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乡下是当它逐渐消退之后我才感觉到若有所失。
和上海或者天津这些以商业开埠的城市相比，北京的乡下似乎很好界定，北京有城墙，城墙外面就属于乡下。
我家刚刚从上海搬到京城来的时候，住在西城石驸马桥的头发胡同。头发胡同距内城南墙的宣武门不远，出了头发胡同东口掉头向南，不说是百步之遥，但顶多也就是走道十分钟的路，必能来到宣武门的城根儿底下。
虽然宣武门离我家并不算远，但很久我却没有发现这块宝地。最初见识到宣武门城楼下的野趣还是因为我偶然得到的一只兔子。
上个世纪中国大饥荒的一九六一年，当初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也不知道从何而来，父亲的工作单位分给他一只兔子，一只欢蹦乱跳的獭皮兔。现在想来，组织上大约是希望把兔子杀掉，照顾给父亲一点营养。可是父亲是个食谱很窄的人，连羊肉都不吃，何况是兔子。于是这只獭皮兔便成了我的玩伴，每天放学之后我回到家中，总要先喂好兔子才能再做功课。
但是没过多久，这只兔子就成了我家的“白象”，除了为全家人自己的粮食发愁之外，还要为兔子的饲料发愁。虽然人吃的萝卜青菜兔子也可以吃，但这都是人还吃不上的好东西，怎么可以让兔子跟人争食。好在兔子的食谱除了与人的食谱有这些交叉重叠之外，它还可以吃草，只是在那个年月，不但人吃的粮食十分珍贵，连兔子吃的青草也遍寻无着。
后来还是隔壁的二妈告诉我们，其实到宣武门护城河边看看也许有办法。我们大喜过望，连忙谢了，带着獭皮兔跑到那里去。宣武门外果然是个好去处，河边长满了兔子喜欢吃的青草，并且象如今美国ALL YOU CAN EAT的自助餐馆一样，尽吃管够。兔子见了青草如鱼得水，几个礼拜下来，也果然肥硕起来。但是我到底不能够天天带它去，所以还得在每次带兔子去吃草的时候，多割一些青草带回去，作为它一个礼拜的饲料。
后来天气渐凉，宣武门旁的青草也变黄了。看得出，兔子饿了也勉强凑合着吃，但它的食欲并不高，觉得终究不是个味儿。我也是个没有长性的人，大约过了三五个月，渐渐就把和兔子的交情忘在脑后，况且入了冬，宣武门护城河旁的草也都枯萎了，一来二去兔子也就渐渐断了草料。兔子不象人，人的胆子再小，肚皮饿了实在忍不住，多少也敢抱怨一两声，可兔子说不出，只好忍着。后来大约是忍无可忍，就顺着院墙底下开的一条排水沟溜走了。
事后二妈告诉我，据说兔子溜走的时候她还看到过，但是觉得兔子在我们家终归不会有个好结局，与其在我们家饿死，倒不如让它自寻出路，所以见它走了，二妈也没有上前阻拦。
由于我对兔子的薄情和兔子对我的反叛，那次的结局是双方不欢而散，但我对宣武门外护城河畔两岸荒草萋萋的乡间野趣兴致不减。上学的时候，我经常跟着同学逃课，跑到这里来抓蟋蟀，北京人叫蛐蛐儿，另外随着昆虫的不同种类，还有“油呼噜”和“呱嗒扁儿”这样好听的名字。当年的宣武门外对于我来说已经就算是乡下了。
不过按照当年一般人的观念来说，大多不认为宣武门外算是北京的乡下。因为出了内城，紧接着尚有外城，出了宣武门再向前走，过了达智桥和校场口，还能走到当初已经十分热闹的菜市口。对此我倒是可以姑且让一步，且不把宣武门外算作乡下，那么出复兴门总归应该说是乡下了。北京城原本没有复兴门，那是后来扒开的口子。日本人占了北京之后，并没有将北京城扩大，而是在复兴门以外很远的公主坟一带建了一处“新北京”，许多老人都还知道。我家的邻居四叔就曾在那一带工作，人家问他在什么地方上班，他还总说是在新北京，日后那里也成为一处闹市，但这是后话了。复兴门外一无城墙，已经到了北京城的西界，把这里之外的地方算是北京城的乡下应该问题不大，而且当年我也的确曾在复兴门外享受过一回乡间的温馨。
那是一九六六年的夏天，两个表弟突然仓皇地跑来我们家，说是他们的父亲被学校抓走了。他们的父亲是我的舅舅，因为舅母一直病重，长年躺在医院，两个年幼的表弟便只好送到复兴门外的一处人家照看，平素听他们讲起，那家人对他们似乎很好，他们都叫褓姆作王妈妈。两个人今天跑来，原是周末回家照例向父亲取生活费，但是发现家中已被红卫兵抄过，乱作一团，父亲也不知去向，当然生活费也无从谈起，所以就跑到我家来。因为王家就在复兴门外的乡下，路途并不算远，大约步行半个时辰的路，于是母亲嘱我拿上钱带两个表弟回王家去。我从未自己出过复兴门，心中对那里实在好奇，央求母亲让我在那里过夜，母亲也就答应了。
复兴门左近的城墙早已拆掉，城外的景色也决非昔日可比，靠城根一带的大片棚户正在逐渐被城市蚕食着，但乡间的气氛毕竟与城里大异其趣。河道依稀可辨，大株的垂杨柳树还到处看得到。树荫下，三五人家或是闲聊喝茶，或是吃饭歇息。男人大都赤着膊，露出身上古铜色的肌肉；结了婚，上了点岁数的妇女也少了城里女人的那份羞涩，胸前系着兜肚，转过身去，是比如今洋人时装还要开放的后背。众人听着林间蝉鸟的聒噪，反倒显出一番宁静，似乎无人关心城里的喧嚣，甚至就是这片棚户之外发生的事情都与己毫无干系。
或许是遭受了城中多日的哄闹，见到这处已经很难再算得上是乡下的景致我却受用无穷。记得那晚王家款待我这个不速之客的饭菜是后院自栽的大葱、蘸上甜面酱、卷上烙饼，外加烂糊的棒茬粥，让我至今都难以忘怀平生从来没有尝过的口味。
听说舅舅家里被抄，王妈妈并不打听，只是说，要是回家危险，就先在这里住下去，且不用急着回家。看着王妈妈不动声色的表情，似乎是久经世面，但也似乎是对外界的变化从来不曾在意过。两个表弟有这样人家的照拂，我也就放心不少，回家向母亲总算可以交待得过去。
那晚我就宿在王家，床铺是个大炕，一家人睡成一排。城里虽是风声鹤唳，但王家的人早已鼾然入梦。我有择席之扰，那晚并未成眠，心中总是觉得虽然城里城外只有一墙之隔，但乡下的生活有着一份以不变应万变的富泰，乡下的人心有着一种不受荼毒的憨厚。
乡下既是这般的好，大家都应该跑到乡下去才对，可是根据学问上的说法，城市却比乡下要高明。
我读过考古，也看过大学问家柴尔德的书，明白了其中的一些道理。原来人类历史上除了旧石器时代用火这一大成就之外，还有另外两大革命：一是农业，一是城市。农业不必说了，就是给大家都吃饱肚皮；城市的发明让人类的生活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因此还有了国家。后来欧洲希腊罗马的城邦国家，中国的奴隶社会，许多学问的讨论都离不开城市的建立。当初在国内的时候我到各处去考古，比如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费了半天劲，花了好些钱，为的其实就是找寻最初的城市痕迹，以说明中国人建国的悠久。
上学之后还陆续读过一些高深的书，在此之后我终于明白，人类的最终理想是要消灭三大差别，这三大差别里有一项就是消灭城乡差别，其中暗含着的意思当然不是让城市变成乡下，而是要让乡下变成城市。
到了如今，就象眼下的大学生还没毕业就神不守舍地要往国外跑一样，中国多少农民都梦寐以求要闹个城市居民。如果“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条在科学上据说有十足把握的大胆假设并不需要小心求证的话，那么可想而知，城市肯定是个好去处。
尤其是北京城。头一样，北京是首都，也就是首善之区，什么好事都得先想着它。譬如说，记得当初文化革命闹到大伙儿都快吃不上饭的时候，北京城里虽说也困难，但逢年过节还是可以有些好处，至少可以从别的城市把北京人需要的物资调拨过来，比如说最紧俏的鸡鸭鱼肉之类。我的一位姑爹，学的是冶金专业，原先也在北京城里住，后来脑子一热，情绪一高，支援祖国建设就到了东北的鞍山钢铁公司。这时候鞍山和全国一样，也是困难得很，几个月别说吃肉，肉腥味全没闻过，味觉器官迟钝不说，嗅觉器官也都几乎退化。所以姑爹每年冬天来北京出差，都会不惜巨资在北京买下许多的猪肉，然后将四环素之类的抗菌素药片砸成粉末，涂在猪肉表面上，让我们帮他送上火车，他再将这些经过防腐处理的猪肉挂在窗外，说是到鞍山一路肯定坏不了，他已经试验过多次。当年出关的火车上，窗口外都挂满了各类食品，车窗根本关不严，乘客宁可顶着钻进车箱里来的刺骨寒风也毫无怨言。有的时候，姑爹怕我们看到他把北京这么多的猪肉买回鞍山去，心里不乐意，就会主动把道理解释给我们听：其实他们那里也有猪，因此也应该有猪肉，但是都运到你们北京来了，我这是把它们再运回去。
再说第二样，北京的户口。我当初从插队回城之后，就是因为没有户口耽误了好些事。有个户口，不但按月领取粮票、油票、布票等等不说，政府还给安排工作。而且北京的户口还有一样好处，迁出去可以，再迁进来不行，就象如今许多单行道一样，开车过去可以，要想倒回来就算犯法，可见其难得之处。多少人和领导或是同事抓破脸皮，闹翻了天，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都不说话，其实也就是为了一个北京户口。后来我读书之后毕业分配，有位年兄硬是专业不干了也要把户口落在北京。说心里话，有个北京户口确实是不容易哇！
就因为这些事，怨不得在北京住了一辈子的老舍先生深谙此道，在话剧《茶馆》的戏里借着王掌柜的嘴说：“要不介怎么说，就是条狗也得托生在北京城里么！”
既然北京城里这么好，何不就将北京城再拼命扩大几倍，让凡是想住进来的人都能住进来，岂不更好。按照上述消灭三大差别的高深理论我就曾经这样想过，大概政府也是顺着这个思路，在我这次出国之后，北京城动了大工程，一口气向外扩展了好大的地界。原来北京城圈子的二环路眼下已经是最小的了，还有三环、四环、五环，等等。几十层的大高楼也不知道起了多少，我就想，把这些大楼里面全都严严实实地填满了，还能够装许多人。不过，因为这一拆一建，去年我回到京城去，别的地方不说，光是宣武门和复兴门这些我当年最熟悉不过的地方全不认识了。街上的人多了不知多少，大街小巷里也是摩肩接踵，可是大家看来反倒乐在其中，正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显然北京城里有它不言自明的好处。
不过鱼和熊掌似乎又不可全得。北京城大了，北京城里住的人也多了，空气便不好。原本我就有个哮喘的毛病，每次回京，飞机一落地，我也就应声咳嗽起来。在京城小住几日，呼吸道的痼疾使我苦不堪言，于是自然就想到北京的乡下，想到过去北京的乡下。
为了寻找北京的乡下，我坐公共汽车出城十几里，到我儿时曾经游荡过的地方。但我看不到天上的白云，也就找不到地上的乡下。我问久居京城的人，他们说，北京的乡下其实还有，只是消退了，退到了远处。要是想看乡下，到怀柔去，到密云去。
我还真想办法到了几处，譬如红螺寺，譬如金山岭，我也果然看到北京的乡下，只是如今见到北京的乡下的确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了。
就在我们要返回美国的前一天，遇到在德国读书时结识的朋友章先生，如今章先生已经是中关村一家商号的老板。章家夫妇都热情，力邀我们到京城乡下去赏赏野景，不过说如今到底不比从前，北京的乡下非要走出去几十上百里路是看不到的，幸好他有部汽车，到什么地方去并不妨事。
那天我们起个绝早，先开车到十三陵迤西的左路去看献陵、庆陵和茂陵那几个明朝皇帝荒废的陵寝。一路上，身旁的汽车呼啸飞驰，差不多都是在美国也算得上相当考究的汽车。章先生说，从牌照上就看得出是京城里边大款们的私家车，过去要住大楼的是他们，如今在大楼里住厌了，每礼拜隔三差五带着家人到乡下去渡假的还是他们。只是乡下修了别墅，还有渡假村之类的时髦建筑，野趣便没有了，到乡下去还得往远走才成。
可不是么，后来我们一路走进了锥臼峪。听妻子说，三十年前她的同学在这里插队，来这里会友，一路上荒不见人。如今守着锥臼峪的山口，已经兀地横起一道水泥铁杆大门，里面的点景工程无非是些水泥建造的小桥流水，亭台楼阁。倒是越往山里走，景致越好，可惜我们不胜脚力，时间过于仓促，于是也就半途折返了。
回到山口处，是一排农家办起的餐馆。进去点些饭菜来吃，棒茬粥、贴饼子，口感还是当年的新粮，摊黄菜、香椿鱼，感觉比在城里的卫生还让人放心。
也有名片递过来，说是另有农家院子可以过夜。原来就听朋友说起过，乡下为了招徕游客而大兴土木，并且按照规格等级分别称为地主院、富农院、长工院，入住之后，门口就高悬起写有你家姓氏府第的大红灯笼。问起他们这里是否也有这类区别，经理羞着脸道，目前经营上还没有这般成熟，但也已经有高低档次的不同，丰俭由人，无任欢迎。看看名片上的英文落款，分明还是股份责任有限公司呢。
回城的路上，章家夫妇知道我们明天一早就要动身启程，不免互道珍重。我便告诉章家夫妇，除了牙病之外，我的身体尚称健康，不过久病成医，在美国对牙医还确实有了一番深入的了解。比方说，我们的朋友，牙医虞太太给我的牙齿照过爱克斯光片之后告诉过我，由于我的牙龈保护不好，已经向下消退，牙床也有些萎缩，其后果是造成牙根逐渐暴露松动，最后人尚未衰老，牙齿倒先脱落了。她还说，我的牙齿本身固然有问题，但牙龈的问题更大。听到她的话我在心中吃惊不小：过去我以为人老了，掉牙总是必然的，想来这也是无可奈何的自然规律。可是在哈佛医学院拿了牙科博士头衔的虞太太却摇头不止道，其实大谬不然，只要讲究口腔卫生，牙龈就决不会消退，牙龈不消退，就可以很好地保护牙齿，人活到八十岁还有一口完整的好牙决不是笑话。
我正将我的夸夸其谈向章家夫妇说到这里，心中不禁陡然想到，人的牙齿如此，其实城市又何尝不是如此。城乡之间有如牙齿与牙龈，正像牙龈的消退便意味着牙齿的松动和最终的脱落，乡间的消退难免不是城市衰落的先兆。我们不愿意看到北京的乡下节节退却，其中的道理或许就在这里。
不过，由牙医之道引伸出来的这番心思我对章家夫妇并没有说起。望着窗外一辆辆绝尘而去的汽车和远处北京城里那渐渐逼上前来的一大片灯火，我默然无言。黑暗中，偶然瞥见汽车的里程表上显示出今天从城里到乡下已经开了一百多里路，这时不禁想起幼时宣武门曾经就在我家的百步之遥，复兴门也不过是走路区区半个钟点的距离，心中便不免到底叹了：
“北京的乡下如今离城竟这么远！”
二OO二年五月三日，二闲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