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是地主，父亲保定中学毕业，母亲是下河西刘家的姑娘，更是头号地主，自家有学堂。母亲念过私塾，我从小在母亲怀抱里就听她给我背诵《三字经》、《百家姓》。母亲从不烧香拜佛，而是只要有饭吃就施舍，常说“在家敬父母，不必远烧香”，“受屈人长在”，“好人有好报”。
1958年，我12岁，正上小学。那天放学回家，一进门，我惊呆了，院里摆满了大立柜、八仙桌、条案、锅碗瓢盆，一片狼藉。屋檐上茅草迎风抖着，门上白纸打着叉，帖了封条，上写“1958年7月10日封”。邻居二德告诉我：“你家搬到郎五庄去了。”原来我家被扫地出门了，父亲用一对筐挑走了整个家。“郎五庄在哪儿？”我神志有些恍惚。“在那边，你赶紧走吧！十里路呢。”我没有哭，一边打听方向一边走。路上遇见也被扫地出门的田庆，他说：“你家没去郎五庄，搬到申庄去了。”我一听，打了个寒战，这么多路白走了，泪水终于流了下来。
我一边放声哭，一边往申庄赶。天渐渐黑下来，路已看不见了，大河拦路，也没有桥，只能淌水过河。水漫到我的胸口，水很凉，心更寒。不知道怎么找到我母亲，我哇地一声大哭，越哭越伤心。摸到申庄，我还在哭，房东大婶折一根甘蔗给我，才勉强止住哭声。
我们高村一夜成了共产主义，地主富农全赶走了。大街上安了电灯，昼夜通明。老人进了敬老院，小孩子进了托儿所，学生在学校吃住。那年八月初八，母亲让别人给我捎来亲笔字条，让我当晚务必回去见她一面。当时我们虽是上学，但每天必须砸矿石，大炼钢铁，卫星上天。我见到母亲的字条，没敢作声，捱到天黑，奔向申庄。那天天真黑，伸手不见五指，路两边全是青纱帐，被风吹得沙沙响，心里直发毛，远处还有猫头鹰哭一般的叫声，我的额头上汗珠子直往下滚。
申庄村死寂无声，人们都睡了，我的家亮着油灯。“妈，”我小声叫了一声。“我的宝儿，没吓着吧。”母亲摸着我的头说：“妈在这儿呆不下去了，我得逃难去。”“去哪儿？”“东北，你二姐家。我走后，只剩你一个了，我不放心。”妈掉了眼泪。我安慰她说：“妈你走吧，我不怕，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呢。”妈没再说什么，轻手轻脚地收拾东西，怕房东听见走不成。令人费解的是，妈把几个铜碗悄悄地放在坑洞里。
我们虚掩上门走了。我一边走一边想，整个家都完了，几个铜碗放在人家坑里干啥？人家一拆坑，还不是人家的？但我没说，一辈子都没提这事。
我们母子深一脚浅一脚，母亲是裹脚，哪里走得动。到了固城火车站，天快亮了，我送妈上了火车，洒泪目送，直到看不见为止。
火车站离高林村（学校所在地）还有十里路，得赶紧回去，露了馅就坏了。赶到学校，刚好赶上开饭。从那以后，我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父亲去了北京做苦力，母亲去了东北，三姐正上初二，辍学去了青海奔大表姐，大哥在保定上学，一家人各奔东西。他们全走了，地主的帽子压在我一个12岁的孩子身上。我的老师张口闭口“地主崽子”，村里开四类分子会，我得去参加。会上有人讲：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你们这些地富反坏、反革命分子统统到郎五庄、申庄去了，因为现在我们是共产主义新农村，怕你们兴风作浪，容不得你们这些坏蛋。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十四期，2011-07-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