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列车在轧轧地前进，跨过了动荡六十年代，踏入人类历史新的十年。……”这是我在1970年到来前，为《七十年代》月刊写的“发刊词”开头两句。
20世纪的60年代，是人类历史极为动荡的十年。在美国，爆发令社会分裂、动乱的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甘乃迪总统遇刺，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暴力团体黑豹党出现，校园与大学城不断爆发激烈的示威与警民冲突。大学生或激进或崇尚自由，而极少自称保守。青年人若不投入抗争，就陷入颓废、吸毒、滥药、迷茫。在欧洲，苏联入侵捷克摧毁了布拉格之春，也使苏联这个社会主义教父丑态毕露，西方左翼思想家和青年对社会主义的追求，从对苏联的失望转而寻求中共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合理性。法国规模庞大的学生运动，掀起西方世界反建制的热浪。从欧洲到美国到日本，激进的反建制学运一浪接一浪。与此同时，人类踏足月球就带来前所未有的科学愿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从最初带来“自下而上地洗涤上层污泥浊水”的这种浪漫幻想，到“破四旧”打倒所有旧文化旧思想，砸烂古建筑古文物，斗争杰出学者、作家、文化人和各级当权派，种种野蛮残暴手段层出不穷。文革的极左蔓延至香港，1967年的左派暴动，带来社会前所未见的动荡，也使安享法治之下不理政治的市民，开始要在身份认同上作抉择。法国印象派大师高更在一幅画中诘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往何处去？”是我当时置身于香港左派阵营，又面对世界、中国、香港局势的迷茫，时或引发的思考。
文革发生时，我已经进入出版界超过十年，在这十年里，从白天编书到晚上自修，编写自学丛书，我读了大量中外经典。除了鲁迅全集之外，在文学上对我影响最深的，是中国古典诗词，和俄国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我至今都不大好意思自称作家，是因为旧日阅读产生的标准，使我对“作家”这称号觉得高攀不上。我十分认同美国政治学者Russell Kirk的一句话：“现代人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矮子，之所以看得更远只因为有伟大的前辈。”
文革把旧日巨人的文化革掉了，中华大地文化一片荒芜，书店除了马列毛著作之外，其他书籍都被当作“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作品毁掉或收藏起来。香港的左派书店也一样。香港左派电影也从暴动前的兴旺走向一片荒芜。
随着香港暴动无疾而终，暴动文化也走进死胡同，而中国大陆仍然处于斗争、毁灭的烽烟中。我感觉到左派群体缺乏文化产品的苦闷，不仅是港澳，而且在星马一带有一大批左派华文读者也同感没有读物的苦闷。在本来为“反英抗暴”而设的出版社，我编写了一些稍为温和、说理的读物，受到左派读者群的欢迎。于是，我向左派领导提出办一本刊物的建议。因为不是左派嫡系的出版物，不那么僵硬地要求“政治正确”，较开明的领导人也就接受了。《七十年代》就这样在左派陷文化苦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
厨川白村说，文学是苦闷的象征。对我来说，当时创办一本刊物也是。1970，我3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