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转业地方
1954年9月，我被转业分配到湖北省江陵县供销合作社，任分社经理。
当年，荆州地区专员公署、江陵县党政机关，都设在荆州古城内。
荆州城，天下皆知。《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借荆州”、“空城计”、“关羽大意失荆州”等轰轰烈烈故事，都是在这里发生的。荆州古城墙保存至今。空中俯瞰砖城形状，好像一个东西横放的腰果。城墙高9米、周长11公里。出东门，跨护城河，东岸有草市区，我被分到草市区一个乡的供销社分店。
对我的任用令人匪夷所思。我自幼读书，参军后一直从事文化宣传工作，从没接触过做买卖事；对经商一窍不通。如今却叫我做买卖，而且还做经理，也不知道人事部门是怎么考虑的。
我所到任的是九店乡供销合作分社，全店只有三名营业员，加我经理，一共四个人。我是外来的东北汉，还是个23岁青年，既不熟悉当地社会关系、风俗民情，也没有从商经验。虽称经理，实际工作中有些还被营业员所左右，业务无法上路。
一次因工资级别问题，跟领导发生冲突。
我到任分社经理半年后，1955年春夏之际，调整供销系统从业人员工资，按照职务对应工资级别原则，什么职务给什么级别的工资，分社经理给我定二十三级，比我转业时降了二级工资。我向领导提出，从军队转业时，领导宣布“中央政策规定，军队转业干部，原级别不降，以后升职涨工资，若职务调降，工资不减。按政策不应降级。”可是领导坚持说：“你讲的我们不知道。这次调整政策就是什么职务拿什么级别工资。”我质问他：“既然按职务拿工资，那为什么不按照我原来的工资级别给我安排相应的工作职务？”他还是不听，硬是给我下降二级工资。我就写信给人民日报反映。一个月后，县人事局长找我谈话，承认基层做错了，决定把我从基层调上来，到县供销社秘书科做理论教员，后又改任秘书。
这场维权虽然我胜了，可是伤了领导的面子，种下隔阂。
不久，全县展开“征购销”工作，就抽调我参加征购销工作组。所谓“征购销”，就是向农民征收农业税、开展粮食统购和统销，尽可能多地收集粮食入国家粮库。
1953年宣布实行“统购统销”政策时，我还在军队。报纸宣传：为了国家工业化，杜绝私商投机倒把，必须对粮食的生产和销售实行有计划统一管理。我们军人都是很拥护的。如今接触农村实际，我才知道具体情况。
江陵县在1952年刚完成土地改革，第二年就开始统购统销，定的征收、统购指标比较高。有的农民反映征购过头，留下的口粮、种子粮不够用。上面回答：假如不够，到时国家会“返销”，就是用平价再卖给农民。刚经过阶级斗争风暴的农民，自然得听政府的话。在此情况下，许多农民留的粮不够用。
转年，1954年全国大水，往日有“粮仓”之称的江汉平原受灾，江陵地处湖网，灾情较重，而此时国家没能做好返销供粮。所以，1955年搞“征购销”时，农民普遍惜售。上级屡次命令工作组严查瞒产私分。我们工作组下去，农民就向我们诉苦。我认为征购过头粮会挫伤农民，伤害农业基础。就在日记里写下“国家工业化是正确的，但也要注意农民，不可不顾农村”等语。这件事埋下给我带来灾难的隐患。
另一件事，1956年9月下旬，领导派我和另一位同事下基层检查工作。一天晚饭后到附近河边散步。他是湖北当地人，对东北的风土民俗很好奇。他说，听说日本投降那年苏联红军进入东北曾有抢劫民财、强奸妇女等暴行，问我有无此事？我就把自己当年所见讲了一番。
第三件，我在军队时读了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从此爱上苏联文学作品，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等都特别吸引我。转业后，我订阅外国文学双月刊《译文》，从中读到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等脍炙人口的经典。不知何故，这个刊物后来停刊。我就转而订阅《保卫和平》杂志，这是由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办的国际性月刊。当时中苏友好，这个刊物在我国公开发行。有一期刊登一篇《介绍南斯拉夫的自治联合体》，讲的是南斯拉夫脱离苏联式的管理体制、改行“自治联合体”制度。这引起我困惑。
早在1948年，我从报纸上读到南斯拉夫共产党脱离共产党第三国际的报道。那时我政治幼稚，没有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知识，但脑子里留下疑问：为什么？参军后接受革命理论教育，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美好的理想社会。这勾起我1948年留在心中的疑问。如今有了介绍南斯拉夫的文章，我就研读。在我周围的同事问我看到什么书？我就介绍我的思考。我的这种状况引起有些人的注意，认为我这是怀疑中国共产党“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
第四件事，探亲假问题。我从1948年11月参军，到1957年春节，已经离家八年多。战争时期没有探家条件，可是全国大陆解放，抗美援朝战争也已经结束三年半，全国进入和平建设阶段，眼看许多同志逢年遇节请假探亲，而我多次请假却总得不到批准，搪塞托词就是“现在工作忙”。今又到春节，还是不准，我发牢骚，骂有些领导是骗子手。最后勉强批准我探家。
（三）落网
1957年2月底，探亲假期满，我返回江陵继续上班。
5月初某日收到县委办公室一张《请柬》，是用粉红色纸张打字印刷的，内文称：“姜万里同志：为了帮助党整风，县委定于五月×日在县委会议室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请您届时出席”。落款是：“中国共产党江陵县委员会”。纸张色彩悦目、格式规范庄重，显得谦逊恭谨。
我觉得自己一个小干部，竟受到县委邀请，好一阵兴奋。
座谈会那天，到会十多人，我只认得县药材公司李经理。宣传部长主持开会，县委书记亲临听取大家发言。依稀记得有二三位记录员飞笔记录。
药材公司李经理提的是，自己原来是党员，在一次战斗中被冲散，失去与党组织的联系，至今党籍得不到承认，希望组织上帮助调查解决。其他人说了些什么我已忘记。
我说了不少，记得有：1、粮食统购工作有点过火，下乡中见到不少农民喊缺粮。2、有的农村植树造林有形式主义作风，只顾栽植、不顾浇水保成活。3、自己离家八年多，请假探亲，每一次领导都说工作忙而搪塞，是骗人。4、压我二级工资的事，又说一遍。
散会前，县委书记表示，会认真研究大家所提意见，改进工作。
这时各单位也召开鸣放会、贴大字报。有一位刚从高中分配来的青年干部会美术，画了一张《审判当代陈世美》，画面上座是黑脸包公，右手高举惊堂木，口前用云状边框引出一句话：“尔等抛弃糟糠，另寻新欢，可知罪？”画面右下方俯首跪地几个人，身后分别写上我们县社几位进城后就抛弃前妻的领导人的名字。漫画张贴在机关食堂显眼处，引得许多人围观。被点中的几位领导人和他们的家属每天来食堂打饭，都避开和大家照面。也有一张大字报揭发我，就是曾经向我问苏军在东北暴行的那位同事，他说我是污蔑苏联红军。这引起我极大惊诧：本来是聊天闲谈你问我，怎么反口说成我诬蔑红军？
从县委座谈会回来，就明显感到氛围不对。首先找借口把原来由我掌管的公章收去，后又把由我担负的批转公文的职能转交别人。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接着我们机关由鸣放转入“辩论”，说是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双方平等辩论是非，实际是对前一阶段鸣放者的围攻批判。
比如，我曾抱怨八年多不批准我请假探家。批判者就说：“你家是反动官僚，那么多反动分子，不让你回家是为了让你与反动家庭彻底割断联系，是为了保护你。你倒恩将仇报，是坚持反动立场不改！”他们不承认人与生俱来的亲情人性。说：“只有具体的阶级性，而没有抽象的人性。”既然革命，就不准有不分阶级的亲情。自己的感情首先要服从革命之情，就得和自己出身的反动的家庭划清界限，割断联系。而实际上，我的祖父、父亲虽有历史问题，但解放后都是拥护共产党领导的，祖父还被选举当过二年的区人民代表。若说我的家庭反动，怎么会在战火纷飞年代送我参加革命军呢？
又如，我辩白自己没有反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意图，只是建议党和政府注意不要克苦了农民。还不等我把话说完，小组会上的十多人就一致高举拳头、高喊：“你反动！不准继续放毒！”根本不给我辩白的机会。所谓“辩论”，不是讲理，实际是以势压人。
我陷入被围攻初期，一下子不知所措。怎么也不明白：我是真心革命的，是爱国的，一贯积极工作，我现在还是机关共青团支部副书记，怎么会反党呢？回想以前在部队中同志们之间那样的亲密，平日里和机关同事们那样融洽，为何一夜之间却把我视为仇敌？我痛苦万分，茶不思、饭不想，卧榻上辗转反侧，越想越委屈，就蒙头痛哭，哭得眼泡肿。
一日，党总支书记走进卧室看我。他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北方人，山东口音，揭开被子问我怎么了？我说我真的不反党。为了表忠心，我把自己从军队转业二年多来的两本日记呈交给他，请他审查。因为我在日记中记下许多平日工作情况、所思所想，时常抒发一些革命豪情，也有时记下一些对社会现象的思考，比如对粮食统购统销的想法。我认为，只要仔细看了我的日记，就会明白我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
孰料，几天后县委宣传部竟出版油印的批判我的专刊，下发全县。两张八开版面，除了歪曲丑化我的家庭出身，还从我的日记里摘取只言片语，横加曲解，牵强上纲，斥责为“恶毒攻击”。
与此同时，有人还画了一张约3米高、1.2米宽的漫画，模仿我的体型，画成一具骷髅架，旁白写道：“头上长疮，脚下流脓——姜万里”。
遭受如此蛮横围攻，如此丑化诬蔑，人格受到极大侮辱。我怒火中烧，热血往头上冲。暗想，你们这里到1949年底才解放，1952年才完成土地改革。当我追赶打国民党时，你们这些人还不知躲在何处。我在军中两次立功，你们这些小人有什么资格侮辱我！
大约七月下旬一个闷热的夜晚，来人叫我到会议室开会。
会议室东西长约15米、南北宽约8米。朝北开门。屋中央摆放一台横长约8米的条桌。人们围坐三面，北面一侧是留给我的位置。
我随来人走入会议室，只见批判我的阵势已经摆好，三十多名平日相处和谐的同事们，如今鸦雀无声，个个目光像张满了的弓、弦上的箭，紧盯着我。往日开“辩论会”还允许我坐着，以表示平等。今天却不准我坐。
我还没站稳，突然从背后上来两个人，都是我们机关保卫科的，一左一右，用力把我双臂反扭，另上来一个，按住我的头，把一个拴着细麻绳的木牌套在我脖颈上，又快速往我头顶扣上一顶约1米高的纸糊尖帽。有一只大手用力往下压我的头。我眼睛余光看清，挂在我胸前的木牌上写着“右派分子”四个大字。
这一切都瞬间发生。只听稀里哗啦的动作声，三个凶手也不吭声，只是狠力扭弄我，就像特务搞绑架的阵势。整个会场一片惊骇，没一人敢喘大气。
多日来蒙受的冤屈，已使我怒火满胸膛。如今更加野蛮的侮辱，激发我早已汹涌的热血一下冲上云霄。不自由毋宁死，无尊严毋宁死！人生谁无死？人生不过一死！我宁愿一死，决不忍受小人们的侮辱！那时也不知哪里来的急劲，挣开被反扭的双臂，挥起右拳猛地一下把高帽击落在地，左手一把抓住胸前木牌扯断麻绳，把那块“右派分子”木牌奋力一甩，只听“啪啦啦啦”一串响，飞到不知哪个角落。
我高喊：“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走！上法院！上法院！”我内心是反对共产党这种侮辱人格的野蛮做法。我想的是，我喊了反对共产党，你们就把我枪毙吧！一死拉倒！
我的拼死反抗，出乎组织者意料。有瞬间愕然冷场。那三个凶手反应还算快，又冲上来，重新把我扭住，按我的头。会场一片惊愕，鸦雀无声。
冷场。
主持会场的党总支书记开口了。慢条斯理地说：“大家都看到姜万里的右派反动嘴脸了……”
略沉吟。
“今天批判会到此结束。散会！”
实际是他没有办法继续开下去，完全出乎他们原来的计划。他们原以为我在围攻之下会跪倒低头，然后由几个指定的人发言批判，把我搞臭，最后把我拉下等候统一处理。却没料到我会拼命。而他们当时没有杀死我的权利。假如此事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必死无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