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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与了北师大的“九七事件”

1967年的9月,我正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第三动态组(分工负责北京动态,简称“三动”)中担任动态员,也就是每天出去到我联系的一些单位搜集有关单位和社会上发生的事情,无论是大道消息还是小道消息统统搜集起,带回动态组汇总分析,提供井冈山总部作为形势分析和制定战略的参考。同时,油印出版“动态报”发给基层战斗组和交换到校外阅读。

那时,北京社会上已经明确地分成以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北大新北大公社为中心的“天派”(北大反地派,但一般不大参加北航和清华的反地派活动)和以地院东方红和北师大井冈山为核心的“地派”,在社会上互争地盘,互挖墙脚,斗得不可开交。

我在那时是负责文艺院校和一部分社会动态,正在关心当时社会上才出现的“5·16”反周总理现象,涉及到学部以及学部和地派的关系。

8月份,在武汉“7·20”事件之后,一时得意非凡的王力,到了8月下旬与关锋一同被抛出来。随之,经手炮制反军社论的林杰也被揪了出来。这使得天地两派的明争暗斗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因为,天派这边认为林杰和学部的李广文是地派的“黑后台”。

由于林杰和谭厚兰曾经是同学,而且在文革期间又有紧密的联系,加以林杰的特殊身份(《红旗》杂志社编辑),我们就认定林杰是谭厚兰的后台。1967年8月林杰一被揪出,天派中的许多头面人物就认为:这样一来,师大谭厚兰的“井冈山”必垮。9月初,谭厚兰又以个人名义在中宣部贴出大字报为林杰翻案。更加加重了天派认为谭厚兰在和中央文革唱反调。

9月初的几天,“三动”加强了对师大的动态收集。我也到师大去看大字报,不过也只是一般动态而已,一个苗头就是师大反谭厚兰的“井冈山造反兵团”似乎恢复了活动。9月5日的晚上,“三动”开会时,就有人传来消息说:“师大革委会造反了”。第二天就有人把师大的大字报抄了回来,是师大的革委会成员樊立跃、黄家林贴出大字报造谭厚兰的反。

9月6日晚上,突然轻工“红鹰”的头头朱成和作战部长王启凤来到“三动”的乙所,问天派的头头会在哪里开?不久,机院的作战部部长洪雷和人大三红、体院“兵团”都来了,“三动”的负责人张树有也来了。一起去了“井冈山”团派的总部工字厅后厅,等了一下,无人知道。后来人大说,是否改到北航去开了。赶快打电话去问,果然会议改到北航了,说:赶快大家都到北航去。还说:清华再去几个人。于是,体院、人大等校都开了车去了。清华则由王其林、张树有和我骑了自行车赶到北航去。到北航之后,有人把我们带进了教学区(北航的教学区是禁区,有军队保卫,不是北航的人不能进去),到了一个很大的教室,里面大约坐了有50到60人,围了一个大圆圈,中间是发言的人。蒯大富和韩爱晶都坐在中间。清华“井冈山”除了我们以外,还有管后勤的常燕群。

我们到的时候会议已经开了一半了,记得我进去时是一个女的在讲话。我问了坐在我旁边的北航红旗的作战部长刘德威,才知道发言人是师大“井冈山造反兵团”的头头王颂平,他们另一个头头叫铁崇光。另外,师大革委会中造反贴大字报的樊立跃、黄家林和另一个姓李的也在那里。我的印象是,王颂平正在发言,内容好像是对樊立跃他们的造反表示不信任,认为他们和林杰本来就是一伙的。不相信他们是真造反,不愿意和他们合作。而蒯大富和韩爱晶都建议他们两家合作,至少在反对林杰这个共同的目标下联合起来,把明天师大“井冈山造反兵团”恢复活动的大会开好。让樊立跃回去把明天用的广播器材等设备准备好。随后樊立跃等三个人就先走了,这边接着开会。

似乎是一切都已经商量好了。第二天要在师大开“造反兵团”恢复活动的大会。蒯大富统一了口径,叫做“打倒5·16集团,打倒林杰,师大造反兵团恢复活动大会”,口号要喊:“谭厚兰悬崖勒马”,不要喊:“打倒谭厚兰”。这样大会不会被人揪住辫子。又有人提出:“只怕地派来冲会场引起武斗”,于是决定,各校都多去人,纪律一定要好。体院刘长信说:他让运动系的人提前进场保卫主席台。后来不知谁又提出,最好天派集合起来一起进场,这样声势浩大,又可保持良好的纪律。最后,北航刘德威总结了几条:(1)各校尽量多发动人去,(2)遵守纪律,(3)明天早晨都到北航南操场集合一起去师大。而且决定了由清华的鲍长康代表天派发言,由清华拟发言稿,原因是鲍长康在清华9月1日已经对林杰的问题发表过一次影响比较大的讲话,而且派性十足。韩爱晶说:“就让他再表演一次吧”。

记得蒯大富说他也想到师大去,韩爱晶说:“你别露面,留一步,我(指韩自己)认识的人少,在底下转转没什么,你不要去,找个离师大近的地方,设个前线指挥部,有人给你通风报信就行了。”当时。刘德威就提出,把老蒯坐镇的地方设在电影学院,那里离师大近,又是天派的“井冈山”掌权。蒯大富也同意了,在那里当不露面的指挥。

对师大造反团的大会的具体工作也分了工,北航送一面“师大井冈山造反兵团”的大旗,清华为大会作一个横幅,装一辆广播车。参加大会的人数,蒯大富说:“我半小时就可以调动三千人”。韩爱晶说:“北航去两个系”。还说了:今晚一定要通知那些没有参加今晚会的学校明天去参加师大的会。最后又一再问师大的王颂平还需要什么?韩嘱咐王要把明天的发言准备好,把人组织好。那时,北师大的“井冈山造反团”大约不到一百人。

然后,各校分头回去组织力量,蒯大富派车送王颂平回师大去。散会之后,蒯大富把我们三个人留下,说:明天谁跟我去电影学院?张树有就推荐我,说我去最合适,搞文艺口,和电影学院的“井冈山”也熟。蒯也同意了。进一步分工,张树有负责回去通知其他学校,王其林回去组织人连夜做横幅装广播车,找鲍长康准备发言。蒯大富告诉我,明天一早6点钟在静斋门前上车。

这样我们三个大约半夜1点钟回到学校,我回宿舍睡觉了。

9月7日早晨6点钟,全校的高音喇叭就大声喊叫,组织兵团的人去师大。我则到了静斋和蒯大富坐车去电影学院(新街口豁口外小西天路西),常燕群开了一辆三轮摩托跟在后面。先到了北航的红旗院,时间尚早,蒯就让我和常燕群先到师大去看看。我坐了常的摩托就去了师大,从前门进后门出走了一趟。觉得情况很好,“造反团”在大门处摆了签到处,校内大字报很多,几乎都是揪林杰、揪谭厚兰和批判谭厚兰的大字报,还有不少从“井冈山”造反出来要求参加“造反兵团”的表态大字报,而且听到今天早上师大广播台造了反。我看了觉得形势简直好得不得了,赶紧回到北航向蒯和韩汇报。

于是,蒯大富和刘德威带了我和常燕群去到电影学院,我去把电影学院“井冈山”的头头居联贵找出来。居听到蒯和刘来了非常高兴,并说他们立刻装一辆广播车去参加师大的会。

7点多钟,有人从师大来,说:师大有人抓起了谭厚兰,要批斗她,但不知是谁抓的,反正不是“造反兵团”抓的。蒯大富和刘德威听了都急了,说:“抓不得,斗不得”,赶快去看看。于是,刘德威拉上我就赶到师大去,在宿舍找到了“造反兵团”的王颂平。王说:“樊立跃今天早上突然搞了一个‘专政委员会’,把谭厚兰抓了起来,还说这个‘专政委员会’里面有‘造反兵团’参加,但是,我们不承认我们参加了”。我们问:“现在谭厚兰在那里?”王说:“现在谭保护在我的宿舍里”。刘德威说:“赶快放了,否则他们造谣说你们扣了谭厚兰”。于是,王颂平立刻派人去把谭厚兰放了。

在师大操场上正在布置会场,清华的王其林、王文鼎、李国柱都在忙,鲍长康也到了。但大队人马还未到,我又和体院的同学坐了车去看大队走到哪里了。沿途迎上去,在土城附近看到了庞大的队伍正在走过来,几个学校的天派队伍浩浩荡荡一眼望不到头,后来说是有上万人参加。我还说,这一回是个“天派队伍大检阅”。

等到大队伍进了师大,到了操场,韩爱晶、朱成、刘长信等人都到了。韩爱晶看形势很好,就派了北航的车到电影学院把蒯大富也接过来。大会开得很顺利,到中午就结束了。

我有印象,在师大操场上,遇见地质学院的田春林和王大来,他们在找蒯大富。我带了他们去见了蒯和韩,他们一起又到电影学院去谈话了。我未参加,不知道他们谈了什么。

当天晚上,我在“三动”就听到了消息。当天下午,北京卫戍区的李钟奇司令员到师大去了,宣布:“开万人大会斗谭厚兰是错误的”,并宣布将樊立跃、黄家林、李五权等三人拘留审查。当天,中央文革批评了蒯大富和韩爱晶,不应当颠覆师大的革命委员会。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北师大的“九七事件”。事后,谭厚兰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重新执掌师大的大权。而“造反兵团”和被关押的樊立跃等人后来的遭遇如何,由于断了联系我就不清楚了。当时,我对李钟奇在师大宣布的决定有意见,我认为:在师大开万人大会是“造反兵团”恢复活动,这和斗谭厚兰是两回事,不应当扯到一起。

这一次,北京天地两派借着8月底中央文革中王力、关锋被揪出来,穆欣被逐回光明日报,红旗杂志社又揪出了林杰,谭厚兰十分被动之际,天派企图颠翻谭厚兰和师大革委会。那一次,派性的大发作是前所未有的,认为时机对天派十分有利,准备一举给地派一个重创。在“九七事件”中,天派是倾了全力投入的,没想到最后还是中央文革说了算,谭厚兰被保了下来。我们这一大批人瞎折腾了一阵,到了最后天派、地派谁也没赢。只有把我们这些人玩弄于手掌之中处于幕后的如来佛一举定音,让我们双方都灰溜溜地夹着尾巴走回去。天派想翘尾巴也没翘起来,地派,由于林杰的被揪出,谭厚兰受到重创,尾巴也被割掉了一段。两败俱伤,没有胜利者。

2016年3月15日

《记忆》2016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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