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朋友,你不可无动于衷

前天,大年初二,我离开家乡,回到了上海。人对长期生活的地方会有一种依恋,会在那里得到别处无法给予的安全感,上海于我,正是如此。

这些天的上海,一直阴雨连绵,正如这些天里人们的情绪。平素热闹的步行街上,几乎所有的商店都关着门,行人寥寥。细雨中,有人在遛狗;一对等着过斑马线的年轻情侣,紧紧相拥。在这样的日子里,见到别的生命,相拥的生命,能感到行走的热量和温暖。

星巴克仍然营业,门口有温度计、体温登记册和消毒液,背景是熟悉的爵士乐。请允许我为星巴克点赞,他们无愧于名字中的那个星字!

路过步行街一个酒吧的时候,有人从里面喊:嗨,劳伦斯!我进去,和他握手,互道新年快乐。他对面的朋友说:你们还敢握手啊?我们哈哈笑了,回头消毒呗。

互道珍重后,我迅即离开了。特别不好意思的是,我只看到他的双眼,并没认出这位朋友是谁。

深夜,我再次走出家门,步行街上暗黄的路灯在阴湿的地面上留下斑驳的光影。平素最不起眼的罗森和全家昼夜不息,白色的光溢出,在这个昏暗的雨夜,显得既突兀又亲切。

不能没有光。

2

有人或许会问,一个月前,你还在引用萨特的话:人,无非是一堆无用的热情。怎么今天就成了热量成了温情?

在所有群情振奋的时刻,每个参与者就是一堆无用的热情。存在主义者从来不相信热情有什么力量。

很多人都知道萨特的名著《恶心》,都断章取义引用过他的另外一句名言:他人即是地狱。但不要忘记,萨特和那个时代所有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一样,都不曾远离尘嚣,他们提倡介入现实,从未放弃为人的尊严而战斗。‌‌“我笔下的人物之所以显得格格不入,‌‌”萨特写道,‌‌“那是因为他们意识清晰。他们清楚自己是谁,而且选择成为自己。‌‌”

找到自己、成为自己、寻求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是今天几乎所有都市人都曾在朋友圈自我激励过的。但人们是否真正想过如何‌‌“从个人(Person)变成人(Man)‌‌”,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事实上,这是存在主义唯一和全部的课题。

存在主义从来都不是文艺青年无病呻吟的浪漫主义,而是一种乐观反抗的人道主义。要想成为人,就必须为自己做出选择,承担言行的后果,对自己成为怎样的人承担全部的责任。而选择,体现在行动上。在存在主义者看来,人是其所有行动的总和,离开爱的行动就不是爱,正如没有伟大的作品就绝对称不上是天才。

人在为自己做出选择时,也为所有的人做出选择。即人在自由行动时,也在为所有的人做出示范。我们是当着他人的面找到自己的,人始终处在自身之外,而他本人是他要超越的中心,我们通过行动将自己映射于这个世界。‌‌“我们的责任要比先前设想的大得多,因为它牵涉到整个人类。‌‌”

每个人都在发言,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在这个时候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和行动。无论如何,我都不会选择无动于衷。

3

今天是1月27日,大年初四,此刻是下午两点。我坐在星巴克的窗前,面对着古北路和黄金城道的交叉口,一直都有人走过。我的左边进门处,一个高挑漂亮的姑娘,白衬衫绿围裙,为每一个进入星巴克的人测体温。店里的客人多了起来。

打开微信,都是关于新型肺炎的资讯。朋友圈讨论最多的,是各地的封城、封路、封村,以及,封群。

热泪盈眶的时候到来了,风声鹤唳的时候到来了,冬天最冷的时候到来了。

最冷的却往往是人心。数字的变化,是几乎所有人的话题,但人们从来都不会去将自己置身于任何一个数字之一。人不重要,人的标签和分类才是重点。看,到处都是蠢蠢欲动的‌‌“敌人‌‌”,一片肃杀;到处都有需要救治的‌‌“病人‌‌”,各种谩骂。

正如我的朋友文博士所言,非常时期,人退化成了符号,而不再是血肉之躯,不再是父母、孩子,而是被标注成类别:武汉人、湖北人、中国人、外国人,如此种种。

到头来,这个世界就会被简化成只有两类人:此类人将彼类人看作脑残、病人,彼类人将此类人看作坏蛋、敌人。

这一次,好像没人说,我们都是湖北人;这一次,个人命运又将不复存在,瘟疫会使我们拥有一段集体的历史。疫情面前,每个人都将既是旁观者又是参与者,每个人都将面对同一个事件做出选择,你能无动于衷吗?

4

昨天,朋友圈刷屏的,是科比和13岁的女儿因飞机失事的离去。无法接受、无比悲伤。

我不是篮球爱好者,对科比并不了解,第一次听说他的名字还是十几年前他的被指控。看到这个新闻,尤其看到和他一起的女儿Gianna的照片,心堵,欲哭。

我想说,朋友,如果昨天你为科比和女儿的离去伤心,如果你在朋友圈为他们送上了蜡烛,你没有做错什么。

科比不是故事、不是明星,而是一个传奇。他是和你我一样的人,只是他的身上寄托着更多人的希望、梦想和精神。

昨天,是我第一次看到Gianna的笑脸,在科比的怀里。我无法忘记那笑容,和她的爸爸在一起。

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所有生命都是脆弱的,所有生命都是珍贵的,所有生命的离去都意味着悲伤。我憎恨所有的死亡,面对死亡,我们永远不能无动于衷。

5

加缪在《鼠疫》一书的主人公,是医生里厄。结尾,加缪说,里厄医生就是故事的叙述者,就是加缪自己,就是那些绝不放弃反抗的人。

鼠疫肆虐全城的时候,里厄看不到希望。但他是一个医生,医生的职责就是不能无视身边的苦痛、不能见死不救、不能没有行动,所以他义无反顾、自始至终地将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

里厄医生说,他不想做英雄,不想做圣人,他甚至都无法‌‌“爱上这个让孩子都要忍受痛苦折磨的世界‌‌”。他只是以自己对生命的朴素的敬畏,以对死亡的憎恨尽职尽责而已。

所以,加缪并不想把里厄医生和他的朋友们所做的事情,看作丰功伟绩,他们只是做了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不能跪地求饶,而是要以这种或哪种方式进行斗争,尽量减少每一份痛苦。

他们所作的,没有任何引人入胜,他们也不需要鼓舞人心、激情澎湃的艳俗。也许你会说,他们毕竟冒着生命危险啊!加缪说:‌‌“历史总会出现这样的时刻,敢于说出二加二等于四的人会被判处死刑。小学教师也完全清楚这一点。问题并不在于了解这样推理会受到奖励还是惩罚,而是在于认清二加二是否等于四。‌‌”

所以,我们不需要抬高义举,因为那样会间接地夸大罪恶,以至于使我们忽视这样一种事实,即‌‌“世间的罪恶,总是来自于愚昧无知,善意如不明智,就可能跟邪恶造成同样的损害。‌‌”

正是基于这一点,我并不想去谴责我们某些同胞在这一时刻表现出的亢奋或冷漠,这样做太省力了。但我也无法对亢奋与冷漠袖手旁观、无动于衷,我们都有选择,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

是的,除了坐在星巴克敲键盘,我做不了别的。作为一个写作者,也许我至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推理二加二等于四。

6

今天,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被解放75周年。这几天里,我从国外网站上看了很多关于奥斯维辛的纪录片。正如一位幸存者所言:奥斯维辛就是地狱,是地狱向人间打开的一道裂缝。

就在这个地狱,几年的时间里,110万个犹太生命被系统性地‌‌“消灭‌‌”。希特勒将此称为:最终解决方案。

幸存者说,他们进入集中营后,第一件事就是被剃头、换上黑白格囚服、在手臂上烙刻编号。总之,纳粹分子就是要将他们去人格化(dehumanize),将他们作为人的印记全部去除,以最惨无人道的方式去‌‌“证明‌‌”犹太人就是纳粹主义者眼中的‌‌“老鼠‌‌”。

而无视并肆意践踏别人的生命,最终只是证明了一点:即纳粹分子和那些漠然的执行者才是真正的兽类。

个体生命是否有价值,是否可以拥有做人的尊严,完全取决于你如何对待别的生命。这是价值的判断,这是逻辑的推演,这是历史的结论。

请原谅我前面啰嗦了这么多,才来翻译柳红大姐推荐的集中营幸存者马里安-塔斯基昨天(1月27日)在奥斯维辛解放75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讲,题目是:

你不可无动于衷

亲爱的朋友们,此地解放之前留到最后一刻的人中,依然在世的寥寥无几。我的所谓的奥斯维辛撤离,开始于1月18日。此后的六天半,我和囚友们六百人一队,其中大半,没能走完这个死亡之旅。

不管如何,我活不到下一个纪念日了,这是自然法则。所以,请原谅我接下来说话会情绪激动。

这是我想对我的女儿、我的外孙和今天在座的我的外孙女儿想说的话,我要说的与他们各自的同代人相关,尤其与那些甚至比他们更年轻的人相关。

二战爆发后,我还是个少年。我爸爸是个战士,肺部中弹受伤。对我的家庭来说,那是一个命运巨变的一刻。我母亲来自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三国交界地带,军队打来打去,以滥杀、抢掠、强奸、纵火为后来者毁灭一切。

你可能会认为从父母那里我对战争耳熟能详,但20或25年之后,这些就如同19世纪的波兰动乱一样遥远,与法国革命一样遥远。如今,当我见到年轻人,我感到他们已经厌倦了听到这一切:关于战争、关于屠杀。我理解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我答应年轻人我不会再给他们讲我的磨难,我不会告诉你们我的经历、我的两次死亡行军、战争结束时只剩下32公斤、死神向我亲吻。

我不会跟你们说与亲人分离,以及在被甄选之后,你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不,我不说这些。我更愿意跟你们说我女儿一代,我外孙女儿一代的事情。

我看到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和我们一起。总统先生,您可记得,当您接待我以及国际奥斯维辛委员会成员时,我们曾经聊起过这些事情。

您当时用了下面这句:奥斯维辛并非从天而降。对我们来说,这个再明显不过,当然不是从天而降。

或许这看上去是个老套的说法,但它包含了深刻而且极端重要的认知捷径。让我们暂时想象一下1930年代的柏林。

我们几乎是在市中心,在一个名为贝耶瑞什-维特尔的巴伐利亚居住区,离动物园三站地,如今的贝耶瑞什地铁站附近。在这里,1930年代某一天,公园长凳上出现:犹太人不准就坐。

好吧,你可能会想:这个不好、不公平、令人难受,但毕竟周围有很多长凳,他们可以坐在那里,这OK的。这个地区,当时住着德国很多犹太血统的知识分子。爱因斯坦、诺贝尔奖得主萨克斯、工业家外交部长阿特努都住在这个区。

几天之后,公共游泳池边另外一个牌子:犹太人禁止入内。好吧,你可能会说:这个不好,但柏林有那么多的游泳池、运河、湖泊,基本上跟威尼斯差不多,你们可以去那里游泳啊。

然后,另外一个牌子出现了:犹太人不能参加德国合唱协会。这又有啥关系?他们可以自娱自乐啊,他们自己人一起唱啊。然后又是一快牌子:犹太孩子不准和德国雅利安儿童一起游戏。他们可以自己玩啊,然后这样的牌子一个又一个。

我们只在五点之后向犹太人出售面包和食物。好吧,这实在不方便,选择少了,但毕竟五点之后还能买到东西。到这个时候,我们开始接受不接受某类人。

这时你可以开始侮辱某些人,可以将某些人当成另类。慢慢地,一天一天地,人们–受害者、作恶者、证人以及我们所说的旁观者–都开始逐渐习惯认为一个给世界贡献了爱因斯坦、萨克斯、海涅、门德尔松的少数民族是异类,他们可以被推至到社会边缘,他们会散发病菌和瘟疫。这种危险的想法是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的开端。

当时的政权很聪明,他们满足工人的愿望。五一以前在德国不是假期?没关系,现在是了;节假日里,他们集体组织‌‌“快乐中得到力量‌‌”;他们弹唱着民族自尊的调子消灭失业:‌‌“德意志,从凡尔赛的耻辱中崛起吧,让骄傲重归。‌‌”与此同时,当局看到了民众被麻木征服,他们停止了对恶魔的反应。

这样,政权就可以加速魔化:犹太人被禁止就业、禁止移民。然后,魔鬼穿过里加、库拉斯、到了我的犹太人区。

我们那个区的大多数被送进卡姆霍夫,在此他们将被屠杀于煤气炉;剩下的被送到奥斯维辛,在更现代化的毒气室中被消灭掉。

这里我们看到了范-德-贝伦总统所言的真相:奥斯维辛并非从天而降。奥斯维辛开始于凌波微步,渐行渐近,直至高潮。

我的女儿,我的孙女儿,我女儿和孙女儿的同辈人们,你们可能不知道普里默-列维。他是这个集中营最著名的囚犯之一,曾经刻下这样一句话:这个发生了,因此它能发生,能在任何地方发生。让我来和你们分享我自己的一段回忆。

1965年,我在美国参与人权、公民权及非裔美国人权利的抗议,曾有幸与马丁-路德-金一起从塞尔玛游行到蒙哥马利。

当我的同行者发现我曾被关在奥斯维辛,他们问:‌‌“你觉得这事只会发生在德国吗?还是会发生在别处?‌‌”我说:‌‌“这会发生在你身上。如果公民权被侵犯,如果少数人权力不被尊重而是被丢弃,如果法律被违背,这些就会发生。‌‌”那怎么办?你必须尽力而为。如果你能捍卫宪法,捍卫自己的权力,保卫民主秩序,保护少数人的权利,那你就能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

我们大多数欧洲人来自犹太-基督教传统,不管是否信教,我们都接受‌‌“十诫‌‌”作为我们文明的准则。我的朋友,国际奥斯维辛委员会主席罗曼-肯特,曾在五年前此处的纪念会上发言,他今天来不了了。

从大灭绝的经历中,从愚昧最黑暗的时代里走出,他刻下了‌‌“第十一诫‌‌”:你不可无动于衷。

我想将这句话说给我的女儿、我的孙辈、以及他们的同辈人们,不管他们住在波兰、以色列、美国、西欧还是东欧。这个非常重要,面对历史的谎言,你不可以无动于衷。

当过去被今天政治的需要而歪曲,你不可无动于衷;当少数人面临歧视,你不可无动于衷。多数人决定是民主的根本,但民主同时意味着对少数人权力的保护。

当权力违背社会契约,你不可无动于衷。忠诚于这个诫言吧,第十一诫,你不可无动于衷。

因为,如果你无动于衷,你不会注意到它会降临到你的头上,不会注意到它会降临于你后代的头上,奥斯维辛从天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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