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24日香港中学生放学后在乐富聚集抗议（路透社）
香港“反送中”抗议爆发了超过3个月，年轻人走上街头争取诉求，从和平示威逐渐变成持续的警民暴力冲突。社会陷入撕裂，政见不同引发的骂战和打斗不断在多个社区出现。
而这种冲突和分裂，同样困扰着香港许多家庭。据香港电台8月中报道，示威期间至少有约50名青年与家人争吵，被赶出住所，需要向一些组织寻求协助。
BBC中文访问了55岁的黄妈妈和她的大学生儿子阿铭。阿铭与父亲在7月中因为政见吵架，再没有踏足家门。
黄妈妈说，每次有抗议活动，都怕下一个被捕的人是自己的儿子，起初她认为示威者被洗脑，质疑有外国势力介入，但后来多次私底下到大学探望儿子以后，她的想法有一点改变。
阿铭曾暂住同学家，开学后现居大学宿舍，在这段离家出走的时间，他反思政治如何影响人际关系。
父子“反目”
黄家居住在香港黄大仙区一个公屋单位，爸爸任职保安，妈妈是家庭主妇，儿子是大学生。6月以前，这是一个平静的小康之家。
但7月中，黄父发现儿子阿铭，私藏“反送中”示威者标志性的黄色头盔与防毒面具，于是在家大发雷霆，父子发生争吵。
“我老公是爱国的人，他最讨厌就是‘港独’，他对阿铭说，‘如果你不认自己是中国人就以后不要回来’，阿铭说自己不赞成‘港独’，与其他年轻人只是争取民主，但我老公说，‘争取民主就是港独’，之后两人推搡起来，阿铭生气地离开。”
黄妈妈对BBC中文说，自己不谙政治，觉得“政治跟平民没有关系”，“自己最希望是孩子有一份稳定工作，然后组成家庭，有孙子传宗接代”，但没想过一场“反送中”事件，令她的家庭经历翻天覆地的改变。
她说，起初和很多蓝营（亲建制）的人一样“爱国爱港”，觉得有“外国势力介入”或是“民主派政客煽动”，示威者是收钱办事，她私下向儿子发讯息：“妈妈可以给你钱，你不要收别人的钱去做坏事。”换来的是儿子一个生气的表情，“没想到妈妈你这样看我。”
多个周末，黄妈妈手机不离手，观看不同的媒体直播，担心下一个被捕的年轻人是自己的儿子。她感到最痛苦的地方，是她无法把忧虑告诉任何人，“现在的香港是不能聊政治，一聊政治大家就吵架，我老公更不用说，他整天对着电视大喊‘暴徒’，我觉得很痛苦，如果我们的儿子真的是‘暴徒’，我们是有责任的，可能是我们教错了，对吗？”
8月3日，示威者在旺角、太子、黄大仙等多个区域围攻警署，警民冲突扩散，催泪弹也“遍地开花”。
黄妈妈得悉示威者在她家附近集结，以为阿铭也会身在现场，而到街头找孩子，原先她以为会看见很多“暴力示威者”，但在现场，她看到的是几百名身穿拖鞋的街坊，包围和咒骂警察。
“那时候我才发现，原来讨厌警察的不单是年轻人，有一些和我差不多年纪的邻居。”
她和一位常常碰面的邻居太太聊天，那位邻居有和她相似的遭遇，孩子冲到前线去，每天都担心孩子的状况，但两家人不同的是，那位邻居批评警察的行为“完全不能接受”，还不断与她分享一些此前没见过的“警察疑似滥权”视频，给她另外一面的视角。
黄妈妈说自己曾亲眼目击警察执法的画面——防暴警察突然和群众爆发近距离冲突，向那些没有装备的人施放胡椒喷雾。香港警方曾经质疑，有示威者假扮街坊去咒骂警察。亦有示威者曾经对BBC中文承认，换装向警察抗议是为了露脸表达不满。
防暴警察呼喝她和其他街坊，黄母吓坏了，连忙逃回家。
回家以后，窗外传来刺鼻的气味，防暴警察对示威者施放了催泪弹，她一边咳嗽，一边关窗。
“经过这一天，我肯定孩子不是收了钱去做这些事情，有谁愿意这样吃催泪弹？我过去一直认为，警察是为了逮捕暴力示威者而执法，但在现场，才发现警察有时候也会这样对待平民，这很过份的。”
这是她决定主动约阿铭吃饭的契机。
母子对话
记者最初是透过一名前线社工的转介下，认识离家出走的阿铭，阿铭答应让记者在旁观察他与母亲的对话。
母子俩试图在这场历时约一小时的对话修补关系。
阿铭当时说，离家出走给父子两人冷静是“逼不得已的做法”，有时候想念母亲煮的菜。
他第一次向母亲交代自己在示威现场做什么。他说自己不做任何冲击行为，主要是跟着几个朋友主要去做“哨兵”，待在某些地方观察防暴警察的动向，再在群里与其他人分享情报。
他说，持续示威是因为多位朋友被捕时，“被警察打到头破血流”，他说政府如果不调查警察，或是让违规的警察受到制裁，这场示威不会停止，“有没有双普选，或是有关暴动定性等等诉求，大家都知道不算最重要，但一定要成立独立委员会。”
香港《明报》委托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中心所作的调查，也有类似结果，受访者被问到，政府最低限度要回应哪些诉求，超过70%人认为，需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只有27%的人认为是“重启政改和落实双普选”。
香港警方坚持说，自己是以最低武力制服示威者，并多次谴责激进示威者的暴力违法行为。
黄母说她理解年轻人的诉求，担心示威者断送前途坐牢，但强调也不能接受示威者的“暴力行为”，他们破坏地铁站、警署、冲入立法会都是“不能接受”，堵塞地铁站和机场，让很多普通市民生活不便。
阿铭反问，“如果200万人出来上街，也争取不到政府让步，那示威者可以怎么做？”
黄母斩钉截铁地说，“也不能使用暴力！如果政府不让步，就默默接受，我们只是普通人……”
阿铭再次反驳，“那就是我们的分别，我们就是不接受一个不听人说话的政府，示威者‘暴力’，但警察也是‘暴力’，示威者犯法受到制裁是‘天经地义’，但警察现在犯法就没有事，他们做错事不用负责，难道做警察，就做什么也行吗？”
黄母提起自己在黄大仙的经历，并表示明白警察有时犯错，但同时质疑阿铭：“扔砖头和汽油弹可以改变什么？这样做就可以争取到你们的诉求吗？”
“至少可以向政府和警察施加压力，难道我们就什么也不做吗？”
他们的语调和情绪开始激动之际，社工连忙阻止，并请两人聊政治以外的话题，但事实上，两人也变得沉默，反而是社工在讲解如何和家人冷静沟通。
家里的僵局
香港多家防止自杀及青年组织，均表示近期收到更多情绪求助个案。组织称，许多求助人说，当与家人朋友对事件有不同看法时，负面情绪更加强烈。
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说，社会弥漫负面的情绪，求助的不单是年轻人，也有很多是中年人，呼吁家长放下“家长式”态度，由聆听开始，了解下一代的想法。
香港教育大学儿童与家庭科学中心的专家张溢明和林俊彬曾经撰文表示，一家人在面对不同政见时，要“容忍尊重异见”。他们引述美国心理学会提出的原则称，当家人有不同意见时，要尊重对方是独立个体，不用坚持说服对方，并珍惜他们的观点，如果有人觉得要终止讨论，就应该改变话题。
在8月到9月，黄妈妈在社工安排下，和儿子吃了几次饭。她得悉，儿子其实不在那么前线，只是当后援工作，立刻松一口气。
她说，聆听儿子的说话后，有一点反思，至少她相信，孩子会独立思考，“至少他认同示威者犯罪要受到制裁，不是完全没有分寸”。而她的孩子或许对中国不满，但其实听下去，并没有到追求“港独”的程度。
9月中，黄母与阿铭再次见面时，阿铭尝试向她解释什么是普选，什么是民主。
“什么是公义，什么是民主，对我来说，都是很遥远的事情，”她说自己对政治仍然是一知半解，也没兴趣当选民，“中国人权不好，这个我知道，他（阿铭）担心香港变成内地般没有自由，不可以自由上网，说错话会被抓，这些我都懂，但我不知道，民主是不是真的有用处，毕竟香港是中国一部分，中国是不会给你普选，现在他们就在争取一些，我觉得一辈子也不会争取得到的事情。”
她强调，自己依然爱国，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但理解孩子对中国的不满。
在她眼中，年轻人有“过份的理想主义”，“我们做大人的，是不应该阻止年轻人追求理想”。
在示威者的“五大诉求”当中，她认同儿子所言，要成立独立委员会调查警民冲突，“这可以让警察变回以前般公正无私”，但示威不断变得暴力，抗议者破坏地铁站和在街头放火，让她愈来愈担心。
“如果示威者用错误的方法争取诉求，是要阻止的，他们的暴力行为当然是要被痛斥，怎可以让他们四处纵火，这是犯法的，但把他们全都抓了就可以解决问题吗？”她说，“如果林郑月娥肯回应一些合理的诉求，是可以阻止年轻人变得暴力，但你问我，要怎么和平争取政府回应，我不知道。”
“没想到这一场抗议风波，令我们这些师奶（家庭主妇）也在思考政治。”
在刚过去的秋节，黄氏一家人首次没有一同过节，成为黄母心底里的一大遗憾。
黄父拒绝BBC中文的访问。
黄妈妈说，丈夫知道她会私下与儿子会面，每次提起儿子虽然会生气，但同时也在会问，儿子有没有吃饱和有没有受伤。
“当父亲的，怎会舍得孩子离开家那么久？他向我保证，如果儿子回家不主动提政治，他便不发脾气，”黄母无奈地说，“我知道大家心里都有条刺，但我们是一家人，还是要一起面对。”
阿铭目前住在大学宿舍，他对BBC中文说，对离家出走感到无奈，承认自己也是一时之气，自己仍然很害怕父亲，但政治风波过后，一定会回家，因为他仍然“深爱自己的父母”。
他说，会努力学习如何处理家庭政见不同的问题，但承认具体做起来并不容易，“他们好像永远分不清中国和中共的概念，无论怎么说，他们都认为中国没有大问题，示威者才是问题。”
记者问，家长可能对示威者的手法反感，阿铭回应说，“也是那一句，是政府教我们和平示威没用。”
“很可能到最后，我们都不会说服彼此，而选择完全不谈政治，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方法，如果我们爱家人，始终要学习如何求同存异。”
那示威者和政府有没有方法“求同存异”？他回答说：“政府不是我的父母，在诉求方面，我们还是会坚持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