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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档案右派马叔叔

马叔叔家与我家是同住一院的邻居。马叔叔北大中文系毕业,在报社当记者,不爱说话,见人只点头,有时略笑笑。马叔叔的爱人马阿姨,是我的小学老师,比马叔叔略胖,但行走快捷,左手总是端着,像周恩来,她说是拿作业本养成的习惯。他们有三个儿子,是我儿时的玩伴。

五七年反右,马叔叔既不是运动对象,也不是骨干分子,属于牵着走的那种人。报社头头看中了,认为可树为典型,百般动员他发言。可他总是不吭,逼急了,就说,我再想想。这一想,又过去了好几天。

马叔叔在报社肩负宣传大政方针的重任。单位的头头属于抓业务不行、抓运动在行的那种,一有运动,积极而又创意迭出,总是设法超额完成上级布置的工作。划右派这事,任务是完成了,但是,如果再增加一个名额,就可以超标了。完成任务叫“工作”,超标才叫“成绩”。可是这个超标的名额从哪里搞来?实在没有可选之人,头头带领几个下属,坐在办公室抽闷烟。正在这时,马叔叔进来送稿件,指点两句稿子上的事。也是他好事儿,看见领导都在,随口就说,那边正有讨论,发言人不多。他的本意是想如实告诉领导,希望领导去指导讨论。

等马叔叔出门,头头长舒一口气,其他几个人眼中也放出异彩。老马这句话很重要,不发言就是抵触,就是对运动不满,老马一向不发言,正符合右派条件啊!

马叔叔当右派了,开始没有下乡,在报社干些粗活,喂猪、帮厨、做煤饼、烧锅炉、帮木匠拉大锯。六零年经济困难,马叔叔就从单位离开了,听说全家发配乡下。

以后又有几次听到马叔叔的消息,说他在一个公社拖拉机站工作,后又到县文化馆,马阿姨从此操持家务,三个儿子逐渐长大。

1978年下半年,中央为右派平反,文件下达到当地,全省一片哭声。79年初,马叔叔携带全家从农村来到报社,满怀喜悦,笑逐颜开,逢人就夸党的政策好,赞扬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报社对马叔叔、马阿姨们关怀备至,殷勤招待,吃住免费,早上稀饭、油条随便吃,不许拿;中午一家一桌,四凉四热八个碟,主食有花卷、窝头、包子,窝头可以随便拿,包子和花卷限量;晚上面条,不限量,每人再发一个花卷。我去看马叔叔、马阿姨,恭恭敬敬叫“马叔叔”,叫马阿姨“老师”。马叔叔夸奖我,说我赶上了好时机,嘱咐我为四化贡献青春。

每到星期天,报社派大轿车,拉右派们出去游玩,参观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去三门峡水电站,洛阳八大厂,燕庄毛主席视察过的地方,巩县地主庄园。每到一地,马叔叔都认真听讲,认真记笔记。在报社组织的座谈会上,马叔叔积极发言,每每热泪盈眶,以至泣不成声。

报社领导找马叔叔谈话,百般道歉、解释,称他是好干部、好记者,写过许多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的报道,人民没有忘记你,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没有忘记你。吃好了,玩好了,平反工作开始。所谓平反,那时不叫平反,叫改正,意思是反右运动没有错,只是扩大化了,所以要改正。运动时光荣且正确,现在改正,仍要体现光荣和正确。

改正进入操作程序,每天都要填许多表格,单位的、公安的(右派属五类分子之末,列公安管制范围)、民政的、原单位的、农村单位的、现单位的,还有各种谈话。右派们提出各种条件,报社也要讨价还价,补贴多少钱(从57年到79年,凡22年,最高补贴540块,平均每年24块5毛多一点),工作安排,职务,还有子女安排,上学,就业,等等,等等。

一切办完,所有条件谈妥,单位、个人基本满意,档案材料从省委组织部提回。激动人心的一刻就要到了!报社将右派的档案材料与个人见面,将改正材料附上,右派签字画押,写上意见,这22年的历史,就算了结。至于后人如何评说,管他呢,反正农村户口转城市户口了,吃商品粮,单位分房了,老婆孩子住一块,有自来水,星期六洗热水澡,出门有公共汽车,每天上班下班,月底领工资,单位门口就是邮局、商店、粮店、电影院……还有什么比现实更叫人满意!

报社办公室主任亲自主持,抽出马叔叔的档案,一页、两页、三页……白纸黑字,历历在目。沧桑岁月,白马过隙。“啊——”主任倒抽一口凉气,浑身的冷汗刷的冒出来——马叔叔的档案袋里,根本没有划右派的材料!

马叔叔也紧张了,连连翻动档案,嘴里喃喃:“怎么会没有呢,怎么会没有呢,我是右派啊,我确实是右派啊……”可是,没有就是没有。办公室主任急得几乎哭出声,用剪刀把档案袋剪成条条,也没有发现马叔叔是右派的任何官方证据,甚至连一张简单的纸片都没有。

按照政策,不是右派的问题,不在此次改正范围。办公室主任急忙抓电话,向上级“改办”请示。电话里一阵哄堂大笑,回答是无情的:“没有办法。”办公室主任只好找领导汇报。报社倒是很认真,马上组织人员寻找当年的相关人员,办事的人都说马叔叔是右派,人人都看见他参加到右派队伍里劳动改造,喂猪,烧锅炉。最后找到当年划右派时报社的头头。头头因儿子车祸身故,自己又是晚期癌症,躺在床上只有倒气儿的工夫,一句话都说不成了。办公室主任把情况告诉他,问究竟是怎么回事,头头浑浊的眼睛里慢慢淌下几滴泪,死活不说一句话。情急之中,办公室主任又问马叔叔:“你记得办理过右派手续吗?”马叔叔想了半天,嚅嚅说:“不知道,就谈过一次话,说我是右派。”

情况基本清楚了,当年,根本就没有给马叔叔定性为右派,既没有报社头头签字、运动办评语、单位盖章,也没有个人签字。可是,为什么就有人给马叔叔办了开除公职、迁移户口的手续呢?真是一盆糊涂浆了。

在报社大门外等候喜讯的马阿姨和三个儿子,依然在低声商量今后的生活,憧憬着那无限美好的明天。然而,他们看到的却是泪流满面、步履踉跄的马叔叔。马阿姨急切迎上去询问,马叔叔只喃喃说:“我是右派啊,我确实是右派啊……”

马阿姨忙问跟随的办公室主任。当她听说马叔叔没有右派档案,又听说马叔叔不在这次改正范围之内,呆住了!马叔叔的大儿子张张嘴,眼泪就涌出来,悲愤地喊叫着:“你们不能这样啊!”

马阿姨和三个儿子紧紧抱在一起,放声大哭。街上的行人不知道怎么回事,纷纷围拢来看,不住地打听。马阿姨和三个儿子哭得声嘶力竭,浑身抽搐。他们此时想的什么?哭的什么?没有经历的人,没有经历那个时代的人很难理解——低矮的茅舍,昏暗的油灯,苦熬的岁月,青春年华,漏断人稀的长夜苦苦等待天明,对父亲的经历心存的最后一丝丝希望,如今,全破灭了。

马叔叔站在一旁,要不是几个老相识搀扶,几乎不能自立。好半天,他流着眼泪,颤颤地伸出两个手指,说:“22年啊,22年啊!”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十一期,2011-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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