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且不带引号）进入1968年7月底8月初，“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工宣队，且不带引号）进驻学校，不仅遏制并结束了大学里以造反派为主体的文革群众运动，而且使教育界具有文革中、后期的重要取向和基本特色。本文以清华大学工宣队为个案，概述工宣队的某些方面。毫无疑问，在文革时期全国难以计数的工宣队中，没有哪一个工宣队像清华大学工宣队这样既是始作俑者的角色，又有辐射全局的作用，还有独特的文革实践及其经验，更有无出其右的典型影响。
一、工宣队的由来
工宣队缘于清华大学文革群众两派的武斗。1968年4月23日至7月27日，由于清华文革群众两派组织“井冈山兵团”（简称团派）和“四一四”（简称四派）的论战和冲突，清华大学发生了著名的“百日大武斗”。这一武斗既是整个文革时期单位或部门武斗的一个典型，也是整个北京地区最为严重和最为惨烈的武斗。这种武斗不仅仅限于清华校园，还在北京一些重要公共场所（诸如天安门广场、新华门、西单、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所在地等）有所延伸或继续。结束这一武斗，既不是上述两派，也不是清华名义上的上级主管机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及其领导人力所能及的，而是唯有毛泽东本人才能做到。
值得关注的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1968年7月中、下旬，数次在北大、清华周围等地组织要求停止武斗的群众游行。四派看到这一点，数次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建议对清华实行军管或直接派出群众队伍进入清华，平息武斗。四派最后一次提出此类具体建议的时间，是7月26日即工宣队进驻的前一天！尽管今天受到当时有关档案文献资料还没有开放的限制，我们无法考证四派的这一建议是否送达毛泽东那里或是否为他所得知，具体地说，四派的这一建议与毛泽东派出工宣队的决定是否有联系或者有何联系，但是四派的这一建议与毛泽东的这一决定多多少少有些“不谋而合”。
尽管毛泽东派出工宣队的具体步骤或细节，由于受到有关档案文献资料还没有开放等等限制还不为我们所知，但是毛泽东在1968年7月之际做出结束全国性的文革群众武斗的决定已不言而喻甚至不可逆转，而在北京，就是要彻底结束以清华群众两派为代表的首都地区文革造反派运动及其武斗。据迟群事后回忆，毛泽东1968年7月26日下午2点多，在其中南海住所，召集其身边的8341部队有关人员开会，指着地毯上所铺的清华的地图，对与会人员进驻清华做出指示。同日下午5点半，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召开有63个单位参加的进驻清华大学动员大会，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吴德、8341部队有关负责人等出席，部署次日进驻方案，这一大会一直开到凌晨2点才结束。次日上午10点前后，来自北京61个企业、事业单位的三万多工人，从除了北门之外的清华各个校门涌进清华园。
然而，毛泽东没有预料到，他所派出的这些工人进驻清华（当时置身武斗的清华两派群众约有600余人）遭到了团派的殊死抵抗，造成了严重伤亡（5人死亡，731人受伤）。不仅没有任何一个清华人在事前知道毛泽东的这一派出计划，而且这三万多工人到达清华之初，也不知道是直接履行毛泽东要平息清华武斗的使命。当时，仅有工宣队极少数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知道上述决定。正是由于不知道工宣队是毛泽东所派出，不仅直接造成了上述的严重伤亡，而且直接造成了团派的政治灭亡。毛泽东派出工宣队不告知清华人，成为至今都难以索解的谜。在其开始之际，工宣队的名称也由最初的“首都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变为“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再变为“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又变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文革伊始的一系列决定如同湖南谚语“草鞋无样，边打边像”，毛泽东对工宣队职能的调整和确定也是根据文革的形势而适时地做出的。由于团派武力抵抗工宣队而造成了伤亡，更是由于必须及时遏制群众运动并制止全国性的造反群众的武斗，毛泽东把工宣队作为结束大学文革造反运动的“马前卒”。工宣队的职能和模式，在1968年8月25日发表的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中才得以明确。此文是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所写，由他本人作了多处修改并确定题目。同日，毛泽东批示“照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中发【68】135号文件）指出：“中央认为，整顿教育，时机到了。各地应仿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逐步管起来。”“……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
到了9、10月份，工宣队进驻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已成为全国广泛而又普遍的现象。例如，上海市在9月5日到12日，有31000余名产业工人进入全市十个区的513所中学和1249所小学，每所中学平均有50名工人。另还有5700余名退休产业工人与工宣队一起进入小学。
还有一个插曲：毛泽东在7月28日凌晨召见蒯大富等北京“五大领袖”的谈话中，并不关注工宣队进驻清华的伤亡情况，并在召见结束之际叮嘱不要整蒯大富。这表明，毛泽东至少到1970年11月在北京大规模进行“清查五一六”之前，都没有“审查”或“惩处”蒯大富的意思。然而，由于工宣队进驻清华所遭到的流血伤亡引起了工宣队员们的极大怨愤，为了安抚工人们，毛泽东8月6日把来华访问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部长阿沙德·侯赛因赠送给他的两箱芒果全部转送给工宣队，并在稍后引起了全国性的作为毛泽东崇拜现象衍生的“芒果崇拜”现象。毛泽东还于8月15日最后一次接见解放军副团职以上干部时，接见了工宣队代表，《人民日报》等媒体特别醒目地报道了这一接见消息。
《人民日报》自1968年8月5日起，以纪念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发表两周年为名，连续半个多月，连篇累牍地发表不点名地批判或痛斥以清华团派及其领导人为代表的“多中心论”的文章和报道，并于8月16日公布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所有这些都充分表明，毛泽东已不相信文革造反派，尤其不相信为文革立下汗马功劳的激进的造反派青年学生。
应该指出的是，工宣队与文革伊始进驻清华的工作组既相似又不同。相似的是二者都来自清华之外的文革领导高层的“垂降”，给清华文革带来了“主宰”；不同的是，工作组姓“刘”（少奇），而工宣队姓“毛”（泽东）。具体地说，工作组所沿袭的是文革前的中共政治领导及政治运动路线，而工宣队是在文革破裂或危机之际，所实施的不只是扭转清华文革群众运动的趋势或走向，还要进行文革中、后期的一系列运动。进而，工宣队不同于1967年至1969年间广泛流行的处理或解决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的军宣队方式或军管方式。虽然进驻清华的工宣队有一定的工人成份，但是其领导或主干却是来自毛泽东身边的中共中央警卫部队干部。这种打着工宣队的旗号来对清华文革实施军人干预和领导的做法，乃是文革的一个独创。
由此可问，毛泽东当时为什么不以军宣队或军管的方式介入或解决清华文革两派群众的斗争及其危机？在我看来，利用工宣队的方式要“优越”于军宣队方式或军管方式。工宣队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优点”：一是工宣队人多势众，清华大学这样的拥有数万人的单位，很难派驻数百人或数千人之多的军人来进行“管治”；二是派驻工宣队，至少名义上“工人阶级的地位”高于“知识分子的地位”，可以用理论上的强词夺理和实践上的强制推行，在清华全校各个部门或环节实施所谓“工人阶级的领导”；三是军事化的管理或军事化的生活在清华大学难以全盘保证，而工宣队则可立竿见影地让清华文革摆脱一时的危机，迅速结束武斗，使得清华文革转入新的阶段；四是首先在清华大学尔后在北京其他58所大专院校全部进驻工宣队，要比全部进驻军宣队更为“有理、有利、有力、有节”，在京畿不宜出现过多过杂的军宣队或被军管的大学单位；五是工宣队确立了毛泽东手下“亲兵”对于清华文革的直接占据，清华文革1968年7月底之后进一步成为毛泽东麾下独一无二的“文革要塞”。后来清华校内外流行的说法，即清华文革是“毛主席的一个点”，就是证明。
二、工宣队的功能
工宣队进驻学校，有多重的意义和功能。从当时来看，是为了消除群众武斗，整合不同群众势力，恢复学校秩序，稳定学校局势，力图把文革转移到与以往不同的有序阶段。长远来看，是为了取得学校的领导权，整治广大教师和原有干部，监督和改造学校的各种人员，推行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改造整个教育事业，并为塑造文革新人、新社会提供一个基地。
显而易见，工宣队在本质上是非清华的，完全来自于文革最高领导者个人的政治驾驭及政策运作。自进驻清华到1976年10月后消失，尽管工宣队内部没有细致的职务划分和明确的干部级别，甚至没有什么正式建制，但是工宣队的领导人就是清华大学的领导人，反之亦然。率领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的张荣温（中共中央警卫团副团长），1969年1月担任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1970年1月，杨德中（中共中央警卫团政委）担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从当时杨德中还兼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可以看出，毛泽东实际上是派出自己身边的警卫干部主管清华、北大。至1970年初，清华大学约十名校级领导人中，只有刘冰一人（文革前担任清华党委副书记）是清华原有的干部，其他人全部来自工宣队。工宣队是清华文革后期八年（1968年8月至1976年10月）的政治“总督”。譬如，工宣队在清华大学所实施的“工宣队—党委会—革委会”的发布文件的范式乃至权力运作的机制，亦即工宣队高于党委会和革委会，就是清华文革不同于全国其他领域或单位文革运作的一个特例。
一方面，工宣队给清华大学的教育体制带来了的变化，主要有以下三点。首先，清华当时的主导力量既不是党委的政治领导，更不是革命委员会的业务领导，而是工宣队的全盘领导。表面上形成的是工宣队、党委会、革委会三位一体、一体同构的局面，但实际上工宣队的领导及其权威直接来自中共中央最高领袖。针对工宣队一些成员不安心在清华工作，想回到原单位工作，工宣队举行学习班，安定军心，有人谈体会：“我们撤了，敌人就来了。”仿佛在他们眼里，清华大学就是一块以广大清华教职员工为主的“敌区”。工宣队领导人在1974年的总结中强调，他们顶住了排斥工人阶级领导的“歪风”，“保证各级领导班子中工人干部占二分之一以上。”这是信口雌黄，因为清华校一级的领导班子，工人干部的比例就远不到二分之一。1968年后的清华各级领导班子甚至整个大学的领导班子，大致上是由工宣队代表（工人干部和解放军干部，真正的工人微乎其微）、清华原有干部和学生代表组成的，“革命教师”的代表席位不是没有，就是无足轻重。工宣队凌驾于革委会和党委会之上。1969年初成立的清华革委会，只不过是处理日常行政和教学事务的机构；1970年成立的清华党委会，不过是“抓大事”即抓阶级斗争、抓教职员工改造和抓“教育革命”的部门。在清华之外，还几乎没有与之相似或相同的工宣队的权威。在恢复了清华的中共党的机构和领导之后，工宣队依然叠床架屋地行使着大权，这势必造成清华党组织中“党内有党”直至“党外有党”的局面，最主要的就是来自工宣队的干部与清华原有干部的区分。
其次，清华此时出现了以工人（实为工宣队人员）、学员、教师构成的“三结合”组织体制。这里，无疑工人是领导，学员是主体，教师是被改造和被使用的对象。工宣队把过去的“大学生”或“本科生”的称呼、称谓统统改为“工农兵学员”（简称学员），以示与过去的大学生（文革中被称为“旧大学生”）乃至整个过去的教育体制和传统区别开来，用文革的术语来说就是“决裂”。学员的取向和内涵是大学生等所无法企及的。从对学员的培养和经历来看，工宣队是要把他们的政治标准而不是业务标准放在首位。工宣队一个别出心裁的作法，就是制造教师与学员的隔阂甚至对立，抬高并夸大学员的地位和作用，把作为受教育者的学员视为政治上的领导者之一，即受教育者要帮助教师改造世界观，同时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1970年春，试招的清华大学工人班学员自发地提出一个口号：“我们上大学，还要管大学，像工宣队那样改造大学”，后来改成清华大学直至全国性的工农兵学员都要奉行的宗旨：“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这一“上、管、改”的口号，逐渐演变为文革时期大学的学员政治活动机制，主要用来在学员与教师之间划定一种明确的改造与被改造的界线。学员们在入学之际和入学之后，都一再被告诫不是简单地上大学，而是与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教师们争夺教育权，并要占领教育阵地。“工农兵上大学的根本任务是掌握文权、巩固政权。”因而，“对待工农兵学员的态度就是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再则，工宣队在全国率先提出“砸烂教研室（组）”，指责教研室（组）是“资产阶级的顽固堡垒”，“它从组织上造成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分离、教员与学生分离、各门课程彼此之间分离。”具体作法就是解散基础课教研室（组），把教师编入学员班。教师的工作置于学员的班级之中，教员的一切教学计划、教学任务和政治活动都由学员班级党支部来讨论、决定。作为中国大学体制的基层单位，教研室（组）的设立引自苏联，清华此时取消教研室（组）的作法，已不是简单地否定苏联经验的问题，而是取消教研室（组）的知识分子构成和业务性质，实施和体现工宣队领导下的新体制所具有的“改造并分化知识分子”的功能。
另一方面，工宣队在清华大学的所作所为大致上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不断进行“清查、清理运动”，二是整治广大教师和部分清华原有干部，三是大搞“教育革命”。
工宣队从1968年底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到1976年10月初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以持续不断的清查和迫害来维系它在清华大学的统治。整个文革期间，清华大学全校约有1228人被立案审查，178人被定为“敌我矛盾”或“专政对象”，58人“非正常死亡”。而在这其中，由工宣队立案审查者达到1120人（约占当时清华教职工总人数20%），定为敌我矛盾者达到167人。1968年底至1970年，清华“非正常死亡”（实为被迫自杀）的人数急剧增多，已逾20多人，这些都说明了上述清查和迫害的残酷和惨烈。工宣队在清华大学的历史，从狭义上来说，就是一部整治、迫害清华众多教师和干部的历史。他们通过大大小小十余次的政治运动，给清华广大教师和原有干部套上了一层又一层的政治枷锁。工宣队一位负责人就道出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心声”：“什么时候知识分子的心情舒畅了，那么什么时候就说明我们的工作有了问题。”（这一段话在发表时被改为：“广大知识分子……什么时候思想平静了，感到舒舒服服了，就要检查自己是不是走上了回头路。”）。更有甚者，工宣队还把广大教职员工下放“改造”，加以惩治。
1969年5月，清华工宣队在江西省南昌市郊外鲤鱼洲建立了“试验农场”。这一农场位于鄱阳湖畔，占地约1.1万亩。工宣队把这个还没有建成的农场吹嘘为“既是一个抗大式的劳动大学式的学校，又是一个既有工业，又有农业、商业，又有科学试验的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这里将成为清华大学教育革命的主要基地，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等三项伟大革命运动。同时，在这里也改造那些犯了错误的人。”同年5月至10月，清华先后有五批约2821名教职员工（约占清华当时教职工总人数的70%）先后来到这里劳动改造。这个地区是血吸虫病的重疫区，由于从事水中劳动和防洪等，先后有上千名的清华教职员工患上血吸虫病。
工宣队把清华广大教师当成文革的主要对象之一。1971年8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的“两个估计”，为这种以教师为潜在敌的做法提供了某种“依据”。这著名的“两个估计”是指：(1)文革前十七年教育界所执行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 (2)原有教师队伍大多数人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1970年秋季之后，许多清华教师愈益感受到“两个估计”如同两座政治大山压迫着自己，大为不满。这种对于教师所采取的可用而不可信的政策，就是赤裸裸的歧视加敌视。特别是对于那些1949年之后到1966年之前学成而就业的教师来说，不啻是巨大的打击和否定。他们一些人针对《纪要》提出了批评。一时间，关于如何看待“两个估计”，成为清华斗争的焦点之一。工宣队一再强调，“否定两个估计，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他们引用毛泽东在1967年2月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为根据：“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还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不改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能胜利呢？”这也就再次表明，文革把阶级的以及阶层的划分标准从过去的经济地位、家庭出身改变为现今的职业、知识直至世界观，这不能不说是文革阶级划分法的一个独创。进而，由世界观问题把知识分子当成文革的“另类”或“异己”，这也就使得文革风雨如盘的“政治革命”，必然伴随着剜心剔骨式的“破心中贼”的“思想革命”。
工宣队自1969年初以来所暴露出的种种弊端，受到了许多清华原有的干部和教师的斥责。他们借助1972年周恩来关于教育整顿的指示精神，试图恢复过去某些合理的教学做法，改革某些工作措施，但遭到了打击和迫害。1973年10月至12月，清华上上下下开展了一场“三个月运动”。这场运动旨在整治被称为体现了“旧教育路线回潮”的一大批清华干部和教师，有64人受到立案审查和重点批判，403人被点名批判，被指责的或被迫作检查交代的人难以计数。他们的目的被斥为“就是进入一个不要工人阶级领导，不要无产阶级政治，不要改造世界观的资产阶级独立王国，就是资产阶级专政。”只是由于1974年1月开始了全国性的批林批孔运动，“三个月运动”才告一段落，没有发展为全国性的运动。今天，把在“三个月运动”中受到审查和批判的上述清华干部和教师的言论汇集起来看，主要是对以下方面的不满和指责：文革教育政策，文革种种行径，祸国殃民的极“左”作法，大学状况，知识分子的待遇和遭遇，江青、王洪文和张铁生等人的言行，连年不断的政治运动及政治迫害，一些领导干部的作风，外交政策的转变，毛泽东本人的矛盾等等。这些不满和指责，表现出清华大学当时许多人对文革持批评和怀疑的态度。
工宣队与“教育革命”可喻为形影相随。关于“教育革命”问题，我在下一部分专门论及。质言之，工宣队有没有给清华大学带来教育建设、科学发展、学科创新和学术进步？历史的回答是：否！
毋庸置疑，进驻清华的工宣队，在文革时期的所有工宣队中充当着执牛耳或领头羊的角色。这不仅是由于这支工宣队直接来自于毛泽东的授命，而且它是整个文革的后八年大学领域的“政治风向标”。这支工宣队的成员，平均学历不高，大致上不超过初中水平，绝大多数成员过去根本没有从事过教育工作。他们在大学教育业务上不可能与清华的教师和原有干部同日而语。他们被套上了由毛主席派到大学天地的政治光环，真正开创了“外行领导内行”、“政治冲击业务”的局面。“工宣队模式”是毛泽东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特别是文革时期毛泽东教育主张和教育政策的集中折射和体现。毛泽东由其早年的民粹主义理念和反智主义情怀，嬗变为文革时期乌托邦主义的“教育革命”，这是清华大学的不幸，更是中国教育的不幸！
三、工宣队与“教育革命”
文革时期的“教育革命”真正开始，是在工宣队进驻清华之后。显然，文革头两年群众运动的论战和武斗，无法使“教育革命”铺展开来。工宣队进驻清华，为“教育革命”的全盘实施提供了基本的政治领导保障。
工宣队不断强调，“教育革命”是一场政治革命，“政治建校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灵魂，是解决教育为谁服务、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讲，工人阶级占领文化教育阵地，就是占领广大知识分子的群众。”
1970年7月22日，清华工宣队发表了《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一文（以下简称《创办》），概述了清华“教育革命”的主要经验。这份经过姚文元等人修改、张春桥定稿的文章，可称得上“教育革命”的“范文”。以《创办》为标志，大学（特别是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方案首次以比较系统、具体的形式出现，它是后来被称之为“教育革命的‘圣经’”的1971年7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某种“雏形”。它所总结的清华“教育革命”共有六方面内容：(1)工人阶级必须在斗争中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2)对原有教师坚持边改造、边使用，建立三结合的教师队伍；(3)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厂带专业，建立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新体制；(4)培养工农兵学员，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5)大破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编写无产阶级新教材；(6)结合生产、科研任务，坚持群众路线，实行新的教学方法。在清华连续四年（1966—1969年）没有招生并中断正常教学的情况下，《创办》却“理论先行”，为文革的大学办学画出了“蓝图”。《创办》一文对于文革时期的大学办学具有指导意义，标志着文革“教育革命”体制的初步形成，成为文革时期全国通行的大学教育大纲。
“教育革命”在清华体现了无以复加的偏执和独断。工宣队领导人多次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工具：“今后，检查一个办学点的工作做得好不好，主要看这几条：工农兵管教育管得怎么样？教师、学生与工农兵结合做得怎么样？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尤其是上好阶级斗争主课做得怎么样？”“教育革命”的目的，就如同清华文革写作班子“秦怀文”撰文所说的：“我们的专业千差万别，但是，归根结底，首先要上的是阶级斗争的专业”。迟群概括为：“我们的学校就是要培养同走资派作斗争的先锋战士。”他曾强调说，清华大学只有一个专业，这就是斗走资派的专业。
工宣队所领导的“教育革命”，实质上是教育制度和教育方式的极左化，具体地表现在招生、师资、办学方式、教学方法、教材编写等方面所进行的“革命”上。1970年3月，北大、清华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该报告就培养目标、学制、学习内容、招生时间和名额、学生条件、招生办法和地区、学生待遇、分配原则等八个方面作了规定。提出，招生方式为“废除修正主义的招生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入学文化条件是“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而有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文化程度的限制；学制根据各个专业具体要求分别为一、二、三年，另有学制为几个月的短训班；学习内容是“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紧密结合三大革命运动实践，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战备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文、理、工各科都要参加生产劳动。”同年6月底，中共中央向全国批转了这份报告，这一报告及其相关精神成为1970至197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高等院校招生工作的圭臬。
“教育革命”进行之际，师资只能是“接收”过去学成的、现今在职的教师。尽管无法信任和依赖这些教师，但是这种“教育革命”根本没有自己的所谓“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故不可能撇开已有的师资力量而另起炉灶，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使用政治上不可信的教师去从业务上培训学员。因而，“教育革命”的师资政策十分矛盾而又荒唐可笑。1970年招生后，即使教师们从事教学，也是动辄得咎，不可能像从前那样具有教学的主导性和积极性。“教育革命”的斧钺不可能放松对于广大教师的威慑。工宣队经常使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来对付教师们，并且有了“经验”之谈：“有了群众，就有了敌情；发动了群众，就暴露了敌人；依靠了群众，就无往而不胜。”工宣队所推行的“教育革命”本身，就意味着对于教育的仇视和对于教育者的鄙视，如同当时清华工宣队一位领导人所说的：“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红卫兵（学生）的夺权是一事无成的。……事实证明，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同理，知识分子也不可能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清华“教育革命”的众多事实说明，如何对待“教育革命”则意味着如何对待工宣队，反之亦然。因而，“教育革命”的成败直接关系到工宣队的成败，反之亦然。但是，“教育革命”的失败是必然的，其原因有二。
其一，“教育革命”是一场蒙昧而荒唐的“革命”。它是文革中“进行改革时间最长、为害最大、破旧最彻底、立新最离奇的领域。”“教育革命”的实质是什么呢？目前比较流行的看法，大致归结为反智主义、民粹主义、教育平均主义等等。而我个人认为，这些都只是“教育革命”的特性，并不能涵盖其实质。“教育革命”的实质是蒙昧主义。因为，“教育革命”带来的是窒息精神，禁锢思想，扼杀教育，破坏教学，从而毁坏人才建设，阻碍文明发展。“教育革命”的的确确是一场教育的大倒退，甚至是一场文明的大反动。
其二，“教育革命”是反动而可耻的“革命”。“教育革命”取消文化考试标准而采取以政治标准招收学员的作法，从最初“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选拔方式，很快就在相当大的范围演变为仅仅由单位或部门少数领导人具有决定“保送上大学”的权力实施，实为“走后门”。据当年清华有关领导到有关的系、班级调查，发现在不同系、班级学员总人数中“走后门”的学员比例约占12%，个别班级高达约20%左右。这种“走后门”现象也是全国性的。“一切宣传出来的‘文化大革命’的炫目成就和神圣使命，都在这个畸形的‘后门’面前困窘不堪。”因而，“教育革命”的一个先天性的、不可治愈的弊端，就是它固有的封建特权的文化“基因”及其精神“遗传”。由此，“教育革命”是由蒙昧走向启蒙、古代走向现代，还是大反其道而行之，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教育革命”是教育史上一次最大的“教育乌托邦”的实施和破产。它致使教育沉沦为文革的附庸，致使大学沦陷为文革的屠场，全盘扭曲甚至瓦解大学教育应有的取向和职责，竭力阻滞人才的成长、思想的探索和学术的创造。从“教育革命”理论的缺陷和谬误到其实践的变态和丑陋，无不表明“教育革命”及其方方面面充满着无法解决的异化和悖论。因为，这种所谓的“教育革命”本身就是反教育的。
四、工宣队的分化和终结
工宣队最初进驻清华大学时有三万多人，到1968年8月下旬锐减到5140余人，1970年代初保持在数百人，到1975年底至1976年10月，只剩70余人。自进驻清华大学起，工宣队就由来自不同部门或单位的人员构成，主要来自中共中央警卫团、北京卫戍区一师、海军后勤部、总参谋部防化学兵部等单位的军人以及北京市诸多机关和企业的干部、工人等等。这些军人来到清华后，依然保持着军籍，一些军人多年后在清华就地转业任职。
从1970年起，清华工宣队的两个人物迅速崛起。作为毛泽东派至清华大学的“钦定亲兵”，迟群（原中共中央警卫团即8341部队宣传科副科长）、谢静宜（毛泽东的速记员、机要员）不仅给清华而且给整个文革都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例如，他们对1974年初批林批孔运动的兴起起了直接的作用；又如，谢静宜还参加了审查林彪事件及林立衡本人的工作；另外，他们直接领导并具体指导着毛泽东文革晚期的写作班子即“梁效”大批判组。
特别是迟群本人，对文革有两个独特的“贡献”：一是1968年春夏，毛泽东派出其身边的警卫部队干部进驻北京的“六厂二校”，直接指导这些单位的“斗、批、改”，以便把它们的经验推向全国。作为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主要负责人，迟群执笔撰写的新华社内部稿《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展开对敌斗争的经验》，受到毛泽东的好评，认为是“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建议批发全国。以此稿为标志，各地陆续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迟群本人还在清华向来自全国各地区、各单位难以计数的人们做过上百场介绍清华“斗、批、改”经验的报告。二是1971年春夏，作为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迟群为4月15日至7月31日在京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执笔撰写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该纪要经过张春桥、姚文元修订后，毛泽东8月13日审阅同意，由中共中央转发全国。这个纪要的要害，就是前面所述的“两个基本估计”。
作为文革教育领域著名的“两个基本估计”的一大政治推手，迟群成为毛泽东派至清华大学乃至教育领域的一大政治打手。迟群当时年富力强，很快超出了他当时的工宣队同事，继杨德中、张荣温之后，于1972年1月担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和工宣队第一把手。他忠实执行了毛泽东的文革教育路线和政策，成为毛泽东的清华文革后期“总监”。
谢静宜的最大政治资本，在于她有着迟群等人所没有的直接可与毛泽东联系的优势。虽然谢本人的表达、组织和工作能力远不及迟群，但是迟群和工宣队要主宰清华大学，就必须有谢静宜这样一位可及时地传达并实施毛泽东旨意的通天人物。的确，这两位大概只有初中学历的军人，自1972年起对于清华文革的掌控，他们的权力和权威来自于毛泽东，所以他们被称之为“毛主席的两个‘兵’”。
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之后，谢静宜的政治地位迅速提升。作为清华第二号人物，谢静宜在清华校外的职位和权力，由于毛泽东的青睐和提携，很快超过了清华第一号人物迟群。1975年初，“四届人大”召开之后，曾任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的迟群梦寐以求担任教育部部长的愿望落空，迟、谢的关系开始紧张而微妙。迟从骨子里瞧不起谢，因为谢本人的工作能力及谋划水平很差，但是迟又离不开谢。二人的关系是政治上的若即若离或相互利用。有谢静宜充当自己的清华副手，迟群上可通达天庭，下可更有效地驾驭那些清华原有干部的势力。然而，迟、谢在1975年初之后关系的紧张，既为清华原有干部所不齿，更为工宣队中不是来自中共中央警卫团的几位军队干部和工业干部所大加利用。
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两次写信给毛泽东的直接起因，是清华工宣队原负责人之一的柳一安（原北京市建筑工程局干部）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工宣队工作回来之后，迟群没有给柳安排工作。柳发起并联系惠、吕二人，准备联名“上书”毛泽东，反映迟群的问题。惠、吕二人充分意识到，写信给毛泽东本人，还必须有一个比他们“高一位”的清华主要负责干部来署名，这样才更有力量。经过刘冰的同意，他们四人达成了写信给毛泽东的决定。他们四人写信的直接目的，是希望毛泽东派人来清华大学了解迟、谢问题，进而最终把迟、谢从清华“搬走”。他们四人清楚地意识到，不经过毛泽东的首肯或介入，他们乃至整个清华大学都无法解决迟、谢问题。然而，他们力争让毛泽东先派人来清华调查迟、谢问题的想法，是否会走向反面？看来，他们当时并没有充分估计到。
可见，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大学当时的领导人中威信很低。清华能有四位校级领导干部联名给毛泽东写信反映迟、谢的问题，这说明了什么？而在这四名干部中，刘冰并不是写信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他只不过是排名在首。但他同意并参与给毛泽东写信一事，就表明他对迟、谢极为不满。另三位干部则是“正统”意义上的工宣队干部（其中两位是解放军干部）。他们三位对于迟、谢的“反抗”，表明清华工宣队作为毛泽东派驻清华大学的主导力量，根本就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充满了政治的拼斗和厮杀。清华工宣队许多不是来自8341部队的干部都心照不宣地意识到：迟、谢的跋扈和专断只缘于他们来自毛泽东身边。也正是迟、谢的跋扈和专断，清华工宣队的分化在所难免。工宣队内部的斗争充分表明，1975年至1976年的清华文革更加牢固、突出地捆绑在毛泽东的文革战车上，并驶向由于毛泽东去世才停止下来的不归之路。
1975年11月3日下午3点，有53人出席的清华大学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在第二教学楼二层会议室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在会上说，根据毛主席和中央的指示，讨论刘冰等人两封信的问题实质。吴德并没有传达毛泽东的批评。正是由于刘冰等四人不知道毛泽东对他们写信的批评，他们在这个会议和稍后的会议上同迟群等人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和斥责。刘冰本人是在11月15日晚列席政治局会议时，才第一次听到了由毛远新传达的毛泽东对他们写信的批评。毛泽东的上述批评第一次在清华大学全校公布，是在1975年11月18日举行的万人有线广播大会上，由吴德作了传达。上述11月3日的会议“故意”不传达毛泽东的批评，意味深长。从当时传达毛泽东批评的步骤来看，为了批判邓小平，试图通过刘冰等人的反应来决定有关部署。
毛泽东批评刘冰等四人写信所带来的作用和影响已远远超过了清华大学的范围，致使清华大学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处在文革政治的风口浪尖。迟群、谢静宜与中共中央上层努力配合，把清华大学的“教育革命大辩论”及“批邓斗争”引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例如，1976年3月26日，清华、北大十余人列席政治局会议，当面批斗、声讨邓小平本人，开创了中共历史上由基层组织人员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直面斗争中央领导人的先例。另据不完全统计，1975年底至1976年春夏，全国各地、各单位约有30多万人次来清华“学习、取经”，还有十多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和记者来清华观摩“批邓运动”及大字报。
自1975年11月起，迟、谢以及清华工宣队在文革最后的十一个月里，大力巩固他们在清华的地位，大力整合清华文革的干部队伍。他们几乎把清华大学“打造”成了文革后期的政治堡垒，成为文革后期叱咤风云、独领风骚的“尖兵”。但是，他们没有料到，自己的政治生命将随着毛泽东生命的结束而很快结束。在“四人帮”被一举粉碎不到三个小时，迟、谢就束手就擒。如同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革寿终正寝，迟、谢的政治死亡意味着清华工宣队步入黄泉。
从全国来看，到了1970年代初期，除了北京，各地的工宣队更多地流于形式，并有诸多的曲折起伏。例如，我当时就读的家乡中学（济南市第九中学）的工宣队，到1970年代初就成为只由两三个工人所代表的符号，这些工人只负责一些无关紧要的工作。包括清华工宣队在内的全国各地的工宣队到了1976年10月，可谓魂飞魄散，悄然而终。在文革正式结束之后，中共中央没有下发过像解散红卫兵那样的文件来撤销工宣队，也没有对工宣队做出正式的、具体的评价。今天看来，这种似乎不屑一顾的态度，所传达的信息是不言而喻的。
清华工宣队不断整治、迫害清华大学的众多干部、教师，制造恐怖气氛，以此来提升、强化自己的权力和权威。在某种意义上，清华工宣队是长达八年时间里毛泽东文革在清华的“化身”或“替身”，频繁地影响、推动全国文革的大局。在很多情况下，大大超越了工宣队自身的功能，致使清华文革不堪重荷，难逃清华大学之外更大的文革政治风浪的摆布和捉弄！
《记忆》2015年4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