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路梅村，五七年反右前是许昌师专的教师，而且是全地区仅有的两位二级教师之一，在许昌教育界名望很大。整风时，他作为地区教师代表到省城参加会议，会上他谈了三条意见：一、学校考核学生成绩，由百分制改为苏联的五分制不恰当，五分制没有百分制科学；二、统购统销，统购得过火，以致好多农民吃不饱饭；三、个别干部官僚主义严重，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这三条意见分别被扣上攻击苏联老大哥，攻击党的政策，挑拨党与农民的关系，攻击丑化党的领导三顶大帽子。父亲生性耿直，忧国忧民，抗战时就曾因揭发、抨击地方官员贪污腐败、鱼肉百姓，被关进监牢。此次自认为是抱着爱国爱党的信念实话实说，因而拒不低头认错，为此招来灭顶之灾。
那时我九岁，记得父亲天天被斗争到很晚才回家。衣服上的扣子常常被揪的这儿少一个，那儿少一个。黑棉袄背上，不是被粉笔画只蛇，就是画只鳖，天天花样变换。后来父亲连家也不能回了，一家人为他提心吊胆，揪着心度日。不久，我母亲，一个相夫教子的普通家庭妇女，也被街道居民委员会拉到批斗会场，逼她与父亲划清界限，揭发父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哭泣的母亲哽咽着告诉我们，父亲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送到黄河以北修武县劳教了。
我们兄弟姐妹在学校学习都很优秀。哥哥刚上初中就加入了共青团，姐姐一直是学校少先队大队长。五八年春，全市语文统考，三年级的我，是全校唯一的一个100分学生，试卷里的作文被各班拿去宣读。父亲被打成右派后，哥哥的团籍被开除，尚在小学就读的我和姐姐再也得不到老师的青睐。我们如不祥的幽灵，对我们曾经青眼相加的师长们，如今是避之唯恐不及。
五八年暑假后，我升入四年级，新班主任是一个刚从师范毕业的老师，姓翟。这个老师是在反右运动中入党的学生积极分子。每到预备铃响，翟就站在教室里大声招呼班长领唱：“右派右派，像个妖怪，当面他说好呀背地来破坏。”歌声在全班响起后，他总站在我旁边大声呵斥我：“××，咋听不见你唱？大声唱！”天天如此。有时，他让全班停下来，单单让我站起来给全班唱。尽管我已声嘶力竭，他还是呵斥我声音小。放学前，翟老师点评全班当天发生的事，总要先让我站起来，斥责我这样不好，那样不好，天天如此。如此以来，预备铃声响起与放学前最后一课下课铃响起的时间，都成了我遭受羞辱的“单兵教练”时间，学校大门在我脑海里变成恐怖的象征。
开学三个月后的一天，最后一节下课铃响，我习惯性地忐忑不安，准备进入耻辱的“单兵教练”，意外的是班主任竟放过了我。在他点评班里当天情况的时候，我心中暗自侥幸，今天可能被免去“单兵教练”了，尽量低下头，企图让他看不到我，忘掉我。随着他点评结束，我脑海里正为意外免去一次羞辱而庆幸时，猛然，惊天动地，炸雷般的一串话，把低头“潜伏”的我震晕了：“路梅村！大右派！”我的脑海霎时一片空白，随着这声吼叫，教室和天地一起旋转，周围的一切都旋转着，旋转着，离开了我。清醒过来时，教室里已空无一人。我下意识地背上书包，含着满眼泪花离开学校。
到家后，母亲发觉我神情不对，问我怎么了。迟疑一会儿，我说：“我不想上学了！”母亲闻声大怒，拿着棍子颤抖着问我为什么。我哭泣着将放学前发生的事告诉了她，并把这学期开始后我经历的一切都告诉了她。母亲听后愁苦地思索了许久，说：“那就不上吧！”从此，9岁的我永远离开了学堂，开始了为家庭分担负担的艰难历程。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十三期，2011-06-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