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舅家世代为农，临解放时买些田地，盖了几间房子。土改时，外祖父、二舅、三舅被划为地主，房子被没收，人被扫地出门。1960年大饥荒时，外祖父母和二舅先后饿死。大舅之死是我家讳莫如深的话题。隐约听村里老人们说，大舅是被枪毙的。我曾多次追问母亲和三舅，皆不得确答。九十年代我上大学后，母亲和三舅才陆续告诉我大舅之死的真相。
大舅自幼聪明，好学上进，弟兄三人，外祖父只供他一人上学，一直念到大学，加入国民党。大舅毕业后回乡任公职，不久当上乡长。1949年，大舅被捕判刑，50年秋镇反时被拉到乡里学校操场，在群情激愤中“就地正法”。外祖父一家事后才得消息，强忍泪水（反革命家属不得公开表达感情）去收尸。大舅横尸操场边的田埂上，身下一滩血。外祖父把大舅的尸体拉回来，连夜掩埋，不敢留有坟头。大舅是个书生，当了很短时间的乡长，是旧政权最基层的公职人员，不是恶霸，也无命案，更未暴力反抗新政权，却未经审判，被群众大会执行枪毙，真是冤哉。
旧政权的高级官员，大多被制成统战标本，不但不杀，还被安排成政协委员之类。当时定反革命罪非常草率，不经任何审判，乡里某个头子甚至村里小头目都可以决定枪毙镇压反革命分子，往往在学校操场之类开阔地上开个群众大会，就予以正法，滥杀妄杀非常普遍。许多无辜的人被杀，还给亲人留下屈辱的反革命家属帽子。镇反已过去半个世纪，反右、文革都予以平反，至今却仍未给镇反一个说法。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十二期，2011-04-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