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联办主任换人，坊间已有许多评论与揣测。但有些经验与观察，似乎还没有人提到。
新任的骆惠宁较被免职的王志民岁数大，已经65岁，届退休年龄。刚从省委书记的职位退下，几天前才被任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的退休前闲职。可见新职是仓促受命，也可以说是临危受命的。尽管他见传媒时说对香港并不陌生，但实际上他从来没有涉足香港工作。
以这样的级别、年龄和经验接任中共在香港第一把手，历史上也有过极为相似的一次，就是1983年许家屯派来香港任新华社社长，实际职位就是与现在的中联办主任相同的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书记。许调来香港时是67岁，也是刚从省委书记的任上退下，并刚获退休前的闲职，只不过还没有履新，就仓促调港。许与骆的资历和级别都较原任者高，而且也都对香港缺乏认识，没有涉港工作经验。
在《许家屯香港回忆录》中，讲到他被任命前后的一些事，可以作为这次中联办新任命的参照。
许在1983年春节，曾在苏州接待过邓小平。他原来只被安排与邓小平谈话20分钟，但结果谈了两个多小时，显然极合邓的心意。两个月后，他获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当面通知，要他到香港接受一个艰巨的使命，就是告诉他香港主权将在1997年转移，要他到香港主持这个重大变迁前的过渡期工作。
许家屯在北京，都由胡耀邦、胡启立、杨尚昆、习仲勋等最高层级会见及交带工作。香港工委的顶头上司是港澳办主任廖承志，但习仲勋对许家屯说：“廖承志很少向中央汇报，他垄断港澳情况。”胡启立要求许家屯到香港后，三个月内，向中央作一个较完整的关于香港问题的报告。这说明从港澳工委到港澳办，形成一个权力结构中的封闭系统，中央高层并不能从他们的汇报中了解到香港的真实情况，又或者只得到中央想听的意见。
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还向许家屯讲到港澳工作有“一左二窄”的毛病。许到香港工作，果然受到香港工委小圈子暗地抵制，而传统工委的社会接触则主要是六七暴动时的香港左派，从中取得社会资讯。
这次中联办的高层变动，与许家屯当年调港有相似之处。突然由一个超龄的、高级别的、与香港没有联系的干部来接任港澳工委书记，说明香港工作会有一个重大的改变，只不过1983年是准备主权转移的被动改变，这次是中共掌香港大权后的主动改变。这次中国处理香港反送中显得手足无措，我们会认为是中共极权主义本质的缺陷，但中共会认为是施政方向无效的技术问题，需要有所改变。此外，这次调动说明中联办和港澳办已经由工作多年的干部形成一个封闭系统，中央得不到真正反映香港情况的讯息，或发觉所获讯息有极大误差，其中，相信最大的误差就是区议会选举前中联办向上级通报的讯息。
中国官场文化，与西方最大的不同，就是同一级别甚至同一官位的人，政治能量可以极不对等。同一个官位，因为资历、个人关系，可以直达天庭，能量就比资浅和没有个人关系的干部大许多。
近年来，中联办主任的地位已经相当于香港的市委书记，香港特首只不过是市长。市委书记的权力自然比市长大得多。突然由一个资深得多的干部接任这职位，中国对香港工作的改变可以预期，至于是政策改变还是策略改变，我倾向是后者，因为不能相信共产党要掌控一切的本性会变。接任者与本地没有联系，则说明原有的中共与本地一些人的关系可能淡化，情况或与许家屯来港后相似。
许家屯和骆惠宁不同的是，许是曾经有理想的革命前辈，而骆则是文革中成长的膜拜权力的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