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学圈的朋友，在微信里跟我说，方方太矫情了。
就是那个每天写武汉日记的湖北原作协主席方方。她用平实的语调、细密的语言针脚，向我们呈现了悲城武汉里平凡众生的真实际遇。那是你在新闻报道、电视镜头里看不到的人间。
但是，那样的理应让人产生强烈代入感的悲伤与呼喊，竟然在一些人眼里成了矫情、滥情——人同此心，人的起码的同情心、同理心在哪里？仅仅是因为她的文字里没有讴歌与赞美吗？
如果方方矫情，那么，“县委书记眼中的血丝织成了迎春的花卉”这样的诗句，又该是什么呢？
是的，很多人的脑回沟已经只习惯于接收讴歌与赞美了，其他的统统被定义为负能量。他们不知道，讴歌与赞美对苦难本身并无意义；当然，他们厌恶对苦难的呈现与表达，是因为他们相信那样的苦难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而当有一天它真的降临，才会发现让苦难发声是多么重要。
莫非真如有人所说，只有自己的血才能让一个人醒来？
02
在这里，我主要想说一下作家这个群体。
因为，指责方方矫情与滥情的，不少来自这个群体。
文学何为？作家何为？这曾是一个引起广泛讨论的话题。
上世纪80年代，文学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主角，这一方面是因为动荡时代刚刚结束，被压抑的人性需要释放；另一方面，也跟当时的文学作品具备直面现实的自觉与能力有关，人们能从中更多感知时代与命运的真相。
今天，文学已日益退居一隅，文学刊物也已渐次淡出公众视野。文学被冷落，当然与社会文化生态的多元化有关，电影、电视、互联网、游戏等新兴媒体的兴起，压缩了传统文学的生长空间。
此外，重商主义的兴起，使文学面临越来越多的外部世界的挤压，基于金钱与物质的焦灼，腐蚀了文学的灵魂和原创力。
但这不足以解释文学的急剧衰退现象。它不受人们待见，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作家与作品沟通现实的能力日益匮乏，缺少必要的社会担当，主动放弃了对社会重大问题发言的权利，更多地沉陷于市场，或沦陷于为权力高唱颂歌中，或沉醉于为资本代言的狂欢中。
直面苦难是文学永恒的价值。对现实失语，不能对时代进行尖锐发言，这样的文字无法走出自我陶醉的小圈子，也难以在历史中留下应有的印记。
03
本来，一个作家，对于现实的记录，对于社会公共价值的形成、现代常识的建立等理应发挥独特的功能。但遗憾地是，在各种公共舆论场中，很少有作家的身影。以这次席卷中华大地乃至全球的疫情为例。目力所及，除了方方，我很少见到别的有影响力的作家就此发声。那么多名家、大家，在这个巨大的灾难面前集体失语，让人看到了什么？作协这种源于前苏联模式的机构，在市场经济社会里本身就显得怪异。专业作家由纳税人供养，面对这场由权力失当放大的、给无数纳税人带来痛苦的灾难，不质疑、不批评，我认为就是一种失职。有人说要建设，不要批评。可是，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批评就是建设。换言之，不能容忍批评，不可能有真正的建设。我相信，绝大多数人的批评都是出于善意，都是为了这块土地拥有一个更好的明天。仅就这个方面而言，很多作家的表现还不如普通网友。无论是良知，还是勇气。他们的声音与身影，更多地只是出现在各种新书推介会上。是方方，以一人之力，为文学挽回了些许颜面与尊严。人如其名，她活得有梭有角，她的“方”，衬托出了一些人的“圆”——圆滑的“圆”。而今，方方在网上遭到了一些人的围攻。在这个神奇的国度里，这很正常。那些真正用心行善的人，如袁立，如韩红，不也是遭到不少人的围攻么？不正常的是，我并没有听到多少来自方方的同道的声援。她陷落在另一座孤城里。我看见了他们的软肋，却看不见他们的盔甲。前些年，就是这个群体，那些顶着知名作家头衔的人，以每人一千元的酬金价格，此处省略文，在网上引起了争议。也许，至少从那时起，涂抹在这个群体身上的脂粉与油彩，就已经彻底剥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