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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督卒”到“起锚”

七十年代的逃港批斗会

1962年那次大逃港平息后,尽管内地边境管制逐年严厉,但偷渡逃港者仍不绝于途。在深港边境那次“反英抗暴斗争”平息后,港英方对偷渡人员一反过去部分收容、部分遣返的办法,对偷渡者,基本上是采取全部收容,并在一般情况下,半年后就发给身份证。这一政策,给偷渡行为增加了一剂“催化剂”,至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知识青年偷渡逃港潮延续十年之久。

偷渡逃港由于边境管制严厉,偷渡逃港者对于偷渡行为的暗语也发生着变化。二十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初,广东地区的百姓,把偷渡逃港暗地里称为“督卒”,把偷渡逃港者比喻成中国象棋的“兵、卒”。中国象棋里的“兵”和“卒”是最小的棋子,身份卑微,未过河前(楚河·汉界)受到严格限制,只能前走,左、右、后退都不行;而一旦过了河,它们就威风大振,横冲直撞,且勇往直前,绝不后退。

一般偷渡者,都是百姓,他们像未过河的“兵”、“卒”一样,社会地位卑微。横在中英边界的深圳河,就是象棋盘中的“楚河”、“汉界”。百姓一旦越过深圳河,就会像过河的“兵”、“卒”一样,为自己的人生奋勇拼搏,也有不少人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在偷渡途中,成为深圳河的祭品。偷渡逃港一般是社会生活困惑的失意者,当时内地政策导致他们共存一种心态:过了深圳河,今生今世都不能再回来了,所有的亲人、同学、朋友,都将相见无期。

1966年5月,广东省公布反偷渡八大基本政策,凡1957年之前偷渡出去的,只要拥有港澳身份证,就属于港澳同胞,此后偷渡出去再返回内陆的不仅没有优待,而且被禁止再出境。

1967年后又出台新规定,偷渡逃港的回归人员,一律不准回港,取消了1966年规定中以1957年划界的规定。随着边境政策日趋严厉,边境安防设施和措施也不断加强,偷渡逃港者要翻越有着现代安防设施的深圳河已不那么容易了,一些“督卒”者,只得另辟新途——泅渡过海。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边境“督卒”的边民走的差不多了,进入七十年代,边境地区大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成为偷渡者。这个群体具有不同于边境老百姓的许多特性。

被发配到穷乡僻壤的红卫兵知识青年,从市民变为农民,物质和精神生活极其贫困,繁重的体力劳动、落后的生产生活习俗、僻狭的地域观念,使他们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灰飞烟灭后,感到极度的沮丧和困惑;各种社会势力和户籍政策的歧视,又使他们不堪忍受;回城无期更使他们感到前途一片暗淡。

从广州上山下乡到深港边境一带的知识青年,最终选择海湾对岸的“资本主义香港”。他们中一部分人,曾经经历过“督卒”,并做着再次“督卒”的准备。这些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叛国投敌者,更不认为自己是“阶级敌人”,他们觉得自己是热爱祖国的,只不过是为了生存,为了人生拼搏而去香港。

此时,国家的政策也有了一点变化。1972年8月,广东省委向中央、国务院报送《广东省偷渡外逃情况和采取措施的报告》。周恩来在文件中批示:“不要什么问题都提到路线斗争上来。”还强调对偷渡逃港者要“示之以威,还要动之以理,而且这后者是主要的,前者不到不得已时,不要滥用”。

1973年12月,广东省委颁布新的政策规定,重申1970年海丰会议部分精神,在个别政策上出现松动,同时强调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此时的知识青年,也把“督卒”一词改为了“起锚”。

“督卒”——过河“兵”、“卒”再也不能回来,起锚开航的船,终归要有返航的一天。

1967年1月,马思聪偷渡逃港,展转美国定居。

1972年,随着中英关系改善,深港边境形势缓和,政策的松动,大规模的偷渡逃港潮再次掀起。

对于在文化革命政治斗争中已不再需要的红卫兵学生来说,逗留在城镇中无学可上,无业可就,无所事事,又天不怕地不怕;有着狂热造反精神。国家最高决策者已经认识到这是一个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问题,国家必须就他们的出路问题尽快做出选择。

当刊登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甘肃日报》放到毛主席的案头后,一下子触动了毛心某个敏感点,十分重视新闻舆论的毛泽东立刻让《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派记者到甘肃会宁县,实地核实稿件的真实性,然后转发全国。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用整版的篇幅,原文刊登了由新华社转发的《甘肃日报》的消息,加编者按,发出了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形成了文化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狂潮,一项解决城市就业压力为出发点的举措马上锐变为一场以“改造人”为宗旨的政治运动。毛泽东在给上山下乡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政治理由的同时,也为在运动内部制造出更多的矛盾留下了伏笔。为了寻找能自由发展的空间,知识青年只得孤注一掷,离开这连吃都成问题的地方,用青春和生命作一把赌注,铤而走险,赴海求生,他们选择了海湾对岸的“资本主义香港”。

在今天书写知青史时,如果缺少了广东知青大“起锚”,历史就不完整,“起锚”应随中国知青史一同进入历史博物馆。

知识青年“起锚”逃赴香港时,已不像1957、1962年的“督卒”,走过罗湖桥、文锦渡、罗芳耕作口岸、沙头角……等等那么容易了。他们必须逃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天罗地网,才能达到资本主义的香港。此时大多知青“起锚”逃赴香港的路线一般有三条:

首先是西路,从东莞进入宝安、南山一带,泅渡深圳湾。由于深圳湾临珠江入海口,很少有鲨鱼,沙滩边又有红树林可作偷渡人藏身之地,风浪相应小一些,泅渡的危险也少一点,悬着这条路的偷渡者多,边警在这一带防范森严,到达海边的难度也加大了。西路潜在的危险是:一、珠江江水在出海口有时和海流会形成漩涡,人一当进入漩涡,危险极大;二、如正碰上退潮、偷渡者一旦被潮水带入伶仃洋,那也就是不葬身鱼腹也得尸沉海底。

也有从蛇口泅渡的,这是后海湾,因为靠近珠江口,所以也没有鲨鱼,离香港的海面距离也只有4公里,下水最适合的时间是每年八月和九月初三到十八之间,根据海潮涨退规律,当地人总结出谚语:“初三十八水顺流”,在这一段时间下水为顺水,游到香港对岸要省很多气力。在遇上落潮的日子,只剩下中间一条水道,海峡很窄,几乎一个多小时就可游过去,但有好也有坏,潮水退去后,岸边有一段很宽的地带潮泥又深又不好走,走起来目标又大,又吃力,有些偷渡者不得不在潮泥中爬行。一旦偷渡者碰上海蚝,会把大腿及身体割得遍体鳞伤,尽管这样,后海湾还是知青“起锚”的热门地点。

其次是中路:也就是所谓的陆路,由火车路或直通宝安县的公路过樟木头、布吉镇进入猫窝山,梧桐山,再从文锦渡、福田、梧桐山、流浮山到沙头角,这30公里左右的地段,翻越铁丝网或跨过深圳河就到香港,深圳河不宽也不深。梧桐山,山势起伏雄伟,峰峦叠嶂,千仞峭壁,怪石磷峋,树木稠密,杂草丛生,是偷渡者躲藏的好地方,因偷渡者在梧桐山南麓,冲下山就是盘山国防公路,越过公路,翻过铁丝网就是香港。但有不少偷渡者,夜间行走,不小心跌下陡似斧削的崖壁,后来偷渡者称那些地方叫“舍生崖”、“断魂崖”。因为是陆路,中路成了边防最严密的一段,铁丝网是现代化感应装备,加之林立的流动哨和潜伏哨,无处不往的民兵、警犬,以至于这一路竟被当局形容为为蚊虫都飞不过去的边防。

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知识青年们想尽了办法,如到动物园收买饲养员,收集老虎粪便,一边走,一边撒,警犬闻到老虎粪就不敢追了。

所以还是有不少知青翻越了过去,更有甚者,女知青硬是从铁丝网上爬过去的,这一方面她们应用了屏蔽技巧,配合了可能还有边警的同情和宽容,有意睁只眼闭只眼。

第三是东路:即是从惠州过龙岗,进入打鼓岭、沙头角、盐田、大梅沙、小梅沙、泅渡大鹏湾偷渡到香港。东路最危险:一、有鲨鱼,不少偷渡者就在东路的大鹏湾葬身鲨鱼鱼腹。二、退潮时,偷渡者极易被水流从大鹏湾带入大洋。这里的边防守卫松一些,不少人选择从这里下水。

大鹏湾的狂风恶浪,鲨鱼也吞食了不少人,尽管如此,以青春和生命为代价的知青,从这里逃港成功的也不少。

从“起锚”偷渡的主要途径来看,海峡毕竟是要游过去的,这就要求每一个“起锚”者,必须具有过硬的游泳技能和超强的体力。

知青们为了促进“起锚”的成功,往往利用回广州的机会,在游泳池里练游泳,常常是一下水就是七、八个小时,一游就是数千米。

有些人为了提高“实战水平”选择珠江游长途。于是广州西村水厂到羊城八景之一(石门反照)的一段十公里的河面上,成了“起锚”者的练习场,这种实练比游泳池里练更加实用。

为了在海中更安全、“起锚”者还必备充气设备,当年泳圈、气枕,在宝安海岸沿线,是违禁品,尤其泳圈是根本不可能带到宝安境内,气枕和球内胆,则是知青们想尽各种办法藏匿着带走的。

起锚客奇招出尽:用数量较多的避孕套,捆成一捆,吹气后拴在身上,经济实惠好用,携带安全、可靠,边岗谁也想不到避孕套竟会成为“起锚”者的“救生衣”。

当年,为了堵截“起锚”者,在东莞县和宝安县交界处,即樟木头以南,建起了第一道封锁线,再往南,还有第二道和第三道……真是路路设卡,村村设防,荷枪实弹的军警、民兵、流动岗哨及便衣,还有用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武装起来的老百姓,加上警犬,真是全民性,全方位立体堵截组合。

这些措施迫使“起锚”者自进入宝安县起,就只能在夜晚翻山越岭,“起锚”者与堵截者,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

今天,开车几十分钟就得走过的地方,当年“起锚”的知青地形不熟,尽管手中备有简单的地图和指南针,白天不能走,躲在丛林、草丛中,活受蚊虫、蚁群叮咬之苦;晚上也只能靠微弱的星光在草丛、荆棘中走;除了当心蛇蝎攻击外,最当心的是要回避巡查人员,一个晚上走不了几里路,几十里的路程往往要走上七、八天,甚至更长时间。遇上蛇蝎,野狗袭击只能算是运气不好,遇上军警、民兵的抓捕那可真是命苦了。

一旦被抓捕,逃港是叛国投敌,必须对起锚客执行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进“大仓”(当地关押逃港者的拘留所),在“大仓”的标准是一天四两米饭,半个月下来,人就要瘦一圈,而且还要开批斗会,写检查、写悔过书,把你身份调查清楚后,送回原单位或户籍所在地。知青们就是被送回所在农场或农村生产队。

送往农场的一般要吃很多的苦头,因农场的职工有些是原上过战场而从部队转业下来的,他们立场坚定,阶级斗争意识强,恨透了敌人,所以送回农场的知青,十有八九都要挨打、受批、活受罪。后来被抓到的农场知青,死也不讲是哪个农场,或者胡乱招供成一个公社,而送去时人家又说他们不是该公社的人,知青们就利用这样送来送去的时间,中途逃跑,回到广州准备再次“起锚”。

插队的知青,送到生产队后,大队也得开批斗会,早期,被批斗的人吃了苦——挨过打、挂过牌子……随着时间的推移,“起锚”的人越来越多,“起锚”成功的也越来越多,相应的,来参加批斗会的人倒是越来越少,群众开会的兴趣也越来越低,渐渐开批斗会也慢慢变了味,主持批斗会的干部渐渐有了点分寸,有时的批斗会,倒像似在欢迎失败者归来的欢迎会。

被批斗的“起锚”知青,站在台上,最想听到的是群众喊口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似乎在鼓励“起锚”者,今后还下更大的决心“起锚”。为了前途,他们必须不断地“起锚”下去,如此,就有知青竟创造出“起锚”十几次才成功的记录。

当有关当局加强堵截从宝安的逃港者时,有知青开创了绕道澳门去香港的路线:从石岐到澳门再到香港。

当年,澳门不像香港,对偷渡者发给身份证,澳门当局抓到的偷渡者都送回大陆,所以追捕上岸的偷渡者是警察的职责和任务。毕竟澳门只有那么大,容纳不下太多的人口。

但一般的葡警也视抓捕偷渡者为赚外快的机会。在澳门水塘和黑沙湾一带,是偷渡者热门的上岸地点,这是因为这些地区十分荒芜。这一讯息葡警知道后,他们深知上岸的偷渡者不知道从何处进入市区,于是葡警只要守住一些必经之途,肯定会有捕获的“猎物”到手。在捕获“猎物”后,如果上级在场,那是警员尽职尽责的表现,成了日后进升的根据。如果条件允许,澳葡警察就看“起锚”者表示如何,能乖乖奉上钱财的,就大路朝天,各走半边,钱财丰厚则还可以“指点迷津”。如偷渡者身无分文,那就得看该警员的良心和当时的心情了。大多数警员还是会出于怜悯,放走了事。

这些澳葡警员信奉的一条底线是:视金优惠,他们的索求也不高,一般是20到30港币。所以从石岐到澳门,再过香港的“起锚”者一般都随身带有港币。至于从石岐到澳门再进香港怎么走呢?石岐是中山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澳门位于石歧的南端。还在国民党时代,从石岐到澳门修了一条当时是甲级的公路63公里。但在石岐与澳门之间有个五桂山从中截开,由石岐为起点的“岐关公路”(石岐至关闸),就分为东路和西路,两条路都是沿着五桂山边走,最后在一个叫肖家村的地方两路再汇合成一路,再向南,可抵达澳门。于是从中山石岐到澳门的“起锚”路线,也分出了东、中、西线三条。东线:由石歧出发,途经南蓢、崖口、翠享村、下栅村,大金顶、哨家村。

当年,下栅村口设有边防检查站,没有边防通行证,很难过关,于是起锚者选择在翠享村就上山走山路。翠享村是孙中山先生的故居所在地,这里山势复杂,山体高峻,没有本地人或认路的人带路,是很难进山后再走出来的,所以边警对山林也管理松懈。

中线:从石岐出发,沿五桂山西边公路走向走。途径北方、深湾、麻斗、白石三方等墟镇,汇合东路直抵南溪。南溪位置十分特别,车站旁有一条小河,过了南溪桥,便是上涌边防检查站。南溪背山,西向坦洲大沙田区,仅有一条村级公路把两个墟镇连起来,边警把守着南溪路上,没有证明,是休想进入南溪或坦洲沙田区。走这条路的人一般都骑单车从公路走,在南溪之前上山,把骑来的自行车扔到水塘里,每年冬天,村民们放塘水抓鱼时,往往会发现“起锚”者扔在鱼塘里,已经锈迹斑斑的自行车。扔掉一辆单车,似乎成本太高,也有讲义气的“哥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骑单车专送朋友上山的。

西路:走西线的人一个最大的麻烦,就是必须先在坦洲大沙田区找个落脚点,待到晚上,再向东、东南、或南三个方向,穿过大沙田的水乡泽国,进入中线的海边下水。也可以在坦洲和水闸、湾仔等地下水。但这路在接近水边时,要穿越一片百多公尺宽的平坦地带,而这一带军警堵截很严。

“起锚”者除了从深圳(宝安)到香港,或从中山(石岐)到澳门再到香港,这些都是非得泅渡海峡。(但从澳门到香港大多是用船)。为了达到到香港的目的,知青们最方便、最稳当、成本也最高的办法就是用小艇或木船划过海峡或珠江口。

这也有三种办法:首先,由“蛇头”带,这就须要交付“蛇头”一笔相当的费用,大约在200-500元之间,这在那个年代,这个价格很高的了。尽管如此,还是有知青,想尽办法凑足这笔费用。

其次,就是买一条船,那得好几个人合伙,这种办法往往当地人也参与其中,因为用船,首要条件是先要了解季节风向,潮汐汛期、水手等。

再次,当地的干部在划船走时,也带走一部分与他们关系好的知青,虽然当时这些知青没有给钱付酬劳金,但一般到了香港后,努力打工,做事,赚到钱,都会感谢他们带自己出海之恩。

知青的“起锚”是要从社会主义的中国逃向资本主义的香港,唯一的突破点是冲破无产阶级专政的天罗地网,才能到达香港。

“起锚”者为了突破这个“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成功者,也是历尽了千辛万苦,回忆起其经历,真是九死一生,叫人声泪俱下,令人感慨万分。

《记忆》2013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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