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董女士遇到了点麻烦。
董女士被曝出其在湖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涉嫌抄袭，湖南大学表态就此事展开调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七天后，董女士再被曝出其在湖南大学取得硕士学位的论文亦涉嫌抄袭，据知网检测数据，董女士硕士论文总文字复制比52.3%。很显然，在董女士春风得意、仕途顺遂之时，有某几双眼睛在暗处盯着她，关键时刻爆料，让其措手不及。不管爆料者动机如何，既然已经将一位省高院重要人物涉嫌硕、博学位论文抄袭的丑闻踢爆，我认为有关部门不能仅仅以这只是学术不端行为而保持沉默。尤其一位肩负维护司法公正的法官，若其自己的学位都来路不正，那以何取信于社会？《新京报》为此发表评论道：
身为国家公职人员，一旦涉嫌学术不端，所在单位也必然受到影响，至少是形象上的影响。无论是从实际意义上，还是从程序上来说，其所在的单位该严肃对待。（《女厅官涉论文抄袭，别只让大学忙活》）
在2000年前后，中国社会特别是公职人员和教育系统掀起了一股在职读硕士、博士学位之风。许多正规教育大专、中专学历的官员，其履历上则是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而且都是在日理万机的政务之余取得的。其成色如何，我想多数人心里有个判断，董女士的两级学位论文被曝造假，即是一种直观的证明。
在刚刚恢复高考的时候，能考上中专、大专的青年，已是人中精英。他们进入仕途多年后，嫌学历太低，不好看，甚至可能影响升迁，于是想办法弄一个在职学位。而有些学校投其所好，专门为官员量身定做一些研究班，如此既挣了钱，又收获了有权势的校友，何乐而不为呢？
董女士在职读硕士、博士似乎和此种情形还不太一样。董女士1972年生人，1989年考入西南政法大学，1993年本科毕业。我和董女士算是同年兼同乡，我那一年重点本科第一志愿填报兰州大学，第二志愿填报西南政法，如果一、二志愿倒过来填，和她就成为同学了。那个时候西南政法大学在法律界是泰山北斗的地位，西政本科的成色是很足的。我看到这个消息很是感慨，司法界一些高级官员和一些知名律师，皆为西政本科毕业，他们的专业水平和工作能力得到了组织和公众的广泛认可。法律是一个实操性很强的专业，像董女士这样从政界、司法界基层一步步做上去的官员，只要本科时专业知识学得扎实，足矣。何苦非要弄一个硕士、博士学位呢？多年后被人用“洛阳铲”挖出论文涉嫌造假。
当然，我这么说不无事后诸葛亮的嫌疑。放在董女士在职读硕士的那个时代，这样做在官场很流行，成本不高（主要指时间成本，金钱成本对许多官员来说可忽略不计），风险不大（当时组织和纪检部门似乎对此不当回事，甚至有些地方鼓励干部在职学位）。董女士情况还有些特殊，她在职读硕士时是湖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后与湖南师大法学院合并）的教师，高校教师本科学历是低了点。但既然要读硕士，就老老实实做论文呀，而且我相信凭董女士的学习能力，认真做一篇硕士论文并不难。她拿到硕士学位后不久进入仕途，在任常德市鼎城区副区长期间，延续了拿硕士学位的路径，在职读博士研究生并拿到学位，这时候恐怕更没时间和精力去写论文了。
如果让董女士穿越回去，她肯定会自己好好写一篇学位论文，甚至不要这个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因为很难说硕士、博士学位在其升迁中究竟能起多大作用。可是当时谁料想得到呢？许多人都这么做没事。硕士、博士学位，有总比没有要好。半年前落马的甘肃省原武威市市委书记火荣贵毕业于张掖师范专科学校中文专业，他在省政府办公厅秘书处处长期间获得兰州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
这种风气真不好，某种意义上董女士也算是这种风气的受害者。军事、行政、司法实务，比拼的是综合能力，和学历究竟有多大关系呢？共和国的创始人还不只是一个中等师范学校毕业生，他用得着和张国焘、王明、顾维钧、胡适比学历么？
对董女士而言，硕士、博士学位在那个时候是锦上添花，而多年以后，却带来画蛇添足的难堪。在为董女士这样的官员添油加彩的工程中，许多高校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媚态毕现，乃至斯文扫地。可高校为什么要这么做？一言以蔽之，权力通吃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