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和是我们男知青的房东。
到雨村小营子的第一天，我们5个男生由小队长元外领着来到有着一正一偏两间房舍的小院。说是小院，只是临街矮矮的一道颓败的土墙而已，东边是路，南边是小队部的后山墙，靠后山墙还有一间西向的小棚子，里边摆着一口白茬棺材。西边是一道高墙隔开的另一户村民家。
小院还算整洁，没有鸡刨猪拱的痕迹，正房门上挂着“铁将军”，元外一把拧开锁把我们让进屋，另外打发尾随而来看稀罕的孩子去叫小院的主人。屋里还干净，一进门的右手侧就是灶台，挨着的是一条炕。一间屋子半间炕，卧室与厨房合二为一，这种西北地区农家房舍的格局与我冀中家乡一明两暗的格局完全不同。炕上有一副铺盖卷，我们把行李摆上去一条炕就严严实实的了。西北地区特有的炕围子画的是潘必正与姜妙常的爱情故事，花花绿绿的挺好看。
初来乍到，雨村人的西北口音让我们连猜带蒙，虽是聊天也颇费精力。正在与元外说话时，下地的房东回来了。元外向我们介绍他就是小院的主人，名叫九和。男要俏，一身皂。中等身材的九和上身的黑衣斜披着，下身是黑裤，脚上是一双踢死牛的黑布鞋，浑身上下带着庄户人的灰土，但人显得很精神，一笑俩酒窝，浓密的黑发梳成偏分头，两只大眼睛，只是嘴巴略显大些，再就是总想往嘴巴外面跑的两颗大门牙似乎让小伙有点减分。我原来以为这屋的主人是一个单身老汉，没想到是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帅小伙。
这样，我们在小营子插队的5个男生成了九和的炕友，成了除了不在一起起伙的一家人。九和的小屋就成了我们的家。
一开始6条汉子挤在一条炕上，我与九和紧挨着，每晚并肩而卧。九和身上有“革命虫”，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时候，是九和用他那坚实的大板牙咬贴身小褂衣缝中的虮子，那时颇有世界末日的感觉。每到这时，我都装出学识渊博的样子说人的血生成要吃多少好东西，可你却这么大方地喂了这些小东西多么不值得。
每到这时九和就微微一笑说，皇帝身上还有两个御虱呢，你能绝了它？是的，有九和在，我就无法灭绝它。毫无抵抗力的我们眼睁睁地让九和身上的御虱兴高采烈地跑到我们身上来寻欢作乐。
后来二饼子和力兄说动九和把偏房清扫出来搬了过去，我和三哥、包四兄尽量挤向炕尾，使我与九和之间留出尽可能宽阔的地域，我还在炕席下面撒上六六六粉以狙击那些企图越界的御虱们。这样做居然还有些效果。
我们住在九和家，这里就成了小营子年轻后生们的聚集处。每天晚饭后，后生们纷纷来到小屋和北京来的后生们聊天说话。彼时京城的文革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刚到雨村时知青还把京城里的文革作派带了来，每天睡觉前都要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一番。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些邪教式的仪式竟成了最礼貌的送客方式。每当后生们一见我们摆开架式，就知道这是到了睡觉的时候了，纷纷离去。当京城里大跳忠字舞时，我们却入乡随俗和雨村的贫下中农一样该干嘛干嘛了。同村的女同胞回忆，她们曾站在房顶上宣传刚刚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最高指示，而小营子阒然无声，令她们大失所望，后来也就不再做这些无聊的事了。我想什么是再教育，这不就是最好的再教育？
我们住九和的房，小队给他补贴些工分。当二饼子和力兄搬到那间他原先盛杂物的偏房后，他向队里提出适当再增加些工分补贴，大约是队里不同意，于是他就向我们这些房客施压，死活不让二饼子和力兄在偏房住了。有洁癖的二饼子再也不想回到九和的炕上，他看到放柴草的棚子里那口白茬棺材，就问九和这里可不可以睡人，九和并不当真，随口答道当然可以。没想到二饼子真的把铺盖搬到了棺材上，这下小营子轰动了，二饼子一下子成了名人。九和向队里要工分知道的人也许并不多，二饼子在棺材上睡觉则成了大事。也许雨村各方知道事情的原委后把九和说服了，其实九和也并非针对知青，况且我们和九和相处得也很融洽，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九和应该是文化人。他说大跃进的时候他在土右旗的师范上学，只是父母年迈无人照顾，不得已才中断学业回家务农。后来双亲过世，学校却再也回不去了。“要不然我也是吃皇粮的人了。”九和的话语里有着无限的遗憾。
时间稍长，我们知道了九和并非是童子身的单身汉，他有过一段或许是幸福的婚姻。老乡说是九和的叔叔看不上九和的婆姨，硬是拆散了一对可人儿，并许诺给九和再娶一个更好的女子。女人带着和九和婚姻的结晶——一个女孩儿——走了，嫁到另外一个村子。九和的叔叔却直到去世也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
一天夜里，我们都躺下了。九和却不睡，脱了衣服坐在被窝里看手里的照片。我发现了拉长了声问，九和那是啥？九和也拿腔拿调地拉长了声音回答：这我的爱人儿。他总是学说我们的口音。哟，还有这事？炕尾的哥几个来了精神，爬起来向九和要照片看。九和很骄傲地把照片递给我。照片是那种上了色的黑白照，大红大绿极有乡土气息，上面是一个瘦弱的女人牵着一个更瘦弱的小女孩儿。九和面带得意向我介绍这是他的女人和他的小女女。
这张“彩照”在我们手里传来递去，哥几个和九和打哈哈开玩笑，说了些什么早记不清了，唯一忘不掉的是九和小心翼翼地把“彩照”放回贴身衣服口袋里的神情与动作，如同珍藏着一件无价之宝。多少年之后，我对九和的珍爱才有所体会。
九和与村里的同龄人不大合群，上了点年纪的人似乎又不太看得起他，说他不能“受”（吃苦出力为受）。的确，有时九和不愿出工，懒在家里睡觉或外出游荡。这样的时候不是很多，他绝不是那种游手好闲的二流子。逢到这时，村里人就会说他闹思想哩。我理解这闹思想就是闹情绪的意思，可他为什么呢？想起了自己的婆姨和女女？没有女人和孩子的九和是一个孤独的人。
他曾神秘兮兮地向我们透露，他认识中央的“大疙旦”，如果不是辍学回家很可能就成了中央首长的秘书了。看他一本正经的样子，我们更是乐不可支，和他开着不着边际的玩笑。九和这时就作出信不信由你状：反正我说的都是真的。
知青在村里的社会活动多些，时不时上大队或是公社甚至旗里开知青会什么的。有时九和就神神秘秘地对我们说，见到某某书记请他多多注意一下小营子的阶级斗争，那神情就像地下党接头的样子。有时他还会让我们带话给大队书记说小营子又给社员私分口粮了。听到这些我们只是笑笑或假装应允。经过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们都学会了过日子，私分口粮还有我们一份呢，粮多有何不好？对过日子的人来说阶级斗争不能当饭吃，那些什么主义呀思想呀都是扯淡。九和可不这样想，他有时真的去大队报告小队私分瞒产，惹得小营子人都骂他。
和九和一个炕头睡了小一年的光景，似乎好像没有和他在一起吃过饭。记忆中唯一一次吃饭却是打平伙。那是被女同胞撵出“饭团”后，男生为了不致断顿行“计划经济”，每晚定量进餐。有时就觉得晚上似乎缺点什么。那晚，九和的一个堂弟来串门，他提出打平伙，立刻引起我的食欲，都钻了被窝的我立码答应，三一三十一凑出份子钱。那晚吃的好像是攸面，大约饥肠辘辘，吃相不堪，你争我夺中还打碎了一只碗。这是我记忆中和九和的共餐，却是狼狈之极。
九和是进过学堂的主儿，也喜欢唱唱跳跳；当知青们寻开心穷吼乱唱的时候，他有时也随着我们哼哼唧唧。那年秋天一个中午收工的时候，一大群人相跟着回村，路上九和对我说，听说大队要搞文艺表演，咱俩出个节目咋的？我说行啊，出个什么节目？他说唱歌。我问唱什么？唱在《那遥远的地方》。我说好啊，但你得好好练练，现在就练。
实心眼子的九和说操练就真的操练上了，扯着嗓子唱起来：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个好姑娘……他唱得并不好，可是十分投入，十分认真：头微微扬起，眼睛眯眯着，手伸向前方……那边就好像真的有个姑娘似的。我记得那个场景，秋日正午的阳光暖暖的，一群人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踏起飞扬的尘土中裹挟着九和的歌声和人们对九和歌声的笑声。当九和知道我是逗他玩时，也并不恼怒，反倒觉得对演不成节目挺失望的。
一年之后，我们迁到了大营子，和九和就日渐疏远了。
1998年我和阿生回雨村，我去看望九和。他看了我半天，说不认得了。我报上名字，他说不记得了。我有点伤心。2008年和三哥、阿生等人又回雨村一起去看望九和时，他认出了10年前看过他的我。他还是一个人，成了吃低保的单身老汉。
愿九和健康长寿。
《记忆》2014年9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