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辉，1965年
我的父亲刘宗汉是历史反革命，第一个被株连的是我大哥刘文德。大哥非父母亲生，但与其他八位兄弟姐妹手足情深，父母视同己出。解放前夕国民党溃败之际，善后救济总署搬迁台湾，同事劝我父同往，父亲断然拒绝。有好心人劝父亲，自己不去台湾，可把大儿子送去，父亲还是谢绝了。父子俩出于对共产党的热爱和对国民党的失望，绝了去台湾的念头。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共决定派军赴朝参战。位于鸭绿江边，与朝鲜一江之隔的安东市，急需大批有经验的人员为军队提供给养。安东市市长亲到上海招聘，在父亲支持下，大哥毅然去了安东，就职于安东市百货公司。在安东鸭绿江桥头，大哥亲切送别二弟文兵赴朝参战，后又在那里迎来负伤的弟弟回国。
1956年，父亲在上海被内定为历史反革命。57年反右开始，远在安东的大哥随即被揪出来审查。安东市百货公司党总支书记王宣传和保卫科长潘长符，从内查外调中增长了历史知识，了解到当年浙江实业银行支持蒋介石发动412政变，而刘文德的父亲、历史反革命刘宗汉曾在该行当过高级职员；还有大右派章乃器，当年也是浙江实业银行的高级职员，后升经理，并与刘汉宗关系密切；更要害的是，当年章乃器离商从政脱离浙江实业银行后，接替他位子的杨彭年恰好是刘文德的岳父，于是认定大哥刘文德毋庸置疑就是这条藤上的黑瓜。父亲是反革命，岳父是反动资本家，章乃器是我家的世交，刘文德本人又在国民党善后救济总署做过事——历史反革命，绝不冤枉。
王书记与潘科长如此顺藤摸瓜，挖出一个隐藏极深的历史反革命，兴奋无比，于是立即组织一批打手，把大哥押上台，连续作战斗了六个下午。大哥坚定站立，横眉冷对，一再申辩自己从未参与过任何反革命活动，也绝无任何反动言行，自己是爱国爱党的。硬的不行，就用软的，潘科长出面与大哥个别谈话，诱骗他：“刘文德，只要你交代了同章乃器的关系，就可以提拔你，给你加工资。”大哥回答说：“提拔我、加工资当然好，可惜我与章乃器实在不认识，他与家父、岳父同在实业银行时，我还是个小孩子，怎么可能与他有什么关系？”
王、潘又风尘仆仆从东北赶来上海，径直找到此时已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的我父亲，逼令他交代是怎样把大儿子送进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的。老父知道抗拒无用处，于是违心胡乱写了几句显而易见破绽百出的东西应付他们。安东市百货公司党组织借着这份牛头不对马嘴的材料，对大哥狠批恶斗，逼令他交代与国民党军统特务管丕诚的黑关系。大哥坚持无可奉告，结果不了了之。但是大哥的工作岗位变了，每天打扫卫生，档案里注上“内控改造”。
1961年发生大饥荒，城市工矿企业动员广大职工“为国家分忧解难”，下乡务农。名义上是自觉自愿写申请回乡支持农业生产，实际内部早已定了名单，上名单的人不写申请就个别动员。凡“内控对象”、“历史问题待查对象”和平时向领导提意见的人，统统列入下乡名单，大哥自然也在首批名单上。大哥拿着发给他的400元安家费，从东北安东市回到江苏无锡老家乡下。当时老家房无一间不漏雨的，地无一分可以自己耕种的，拿到的所谓安家费，不够大哥一家6口几个月的口粮。
二哥刘文兵，1949年秘密离家出走，参军入党，赴朝作战，负伤立功，回国时已是少尉军官。凭他的功绩与才华，原本可以升级重用，由于父亲是历史反革命，二哥成了无前途的军校教官，最后退役复员，到苏州地方基层工厂当领导干部，文革中惨遭造反派批斗，差一点被扔进太湖淹死。三哥刘文辉，先被戴上右派帽子，继而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很快被杀害。
我这个父母最小的儿子，父亲出事戴帽时仅仅12岁，亲见父亲日夜被监督管制，含泪扫垃圾、掏阴沟，兄长接连出事遭难。在学校里和社会上，我屡遭侮辱、欺凌。我当时怨恨父亲，何不当初一走了之，如今害得家破人亡。随着年龄渐长，特别是亲历文革之后，对父亲，我由怨恨转为同情，既深为父亲的遭遇感到不平，更为自己曾怨恨父亲而深感内疚。
我家是阶级斗争的重灾区。三哥文辉是右派分子，二哥文兵是共产党员，饱经朝鲜战争烽火的锤炼，是毛的好战士，目光敏锐觉悟高，能于自己家中发现阶级斗争新动向。于是，二哥、三哥之间的思想交锋就不可避免了。平日二哥在苏州，三哥在舟山嵊泗岛，很少见面，但每逢春节合家团圆，二哥、三哥便唇枪舌战，搅得家中不得安宁。
1963年寒假，三哥叫我到无锡老家乡下大哥家体验生活。大哥家住房破旧简陋。晚上，大嫂与三个侄女睡在一间七八平方米的破屋里，我与侄子睡在柴房草堆上，大哥一个人去一个荒无人烟的半岛看夜。白天，14岁的大侄女带着三个幼小弟妹，去铁路边捡煤渣，去荒地挖野菜。大哥不断上诉无锡县委，申请困难补助，但是大哥档案里塞着“特嫌”的结论，是内控改造的对象，不属于政策补助对象。
自大哥家回到上海，我将所见所闻写了一份《无锡农村南刘巷农民穷困生活考察报告》，如实反映了当地农民贫困、饥饿、潦倒的生活境况，不少人诅骂人民公社、大跃进，甚至怨骂共产党。二哥得悉此事后，把我叫到苏州，严肃批评一顿，说我小小年纪，中三哥的毒太深，并警告我，这样下去，总有一天毁了自己。
三哥知道了大哥的境况，趁返沪探亲期间带我回老家看望大哥，与大哥共榻彻夜倾谈，鼓励大哥设法开垦荒地，生产自救，不要对上面的政策存什么幻想。看着像猪圈一样的农舍，看着侄子侄女们吃的山芋、南瓜、野菜粥，我们兄弟都掉了泪。三哥把身上穿的厚厚的工作棉大衣脱下来留给大哥，寒冬里穿着单薄的夹衫赶回上海。在拥挤的车厢里，他主动将座位让给一个孕妇，自己站着全神贯注地读英语书，四个多小时站到上海。
春节期间，二哥也返沪探亲，同三哥一见面就提起我写报告的事。那天午饭后，二哥、三哥与我相聚在内室，各泡一杯茶，关上房门，郑重其事地讨论起来。
二哥说：“三弟，你叫小弟去无锡老家体验农村生活，做点调查研究，我不反对。可是调查研究首先要遵循毛泽东思想，要吃透党的政策精神，不该单凭个别事例偏听偏信，把新中国的农村，特别是人民公社化了的现代农村抹得一团黑，把农民生活说得这样贫穷潦倒。这是否定国家大好形势，是严肃的政治立场问题。我们兄弟在家看看还可以，一旦传出去，必定会闯大祸！”
三哥听了，平心静气地回答说：“调查研究，确实要观点正确，而最正确的观点不是别的，就是毛泽东思想倡导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小弟到老家，亲眼目睹那里的实际情况，如实记录下来，这怎么是人为的给农村、农民抹黑呢？家乡群众生活那么苦，那么穷，怎能昧着良心喊‘形势一片大好’呢？从实际出发写调查报告，让组织知道实情，怎可说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呢？”
“你这是在强辩！”二哥不让三哥说完，迫不及待地打断话头，神气严肃地教训道：“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刚召开不久，毛主席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现在社会上有些人借着自然灾害发生的困难，全盘否定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猖狂地向党反攻倒算。你指使小弟去暴露农村的阴暗面，不正是迎合了这股反动思潮向党进攻吗？岂不是犯了政治立场错误？”
三哥不以为然，讥笑道：“你是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做惯了党的驯服工具，毫不懂得人有自己的脑袋，应该独立思考。请问二哥，你了解老家乡下吗？你去看过大哥家的情况吗？没有。你根本不了解当今农村与农民的实际苦境，只听信党的教导，不准老百姓说真话。客观事实是无锡乡下农村贫苦万分，如果说是阴暗面，也是客观存在，为什么不能暴露出来，向当局者进谏呢？这不是向党进攻，而是爱护党，爱护新社会的积极行动。”
“爱护党、爱护新社会，就应该事事跟共产党走，句句听毛主席的话！”二哥提高了声调，指着三哥和我的脸，严肃正经地说：“一切服从党的领导，做党的驯服工具，这不仅是每个共产党员的天职，也是每个革命青年应具有的品质！”
三哥急起打断他，大声驳道：“跟党走，听毛泽东的话，父亲不正是这样吗？他不当汉奸，不去台湾，送你去参军，支持你去抗美援朝，结果呢？他不还是被党、被毛泽东极左路线打成了历史反革命？！大哥不去台湾，响应党的号召，支持边区建设，做好抗美援朝后方给养工作，去安东鸭绿江边工作，结果呢？还不是受迫害，打成了内控分子？！再说二哥你本人，是党的基层干部，明知毛泽东要陷害广大知识分子，号召给党整风实际上完全是引蛇出洞，你为什么不提醒自己的兄弟我一声，眼看着我成为出洞之蛇？！难道你当了党的驯服工具，站稳了阶级立场，连兄弟手足之情、父子养育之恩都忘了吗？你是盲目地跟党走，盲目地听毛泽东的话，是全然的愚昧、盲从、奴隶相！”
二哥摆出一副兄长的威势，断然刹住三哥激昂慷慨的申诉：“大弟，家中发生这些事情，我作哥哥的不同你辩论。我只说你一点，你这个人，自小调皮捣蛋，当年江阴街弄堂里邻居都说你是捣蛋鬼、小强盗，向来强词夺理，自作主张，从小挨父亲打最多，父亲怕教育不好你，强迫把你送进宝山教会学校住读，不准回家，你忘了吗？小时候你爬上屋顶，奔上奔下，故意唬人，一贯不听大人的教导，从小叛逆反抗，长大后老脾气不改，处处别出心裁，样样自由主义，你戴上右派帽子怪谁，怪你自己喜欢给领导提意见，反抗上级，怀疑党的政策。你就吃亏在性格倔强好胜，自以为是，你这种叛逆精神早晚害死自己。我对你早已失望了，问题是你在影响、毒害四弟、五弟和小弟他们。这样下去，我们一家人都会坏在你手里！”
二哥越说越生气，越说越担忧，不由自主地把手捧的茶杯重重地往桌子上一放，哐啷一声，吓得我目瞪口呆，连忙打圆场：“二哥、三哥，你们不要吵了，都是我那份调查报告惹的祸。其实我那只是一篇习作，练练笔，实在没有二哥说的那样严重。”二哥转向我，教训道：“小弟，你还年轻，十六七岁中学生，千万别学你三哥的样子，毁了自己的前途！”
二哥铁板着脸孔，三哥激愤得双眼通红，我吞吞吐吐辩白道：“我至今不觉得三哥有什么错。”“什么？你还不清楚？你三哥的阶级立场十分危险，照这样发展下去，势必走向自取毁灭的道路！”
三哥嘭嘭连拍两下桌子，愤怒地跳立起来：“不错，我小时候是调皮捣蛋，但我不会做驯服工具。我是个堂堂正正的青年人，我相信事实，相信真话，相信独立思考！我不相信任何人的谎话，也不考虑个人的前途，更不贪生怕死！四弟、五弟都已长大成人，小弟也已是中学生了，他们都有自己的头脑，不需要你去教训。究竟是你驯服工具好，还是我独立思考对，他们会在事实面前辨别清楚！”说完，三哥独自狠狠拉开房门冲了出去。二哥气得连连摇头。
二哥与三哥，见面就争，一谈时事就吵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家人都称他俩是冤家对头。二哥一再表明，这是两个阶级、两条不同路线观念的争论，属于大是大非的政治立场问题，他做哥哥的，有责任向弟弟妹妹们交代清楚，免得其他弟妹受错误思想的影响和毒害。三哥则公开鄙视二哥的愚昧、盲从、奴才相，认为他早给共产党、毛泽东的愚民政策俘虏过去了，是他自己中毒太深，失去了自由独立的做人的品性。二哥开口马列主义，闭口毛泽东思想，三哥就把建国以来镇反、肃反、三反五反、批胡适、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搞四清一场又一场运动所造成的社会不公、人为灾难滔滔不绝信手拈来，反问二哥：“这叫马列的什么主义？这是毛泽东的什么思想？”
对于二哥与三哥的长年争论，戴着历史反革命帽子的老父亲连声叹息，明智倔强的老母亲则默默不语。老人家只担心骨肉反目，兄弟分裂。我与四哥、五哥嘴上不说，心里却佩服三哥敢想敢说、敢作敢为、实事求是的正义态度，一次又一次被他独立思考、大义凛然、刚正不阿的精神所感染，自觉不自觉地照他说的那样去做。表面上看，二哥这位朝鲜战场上的功臣，给我家带来荣誉的党员干部，代表着党的路线，千方百计教化我们，而在内心深处，我们兄弟姐妹多数是同情父亲、大哥与三哥的不幸遭遇的，在思想上站在三哥一边。
二哥是共产党、解放军部队多年培养出来的干部，长期对毛的极左路线执迷不悟，不理解经历苦难的弟弟文辉的切身感受，不认同民主自由思想，不允许有激烈的反抗精神，赤胆愚忠甘愿做一个驯服工具。十年浩劫之后，二哥的认识也起了变化。文革期间，我们敬爱的三哥惨遭杀害，平反昭雪后，全家人到三哥坟上烧香磕头，沉痛悼念这位刚正不屈、忠烈献身的义士，二哥也终于认识到自己过去的愚忠错误，误解了这位为国为民而“桀骜不训”的大弟弟。年近花甲的二哥，颤抖地拿起毛笔，饱蘸红色颜料，修复了三哥墓碑上的遗诗：“一生坎坷修真身，抗暴敢作普鲁米。今赴屠场眺晨曦，共和繁荣真民主。”他一笔一划地描着，神情肃然，内心沉痛，他被自己的这位光明磊落、坦荡一生的同胞兄弟折服了。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十一期，2011-03-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