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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与暴政

瘟疫随着反送中抗争而来,在防疫中,有市民担心社会焦点转移,使人们忘记过去的壮烈抗争,许多手足牺牲,和五大诉求未实现。前天,全身黑衣打扮的年轻人,冒寒风当街跪地展示大纸牌,上写:“致在生和死去的手足:真香港人没有忘记,我们都牢牢记住,大家所付出的”。许多留言反复说我们不会忘记,请手足保重,不要“冷亲”。

不会忘记,是因为瘟疫的蔓延并非源于自然,而是暴政下的人祸。无论在中国,还是在香港。

法国诺贝尔奖作家卡缪,曾以他创作的经典小说《鼠疫》,比喻纳粹德国在欧洲的施虐。1942年纳粹占领法国,横扫欧洲,卡缪在日记中,把横行无忌的德军比为“像老鼠一样”,“人民在忍受着一种处于绝望之中的沉默的生活”。这是《鼠疫》的创作背景。

瘟疫散播死亡,暴政也散播死亡。瘟疫使所有人生活在恐惧中,法西斯军警也让所有人生活在恐惧中。在瘟疫中,人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死神光临;在暴政下,人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军警抓捕。瘟疫中一个个人无缘无故突然倒地而死,暴政下也有一具具尸体从高楼坠下,或被弃尸大海。瘟疫无差别地向人们肆虐,暴政也无差别地向人暴打、虐杀。瘟疫下人们害怕被传染而与人隔离,但又渴望他人的温暖;暴政下人们害怕被出卖而与人疏远,但又渴望相互取暖。瘟疫中被封锁的人想逃离,暴政下许多人也想逃往他处。

瘟疫中,生存的不确定,使许多人荒唐地度日,不顾价值地消费,虚掷生命;暴政中也有许多人过着一味追求官能享受的生活。在小说《鼠疫》中,主人公说:“既然我们在这无路可走的处境,面对集体命运,与其坐以待毙,我们不如抗争。”在暴政下,在用了种种方式抗争而仍然失败,于是也决志“揽炒”,拼死抗争。不是因为有希望,而是没有希望也要对抗,无论是对抗瘟疫还是对抗暴政。

瘟疫使人绝望,强大无比的暴政也使人绝望。绝望是不幸,但卡缪说:“习惯于绝望比绝望本身更加不幸。”习惯,就是彻底放弃,而不习惯,就是不放弃,就是继续抗争。尽管我们对于抗争可以实现真正自由已经绝望,但只有在抗争过程中我们才有自由。因此不能习惯于绝望。

在美国以英文写小说并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和福克纳奖的中国出生的作家哈金,最近在接受台湾一个读书网站的访问时,被问到目前武汉肺炎正影响全世界,从过去的瘟疫文学中,他是否可以找到哪本著作与当下的瘟疫连结。哈金说:说实话,那些作品都没有当下武汉肺炎可怕,因为它们中没有一个霸道野蛮的政府愚弄并欺诈公民。眼前的现实更富有悲剧色彩,更复杂,更让人痛心。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作家的想象是乏力的。

不错,过去的瘟疫文学,以瘟疫比喻极权,但瘟疫与极权毕竟不是同时存在的罪恶体。但武汉肺炎,却同时存在霸道野蛮的政府和散播病毒的瘟疫。这是过去所有的作家想象不到的。

自1985年离开中国后,哈金就没有再回去。被问到在他的情怀里,何处可称为家乡。他说:我没有乡愁,并认为乡愁是廉价的。我很喜欢波士顿,也喜欢加州,但并不以任何地方为家乡。家乡是祖先的地方,不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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