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冬天，在中国，有很多人悄无声息地死去；
还有很多没有感染病毒的人在死亡线上挣扎。
76岁的张甫娃离开医院前吐了很多血。这位湖北天门市净潭乡村民罹患肺癌晚期，在天门市人民医院住院近三周，等待接受化疗。
1月底，医院突然通知他出院，说要配合天门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命令，把床位留给冠状病毒感染者。天门市距离武汉——疫情原爆点约三小时车程。
离开医院那天是大年初五（1月29日）的晚上，天门市封城第六天，机动车禁行，张甫娃的女婿先到乡政府开了介绍信，借了一辆三轮车，往返40多公里把老人接回家，一路上遇到很多盘查。
站在天寒地冻的医院外等待女婿的工夫，张甫娃和在美国的儿子通了电话。
“打电话的时候，边咳嗽还边叫我注意身体，我真的好难过好难过，”张西蒙从费城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当时我母亲在旁边哭。”
51岁的张西蒙是张家的长子，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13岁那年，父亲出了车祸，家里经济状况很差，弟弟妹妹辍了学，全家供他一人念书。张西蒙常常觉得自己欠了他们太多。
今年1月初，张西蒙从媒体上得知武汉疫情严重。他打电话给天门老家的人，可是家里人反倒不知情，每个人都说没有事啊。
“他们把这个消息封锁得太厉害了，”张西蒙感慨说，“这就是体制的问题。我真的觉得我的父老乡亲们好可悲，好可怜。在共产党的体制下，我们好像是二等公民。”
张西蒙不知道还有多少病患和父亲一样，因为这场疫情被迫出院。
“我们当然也理解现在是特殊情况，但是我心里真的很难过，难过到每天我都想嚎啕大哭，都想痛骂这个政府，”他对美国之音说。
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严想元1月31日接受《天门日报》访问时说，市里从当地四个主要医院征用了689张床位用于新冠肺炎患者救治。市中心医院的床位“也在腾退准备中，将尽快投入使用”。
被征用的床位的医院还包括天门市妇幼保健医院。张西蒙说：“我不知道那些生孩子的怎么办。”
的确，除了危重患者外，围城中，同样焦灼不安的还有孕妇这个群体。据粗略估算，仅武汉一地，受疫情影响的待产孕妇至少有一万人。
星期日（2月2日），一篇题为《疫情中的武汉孕妇：我想活命，我的孩子也是》的文章开始在网上流传，讲述了疫情期间，被围困在武汉的准妈妈们的艰辛。
文章写道，在孕妇们自发设立的网上互助小组“武汉留守孕妈群”里有200多名孕妇，“由于疫情发生，许多医院成为定点医院，无法进行产检了，孕妇们的情绪恐慌”，“崩溃大哭是常事”。
一位读者在留言写道：“直接看哭掉，怎么会这么难呢。还有其他尿毒症的患者，白血病的患者，一个个的……封城是一句话，后续的配套措施不能缺失啊。”
同样在星期天，湖北省纪委监委通报称，对湖北黄冈红安县华家河镇镇党委书记汪宝权、镇长彭志鸿予以纪律、监察立案。四天前，该镇16岁的脑瘫少年鄢成因父亲被隔离后未能得到村委会的适当照管，独自在农历新年中死去。
疫情阴影下，留守老人、危重病人、孕妇、残障人士、少年儿童等弱势群体的命运更加令人堪忧。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围城中怎样艰难地活着。
湖北封城后不久，旅居加拿大的知名中国问题时评人士文昭YouTube的节目中说：“我做一个悲观的预计，在这几个月内，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人道危机所死亡的人数恐怕会超过由于感染冠状病毒死亡的人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