大诉求，然后简述7.1、7.21、8.31和陈彦霖、周梓乐以及大量尸体发现，中大、理大的攻防战、被围困与脱逃，不断传出被捕的抗争者在拘留处被虐打、被性侵、被强暴的消息。每天直播的画面，与次日警察的谎言，形成强烈对比，从根本改变了沉默大多数的观念。林郑政权以一味加强镇压去平息示威和抗争，而不是从政治上去解决，这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制造出更多问题。香港越来越多人认为林郑政权与民为敌，政府与市民、警察与示威者、甚至警察与年轻人的对立越趋严重。警察过度暴力激发街头的破坏行动。大多数市民对警察暴力和抗争者暴力是支持还是反对？在理大抗争的堵路事件后的全港区议会选举，无疑就是一次公投。
11月24日选举投票。这种地区事务的选举，从来都是建制派必操胜劵。这次来了一个大翻身，建制派从四年前占七成议席跌至一成多，18个区议会从建制派全部控制，一夜间变成民主派控制了17个区。选举结果显示年轻人除了街头抗争，也参与选举的体制内抗争。而中共和港共对这次选举的事前误判，更成为政权的笑柄。近300万选民的投票，是一次最明白的民意公投，是对统治权力的重击。接下来台湾选举在香港反送中的强烈影响下，蔡英文选情大翻盘，她所获的800多万票，是台湾人反中的另一次公投。
香港局势受全球媒体关注。对香港人的支援声音也在全世界包括日本响起。美国国会迅速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和特朗普即予签署，是对中国的香港政策在国际层面的重击。
让人痛心的是，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在反送中运动中的牺牲惨重，至今有超过7,000人被捕，从去年6月到9月，有256宗自杀案加上2,537具“尸体发现案”。关于抗争者被虐待致死并非法“处理”，在香港已不是都市传说，而是共识。
一年来的深沉感受
去年4月前，我原想写我一生经历的心路历程，但反送中使我无法有心情去怀想过去。近一年香港局势的变化，使我觉得自己过去的漫长经历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以下是我在日文版书中，谈到反送中的几点意料不到的发展，给我带来的深刻感受。
首先我想不到的，是抗争的参与者，一下子扫除过去民主派的分裂现象，无论是意识形态的分裂，抗争手段的分裂，或世代的分裂，都不再存在。大中华与本土，勇武与和理非都彼此包容，不相互批评对立，而各自以适合自己的方式向同一个暴政抗争，并相互支援。
其二，上述现象显示，本土意识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意识。大中华派发觉即使他们认同中国，但中国不认同他们，中共认定任何争民主的作为都是向它的权力挑战，并逐步地而且同样地予以打压。更由于中国近年统治权力越来越绝对与独断，几乎全球的有知者，人人都感到在中国独裁病毒之下，不可能发展民主。与中国区隔，越彻底越好，在香港年轻人中是压倒性的意识，这种意识更向中老年市民扩展。香港独立已经极少人提了，因为这已经是一个不言自明的议题。社会的最大共识是与中国区隔，回复英治时代曾有的自由、法治和社会价值。梁天琦多年前提出的“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经几年潜藏，反送中成为响彻香港各区的最强音。
其三，我想象不到香港年轻人会焕发如此高尚的献身精神，如此善良与智慧。年轻人作为运动主力投入，一直是主导。他们没有领袖，靠的是彼此默契相互配合。从6.12勇武抗争开始，他们成功阻挡了送中条例的通过。其后他们无论在前线抗争，在后方支援，在世界媒体刊广告，极具创意的文宣，创作歌曲，他们的智慧和勇敢，合群而不计个人得失，为香港未来而不惜牺牲的精神，决不像我过去所认识的不涉政治、非常现实甚而是懂得计算的一般香港人。
其四，令我想象不到的，是一群膜拜中国绝对权力的奴才与鹰犬们的无比邪恶。他们视香港优秀的年轻人为敌，只要年轻就有罪，就狠打滥捕。他们漠视民意，专横跋扈。警察的凶残、暴戾、虚伪、无耻，一次又一次的兽性发作。他们决不像是我过去所认识的、曾经接受过英国文明制度洗礼、即使恶行也仍然有底线的香港公职人员。直播影片的影像，从拘留所传出的种种虐待、侮辱甚而强暴的行为，连续出现的警方称为“无可疑”却露出许多疑点的自杀、浮尸，加上“警谎”记者会，让人合理怀疑香港已进入无法无天兼颠倒黑白的暴政时代，被捕者遭受到不仅是杀害，而且是虐杀。这些施暴者不是香港人吧？香港人怎么会残暴无耻得如此没有底线？
其五，我想象不到，一场反送中运动正式宣告一国两制彻底破产。为了维持香港可以继续成为中国生金蛋的鹅的一国两制设计，由中国自己带头破坏，先是蚕食，最后以一个送中条例自毁，更由中国向外宣布《中英联合声明》已经过时来唱出挽歌。林郑多次面对她是否有权的提问，都拒绝回答，警队据闻有中国的公安、武警掺杂其中，在在显示一国两制名存实亡。
其六，我想不到一个反送中，使香港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全世界看到一个弱小的、势单力薄的地方竟然为了自由，可以不自量力地对抗最大的共产专制强权。香港人为自由不惜牺牲的精神，影响各国政治经济力量，使世人不能不考虑，是否应该为了经济利益，而放弃对其他地区人权的关注，放弃对共产强权在世界范围扩张的关注。香港引领着世界潮流。
香港局势未来会怎样？
香港局势未来会怎样？是日文书序文最后一段的小题。因应最近局势的发展，我在此将这段文字重写。
未来怎样？谁都无法准确预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香港人维护自由与人权的决心不会退让，本土化和力求与共产党专政的中国区隔的趋势不可逆转。长远来看，任何一个地方的未来肯定是属于年轻人的。从去年网上看到在外国的香港留学生撑香港集会的表现，比对反香港的中国留学生的表现，二者的质素和思维的南辕北辙，就可以预见两个地方不同的未来。
短期看香港的政治形势，一方面是港共政权变本加厉地与市民为敌，另方面是市民对政府越来越不信任、不合作，并自主采取同中国的区隔行动。区议会选举固然是对中共港共的不信任公投，黄色经济圈就将抗争扩展至经济层面，而随后到来的应对武肺疫情，市民的自主性就更突出了。政府迟迟不封关、呼吁市民不须戴口罩、防护物资分配大幅向警察倾斜等方面都表现出与民为敌的作为，而市民的自主全民戴口罩、减少聚会、小餐室拒绝普通话客的“半封关”、支持医护争取权益等等，都是与政府对着干的做法，而正因为这些做法，以及反送中导致大陆人大量减少来港，才造就香港今日较有效控制武肺扩散的局面。
政府与市民对立的这种社会状态看来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香港人的本土意识和身份认同已经因反送中而深植，因此未来的结果并不取决于香港人的退让，而取决于中国和特府是否聆听香港民意、作出妥协，还是会继续不顾后果的强力镇压，与港人为敌。中国会出动军队摧毁一国两制，或假手林郑政权强化暴力系统，去扼杀香港自由法治的体制吗？还是会向香港人的自主要求退让，重回《中英联合声明》及《基本法》对香港的承诺？从中国共产党的习性来看，实现前者的机会必然大过后者。独裁政权的自残自毁机制永远大于退让求生机制。除非中国遭到不能不作出退让的危机。
武汉肺炎已显现了这样的危机。莫看中国自己报出的感染数字，这数字是为了要全国复工复产而编造出来的。最近中国流行一个段子：“三月不返岗，耗垮共产党；六月不干活，迎来新中国。”新中国是指没有了共产党的中国，段子的意思是不能够复工复产，经济下滑、失业爆涨就会面临“支爆”。这会是中国不得不退让的危机吗？
影响未来的，还有国际因素。香港人为自由的螳臂挡车抗争，已经使国际社会越来越多人认识到，这是西方普世价值与中共价值观的抗斗。去年10月美国众议院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时，议长佩洛西说：“香港人民展现出非凡勇气，与一个拒绝尊重法治、拒绝遵守20多年前保证的一国两制的懦弱政府，形成强烈对比。”“若美国因为商业利益，选择不为中国人权发声，我们将会失去为世界任何地方人权发声的道德权威”。
“因为商业利益，选择不为中国人权发声”，是过去十多年国际社会普遍的唯现实利益是尚的趋向。香港千千万万人宁愿放弃眼前利益，以微弱的力量，以捍卫自由的坚强不屈的意志去对抗专制强权，是希望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了解。至于能否扭转世人的功利主义导向，虽不可预期，但已露苗头，这肯定是影响香港大局的重要力量。
因此，在日文书《香港为何抗斗》序文的结尾，我衷心感谢日本朋友对香港的不自量力的自由意志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