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我考进了北大中文系。北大那时实行五年制，还有六年的专业。一开学，杨晦主任就在迎新大会上讲，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这里是培养学者的。当作家在我本不过一时兴到之意，无可无不可，那就不当算了，当个学者也蛮好。新同学中不少人本来是非要当作家不可的，有的还发表过小说或诗歌，这时全傻了眼，过了好长时间才回过神来，不得已只好准备当学者。
我很顺利地适应了这里的学习生活。当时名师如云，游国恩、王力、吴组缃、林庚、王瑶、彭兰、朱德熙、吴小如、陈贻焮诸先生都给我们上课。吴小如先生一年级给我们讲诗歌选和散文选，那些作品有若干是我先前读过的，但听他一讲才知道这里面还有许多奥妙，是我过去没有弄清楚或者根本没有想到的。稍后听彭兰、陈贻焮、赵齐平诸先生讲文学史，风格各异，又得到多方面的启迪。读文学作品只是认得那些字能讲出大意来远远不够，这里牵涉到文字、音韵、训诂，要研究文章的作者和时代，义理、考据、辞章，各种学问，一样也不能少。“学问是个无底洞啊”，我对这话有了新的体悟。那些年真的读了不少书，读得比较上路，同过去的囫囵吞枣乱读一气相比，颇有天壤之别。
北大特别自由，课外时间很多，图书馆里书太多了。在一个位置比较偏的分馆里可以借到线装书，一函只要一张卡，一次可以借出一堆来，记得有一回我去借《六十种曲》，特别带了一个大网袋去，费很大力气才运回三十二斋四楼的宿舍。星期天有各种讲座，随便听，最是开人胸襟，益人神智。有一次听图书馆梁思庄馆长开的讲座，才知道除了二十四史以外，还有“三通”以及扩大化的“九通”、“十通”，才知道什么叫“引得”以及它的妙用，才知道想查某一方面的资料如何着手才能比较快地到手。北大的课可以随便旁听，我听过几次讲版本、目录、校勘的课，大开了眼界，得到一个基本的线索以后不再去旁听，自己找书来看。我还到哲学系旁听过名家为高年级开的课，不少地方听不懂，提到的书没有读过或简直没有听说过，两节课听下来，完全坠入云雾。缺少先期知识准备则乱听无益，后来我不再乱听课了，一味听讲座，讲座不要求听众有多少知识准备，容易懂，收获大。做学问当然要多读书，但读书大有门道，过去其实尚未入门。知识的门类甚多，过去所知太窄，非大大扩展不可。
读得多了，听得多了，便发现同一作品、同一问题往往会有不同的分析不同的看法，有的相去甚远，有的差别细微，各有各的道理，为了得一究竟，常常苦思冥想，半躺在未名湖边草地上发呆。老师在课堂上也介绍一些学术界不同的意见，启发我们去思考。我曾经在一份为《北大人》写的小传中回忆那时的情形道：
在母校时，宿舍里几乎每晚都有清谈，上自国家大事，下至鸡毛蒜皮，无主题无旋律无所不谈，重点自然在文学，而文学中又课内课外古今中外阳春白雪下里巴人无所不谈，重点自然在课外。人人以未来的大学者自居，当仁不让，振振有辞，放言无忌，动辄抬杠。抬完了，相视而笑，莫逆于心，洗脚睡觉，明天再谈。尔后三十年间，此种魏晋式或五四式的盛会是没有了，令人思之如失恋者。只有等到老同学聚会时，才能略略重温旧梦，接着再谈，可惜头发渐白，世故渐多，而且行色匆匆，不免是叙旧存问多于无边际的纯学术讨论了。即使偶有讨论，也温文有余，生气不足，失去“火药味”。幸而杠还可以抬得起来，嗓门一高，儿女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意外，来相探视，其实什么也没有发生，与当年相比，小巫而已。（《北大人》第三辑，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页）
后来我写文章对于不以为然的意见往往直截了当地提出不同看法，无意中得罪了不少人。我忘了对方并非自己的老同学。前不久我为老同学曾贻芬、崔文印伉俪合著之《中国历史文献学》写书评，除了对他们取得的突破表示无限钦仰之外，也提了不少意见，文印来信表示非常高兴，说好久好久听不到这样真率的话了。文印正是当年清谈的高手之一。
那时正是经济困难的时期，总是不大吃得饱，同学们一个个面黄肌瘦，还有小腿浮肿的，但图书馆阅览室里人气极旺，常处于饱和状态，稍微去晚一点就没有座位，只能怏怏而出，别求乐土。我因为大哥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教书，常给我加油，没有浮肿。几个姐姐和二哥都到北京来出过差，每次来都给我带来吃的用的，生活费则由二姐每月寄来，伙食和零用均达小康水平，可以大看电影（学校里放电影，无论是大食堂还是东操场，门票都是五分钱），买书。几年下来，买的书可以装四五个纸箱子，也达到了小康水平。这些书绝大部分都是从海淀旧书店买来的，一两毛钱一本，很好的书。去过两次厂甸，也买过几种，例如四部丛刊本的《乐府诗集》、《唐诗纪事》、《文心雕龙》等等，这些书记得家里没有，可惜要一两块钱一部，只能尝鼎一脔，聊备一格。主要还是靠图书馆。
那时我们不大写文章，根据老师的意思，主要写札记，走顾炎武《日知录》的路子，所以绝不打算拿出去发表。写完就放在那里，请老师看看，改一改，或者自己又有新的想法了，也拿出来改一改，改完继续藏之箧底。记得最清楚的是，陈贻焮先生审阅过我写的读阮籍、谢灵运、鲍照等人诗歌的札记，用铅笔在上面有不少批改。去年年初我搬进新居，将原来到处乱塞散在各处的往日丛札作一彻底清理，忽然发现关于阮籍诗的数纸，尚有可观，遂稍加修润，交《书品》发表。还有些旧时札记不宜单独成立，则并入论文作为一节或一条注释；当然也有胡说八道的，无何新意，或曾经算新而现在已经不新了的，便拉杂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以了却旧缘，清出底盘，重新开始。
因为想深入一点做学问，当时还和俞平伯、余冠英等先生通过信，其缘起大抵是课堂上老师提到他们的见解，我有疑问或不同的想法，所以去信质疑请益，诸位前辈热情地作了回答，给我很大的教益。转益多师好处多，我后来又得到许多师辈的指导和帮助。所以等到我年纪大一点而有青年人来不耻下问时，态度也非常热情，以此来回报我的师辈。
我们虽说是五年制，其实只读了四年书，因为整个四年级全用来下乡参加“四清”运动了。先是在北京郊区的通县，一个多月，睡在老乡家的热炕上，所见所闻都挺新鲜，我对北方农村有所了解，这是头一回。古代诗歌里写农村的很多，过去以为好懂，到此时才知道其实懂得很浅。
第二次搞“四清”在湖北江陵，前后十个月。南方的农村又是一番风味。我住的那一家根子户穷得不堪，我和一位同学两个人一头一脚地睡在他家装粮食的木头柜子上，腿伸不直，也不好翻身，就环在那里，倒也能睡得着。进住不久，房东老太婆去世，父子二人自己动手做了一个棺材，准备埋到一块荒地里。因为正在搞运动，乡下土道士不敢活动了，房东大爷要我们下葬时在前面“开道”，就是唱一段葬歌；我们不会唱，而且工作组的人也不能搞任何迷信活动，把这一层意思委婉地说给房东，他听了大不以为然，说：“你们在大学里都学些什么！”当时我们觉得这是秀才遇到兵了，哭笑不得；后来才悟到这里曾经是楚国的故都，我们是该来一首合于老太婆身份的《招魂》才是。下葬那天我们都去了，只见前面有一个他家在邻村的亲戚来“开道”，唱了老长一段，基本听不懂，这应当就是所谓“楚歌”的遗存，很应当记录下来，可惜我们那时满脑袋“四清四不清”，更不敢沾这种迷信的边，默默地帮着挖坑填土。“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运动当中风云变幻，故事很多，这里无从多叙；但总而言之，大家的学者梦基本醒了。中国将发生大的变化，学问恐怕是做不成了，最现实的一件事就是本来四年级要写的学年论文已在无形中被取消。不写学年论文，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而现在则是理所当然的。原来大家已经准备好在四五年级选学一门第二外国语，现在看来也已不能或简直不必了。
五年级主要开选修课，我选了“诗经研究”和“唐诗研究”，前一门课由一位曾经当过工作队主要领导的老干部出身的先生来主讲，同学们忙于写毕业论文，有一搭无一搭地听听，觉得无多精彩，倒是助教金开诚先生给了我们很多切实的辅导和帮助。有人私下甚至说不如请金老师主讲。“唐诗研究”是由林庚先生开的，十分精彩，林先生上课时很像个诗人（这话错了，他本来就是著名诗人），感情很激越，讲到来神处便摘下眼镜敲打黑板上写的几个字，嘭嘭作响，直叫人担心别把眼镜敲碎了。但下课以后围着老师问问题的人比过去少多了，不少同学总有些心不在焉的样子。我因为是课代表（我们班上谁愿意当某一门课的课代表，就由他来当；如果不止一人，则自行协商决定），算是认真的，有一次为一件什么事务还到燕南园林宅去过一趟，顺便请教过几个问题。他的房子比一般老师家宽敞阔气多了，客厅角上还有一架钢琴。林先生一再强调诗要领悟，要与古人心心相印，学究论诗容易“隔”。我完全赞成他的意见，可惜的是有些诗很难领悟，我问林先生怎么办，他笑笑说：“怎么办都行，慢慢领悟。你还太年轻，再长大一点就能领悟了。”当时我虽唯唯称是，其实不怎么明了他的意思。到后来，经历了更多的世事，才发现年轻时因阅历不足，有些诗并未真正读懂。
我们的毕业论文没有写完就停了下来，改为写大批判文章；“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五年级留校闹革命。一直革到1968年春夏之交才拿到毕业证书走人。其间风云变幻，故事更多，这里也无从细说，总之五年级的学生参加“文革”比较而言热情不算太高，有些事情不大高兴参加。为了有点事情干干，我和另外几个同学编过一本《鲁迅语录》，由北大印刷厂印成，64开，塑料封面，像《毛主席语录》似的；又编印过一本《鲁迅旧体诗注释》，32开平装本。当时还有人编印毛主席诗词的注释与讲解，有人编印某一方面的批判材料汇编，真是八仙过海。这中间我还到大同煤矿去办过阶级教育展览，是中央美院的同学到宿舍里来串联把我们拉去的，他们画，我们写，我当时还搜集了不少矿工歌谣。当时觉得这也许不算学问，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到处留心皆学问，是我当时常常想到的两句话。
（选自《温故》（之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