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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哥哥的童年

1952年春,灾难突然降临到我们这个原本幸福的四口之家。在四川川南人民法院任审判员的父亲,因曾在原中央大学上学和在民国法院工作期间参加过国民党、青年军,并担任一定职务,被认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判处劳教5年。父亲被判刑后,母亲成为反革命家属,在四川举目无亲,两个幼子又经常生病,无奈之下,只好辞掉川南法院书记员的职务,回到镇江我外祖父家。当时哥哥3岁,我3个月。

外祖父是镇江的开明人士、商会理事,五进的房产都作为药材行公私合营了。母亲带着我和哥哥投靠外祖父,全家8口人住在一个50多平米的屋子里。1956年,外祖父因脑溢血突然去世,两个小舅舅与我弟兄俩年龄相仿,外祖母和我母亲成了家中的顶梁柱。

当时镇江小学教师奇缺,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母亲就当了一名小学教师,且一干就是26年。1956年,她的工资定为44元5角,因丈夫是反革命,直至1979年退休,干了20多年,还是44元5角。父亲5年劳教期满后,仍然不得回家与亲人团聚,又在原劳教农场工作了5年,每月近有20元的生活补贴。

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母亲都不可能也不敢带我和哥哥去四川看望反革命父亲。为了满足父亲渴望见到孩子的心愿,每年儿童节期间,母亲都带我们弟兄俩到照相馆拍照片,寄给父亲。父亲在四川的10年中,也给我们寄过两张照片。这就是10年里母亲和我弟兄俩能够看到的父亲形象。

反革命父亲给我弟兄俩的童年带来说不尽的痛苦,一些不懂事的孩子和同学骂我们是野孩子、狗崽子,我们没有资格当班干部。童年的逆境和母亲的教诲也给了我和哥哥上进的动力,从小学到中学,我俩始终是班级和学校品学兼优、特长明显的好学生。因父亲是反革命,小学毕业时,我俩都不敢报考重点中学,先后报考了不太重视家庭出身、以升学考试成绩排学号的镇江二中,我和哥哥的学号分别是班级的1号和5号。

1965年,哥哥连普通高中都不许上,只能到镇江蚕桑耕读学校半工半读。1969年,我和哥哥一起上山下乡,上学、招工、参军皆与我们无缘。粉碎四人帮后,哥哥和我才先后回城。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十二期,2011-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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