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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反右讲文革

我是王铁藩,57年因“两报一刊”摊上了大事儿。两报?两张大字报。“傀儡的呼声”,土木系学生会鸣放纪要,抱怨学生会不受重视。“保密与愚民”从英文版《斯大林时代》,把一段有关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文字,翻译后抄上大字报;还加了个按语:保密应该,愚民太小看人,我们长大了,要独立思考。一刊呢是我主编的《清华土木》,据称登了宣扬腐朽的诗:“我门前的小河呀,你今天怎么这样清澈,让我喝一口你的水,尝尝它是不是还像往日那样苦涩?”

凭此,我被定为极右,处以“保留学籍,监督劳动”。五年劳动刚得脱帽,又逢阶级斗争时时讲;保留学籍只能兑现一纸肄业证明。我们与学校交涉了近一年,蒋校长终于恩准,为我们举行单独的入学考试。我乖乖地考了四门:俄语、水力学、热力学、传热学。另有一哥们儿生性倔强,坚决拒考。此公后来有了个更倔的儿子——萨哈罗夫奖得主胡佳。或因我听话出活,1964年初插班暖六。与学弟学妹们相处无间,但日子挺憋屈的:保密的地儿不许沾边,“九评”学习当反面教员,破罐破摔,无所谓了;令人难堪的是,男女生(女生系有夫之妇)通奸这种烂事儿,也把我们拉去参加批判会。前些年,我问当年管教我们的领导这是出于什么考虑?他打哈哈说,你颜值这么高,不怕犯错误?我们这伙人里还真有颜值高的,以其右派学生之身获得了校医院漂亮护士的芳心,不幸的是,这段姻缘于清华园“八二四”红色恐怖中戛然终结!

说到清华文革,除了伤痛外,感触颇深的是知识分子不断被矮化。知识分子最可贵的操守莫过于费厄泼来精神和批判意识——反右时还一息尚存。那时明斋门前设有自由论坛,我曾在校广播站播音,出来进去,听得最多的话是,我坚决反对你的观点,但誓死保卫你说话的权利。如孙宝琮(学生右派Number one)解释其大字报《神鬼人》说,此系建言党走下神坛复归于人,免得蜕变为鬼,是喻世明言。反驳者则厉言相告,党本就生根于民,你装神弄鬼,分明是妖言惑众。但双方话前或话后都带上那段口头语。语言暴力始于反右,我遭受的一击是“打断脊梁骨”。之后,反右展览,红专辩论,三大革命实践,“九评”学习接踵而至。这一系列的高压灌注,在人们心里郁积起越来越浓的偏执与戾气——这就是知识分子的矮化及其由来;恐怕也是团四之争愈演愈烈的心理基础。

1967年,校党委垮了,工作组撤了,八九兵蔫了,团四打开了嘴仗。一次我潜入大礼堂听报告,听着听着,给报告人鲍长康写了张字条,其中有这么一句:“一个多总部并存的革命竞赛时期势必出现”。同去的哥们儿说,你丫是来听蹭儿的,找碎(cei,即暴打)呀!我没敢往上递(字条保留至今)但心有不甘。事后,偷偷批注在一些大字报上,反应还不少,多是天真妄想之类的——当时大家果然天真点儿,或许就不会有百日武斗了。

团四之斗很悲壮,也很冤大头:一个成了文革发动者进攻之矛,另一个成了对立面防守之盾。可也无法怨天尤人,咱当初不是想英雄创造历史吗!由此看来,文革发生的充要条件应该是:尊神+集权制度+点点点+矮化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引领潮流的作用不可小觑。当年罗家伦一笔写出了“五四潮”,蒋南翔一张书桌促进了“一二九”;他们可也是咱清华的人。不得不承认咱比人家矮了半截。你们是七老,我已八十了,加一起就是七老八十;大事儿也无能为力了,说点,写点,让年轻人明白点儿应该可以吧!

乱弹到此,见笑了!

以上是为“422”准备的五分钟的发言稿。下面做点儿补充。

1、关于批判意识

所谓批判意识即对事物持审视态度,其反义词是,人云亦云,官云亦云,神云亦云……

现从反右与文革各选两位显赫人物,将其标志性语录附在下面供大家鉴赏:

反右中精选两位:

林希翎(人大,1957年被称为第一学生右派):“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管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

谭天荣(北大,1957年毛主席赐予学生领袖称号):“我们要思考,除了我们自己谁又能禁止我们思考?我们要想,不让想吗?偏要想,让那些一辈子不动脑筋的人去发神经病吧!”——以上摘自《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

文革中也精选两位:

聂元梓(北大,1966年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作者,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抄自“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蒯大富(清华,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毛称蒯司令):“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现在,权在工作组手中,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摘自《清华大学亲历——史料实录大事记》

应该说,聂蒯够聪明有胆量并具有相当的组织才能,但是较之林希翎、谭天荣在思想境界上则相形见绌。北大教授钱理群有如是之说:“1957年‘广场’(既是57年北大的一份学生的刊物,又含作为五四发源地北大校园之意,所摘林希翎‘语录’,也出自她在北大的演讲)上的思考和呐喊,正是80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正是这样一些中国民间的年轻的先驱者以‘非法’的形式,用自己的生命与鲜血奠定的。”钱理群没有提及较之林与谭风光更盛的聂与蒯,是有道理的。

2、关于“点点点”

我的发言稿里所列发生文革的公式是,尊神+集权制度+点点点+矮化的知识分子。什么是点点点?就是众说纷纭,一时说不清楚的。比如有人说文革源于毛不甘心大权旁落,还有眉有眼地说“八大”如何如何。可是毛在“八大”说的几段话却不支持这个说法——

“首先倡议设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起,那就要另行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么总还有人顶着,……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

“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和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的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个作用。……我是准备了的,请求同志们委派一个名誉主席。

“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和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邓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上说,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

毛侃侃而谈,胸无块垒。怎么也看不出疑虑、光火、敲敲打打什么的。

还有一则毛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的生动表现也值得一读。“他(毛)召开了南宁会议,在会上就发作了,说你们56年反冒进,就是反对我。你周恩来同志说了什么,陈云、富春、先念同志说了什么,少奇写了社论,你们把自己抛到了右派的边缘。谁晓得我身边有没有睡着赫鲁晓夫?将来有一天他作秘密报告。……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有些人就把矛头指向这些同志。黄敬同志在散会后就得了精神病,后来得脑血栓去世了。”这段话来自非正式出版材料,但真实性可毋庸置疑。(《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亦有毛在南宁会议上的记载可作为旁证。该书说,毛大段大段地背诵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连挖苦带损地批评反冒进的人如登徒子看女人一般,只讲冒进的缺点不讲冒进的成绩。这些叙述表明:1)毛口无遮拦,颐指气使,说明其权威犹在。2)政见之争毛却如此霸道,可见专制到什么程度。

毛发动文革与他怕被斯大林化有关,但主要的还是政见或曰路线之争。诸如这样的问题,在没有确实的史实前,不用太较真。

3、文革的“剪不断,理还乱”

文革史无前例,或称不同凡响。谁能想到,毛竟不惜将其几十年积攒起来的坛坛罐罐尽数打烂。于是乎,那些急于建功立业者如醉如痴般投身火海,那些慑于权威者虽莫名其妙也踉踉跄跄紧跟不舍,包括那些曾经与之为仇者以为天降馅儿饼而亢奋不已。文革,太光怪陆离,太扑朔迷离;而且,文革属于非正常死亡,留下了太多猜想,太多的剪不断,理还乱。除了起因外,再举出以下几端供大家玩味:

斗垮走资派

毛的走资派的概念多是与苏共的变修有关。“九评”中有这样一段话:“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中的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随后连用四个排比句列出这个特权阶层的斑斑劣迹:

“控制了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

“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

“九评”学习甚至文革时,了解其含义的恐怕不多。文革之初,我在大礼堂前听艾知生回答质询说,我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走资派即由此变化而来)。我心想:脑袋进水了?教了这么些年联共(布)党史(艾曾兼过政治课教师),社会主义社会哪来的资产阶级?不想文革铩羽后这么些年,走资派反倒被坐实了,斗垮他们也成了大快人心的事儿了!

发扬大民主

大民主怎么样?官家不以为然。一些学者也认为文革中的大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更有斥之为群氓乱世的。不过他们也承认,大民主使一些人获得一种形式和手段,可以对抗以前压制他们的官僚——这就够了!比如,谁家的地被强占了,房屋被强拆了;哪个农民工被欠薪了,就可以给有关单位或领导来个大民主——拉横幅,贴大字报,将桩桩件件不合理的事实和要求公诸于众。能不能解决,解决得可心不可心先甭说,至少没人敢扣上一顶寻衅滋事的大帽子,就地把你法办了!

实行巴黎公社原则

89春夏之交时,我正就读北京法律业余大学。兼课老师北大袁姓教授因同情“暴乱”被批判,其中一条罪名是宣扬文革谬论蛊惑青年学生。我翻开听课笔记,上面确有袁教授对巴黎公社的三个评价:1)官僚制度将被摈弃。2)公权利再无私有化的可能。3)官员和公职人员不仅依靠选举产生,而且可以由选民随时撤换。假若一直强调公社原则并逐步付诸实施,还会有那么多官倒吗?!还会有那么多人非正常见马克思吗!

以上三端均属文革标志性举措,文革之为浩劫,它们“功不可没”。然而斗转星移,文革多少年后,它们又悄没声地成为打击腐败,匡扶正义和指点未来的闪烁星火。一些人怀念文革,一些人宣扬文革,更有“今日欢呼孙大圣”者。怎么解释这个悖论呢?不难。文革之初的阶段性目的,是连人带机构搞垮官僚体制,然后重建,所谓不破不立。搞垮走资派,发扬大民主付诸实践后,立竿见影。至于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重建,除了群众组织或有实践外,纯粹是哗众取宠——哪一个“三结合”与巴黎公社原则沾边?!然而,当文革被彻底否定后,人们日渐感知,不公越盛,贪腐越重,经济越遭盘剥,精神越被压抑……环顾世界,远水解不了近渴;回首家园,斗垮走资派,发扬大民主,就近成了希冀。

再往深里想,官家否定文革,不就是奔这三端来的吗?一则,这对他们有切肤之痛。再则,这三端最与专制为敌!奉行以专制为体,改革为用者,理所当然地要将其混入文革的污水中一并泼洒出去!

另者,此三端不过是软性工具——怎么用就取决于用它们的人了。打个比方:秦始皇臭不可闻吧,历代帝王庙都不要他。可是他那个“书同文,车同轨,一法度衡石丈尺(统一度量衡)”却飘香至今。

重提以上三端非为开拓文革之恶,盖因其具有现实意义。中国政治转型是必需的必然的,怎么转?蒋经国型,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型都可接受。倘若是茉莉花型,代价就太大了。怎么避免茉莉花开,公众认知要有一个最大公约数,而上述三端或是最佳选项。它们于怀念毛者有几分亲切,于追求宪政者可以接受,唯权贵们或感踌躇,但他们毕竟不敢丢开尊神毛不是?当然,此三端太过原生态了,需要理论上的提炼,更需要法度化。特别是走资派学问深了去了,比如走资派的定义、分类,各类走资派的历史作用(促进、促退),对各类走资派的政策(搞垮、扶持)等等。

4、文革之大恶是糟践人

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之久,超过第二次国共战争的五年(1945-49),接近抗日战争的八年(1937-1945),相当于第一次国共战争的十年(1927-1937)。若就空间而论,第一次国共战争仅仅苏区一点,长征一线;抗日战争,也就东南半壁;即便是第二次国共战争,尚有偏远山寨游离于国共两党的硝烟之外。故而,文革的震撼力至今犹存。1981年(文革十五年后),官方叽叽歪歪地将文革定性为“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然而时至今日,对那场所谓的内乱依旧地众说纷纭。文革亦犹如一本糊涂账,甚而怀念者有之,敬仰者有之,“今日欢呼孙大圣”者亦不乏其人。

官方的定性为何形不成共识?盖因其评价仅限于在政治路线上辨是非,而政治路线最是说不清道不白的。刘邓路线之刘,“四清”的司令员,基层干部尽成洪洞县里无好人,即刘所炮制。刘邓路线之邓,“反右”前敌总指挥,五十万右派即出自其手。文革中刘邓忽而坠山,人们也曾为之唏嘘,但多是对他们遭受非人待遇的同情,而非出自政治路线的考量。你说斗争走资派是文革之大恶,可是如今腐败者比比皆是,不正是“走资派”还在走吗?你说批判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系乱扣帽子,可是如今充斥荧屏的不正是蟒袍玉带,皇子格格吗?就现实许多弊端而言,文革几乎是切中时弊的。

文革之恶不在政治路线孰是孰非,而是以糟践人作为贯彻政治路线的手段!走资派尽可批,触及灵魂,罢官夺权都是可以的。邓路线改弦更张,走特色社会主义的路,不也要批判坚持“两个凡是”的华路线吗?不也要挤兑华下台吗?只是文革中批走资派,采取了戴高帽,坐飞机,剪头发,抽皮鞭等践踏人的做法。同样,毛路线认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均系腐朽的文化,将其连根拔掉则是坚持其纯粹社会主义路线的应有之义。只是使用了秦始皇似的焚书坑儒的办法,致使文物被毁,著作遭焚,傅雷悬梁,老舍投湖……由此看来,文革之恶,实在的恶在对人的糟践!

文革集以往政治运动之大成,实现了对人的糟践的系列化。

一是霸占人脑。主政者尽可宣传自己的主义主张,那怕以法律的手段惩戒公然违抗者也属在理。但采用“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方式穷追猛打脑子里的思维,则实属蛮不讲理。因言获罪已经有悖现代文明,因思得咎则更是野蛮。

二是糟蹋人格。人立于世,讲的是自尊(尊严)、自珍(品格)、自誉(荣誉感),有此三自人格即辉。文革中为将对手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从狠打态度开始直到被打者自轻自贱……不仅毁了个人的人格,还造就了一代蝇营狗苟之辈。人格不立,谈何国格?

三是草菅人命。砸烂狗头,焚尸扬灰几成口头语。现实的恐怖胜过语言的恐怖。打死几个走资派,杀掉几个地富坏可以说是遍地开花。北京郊区大兴县,一夜杀掉325人都算不得骇人听闻——各地武斗远不止这个数字。

对人如此糟践而畅行无阻,源于人被分成三六九等。先是地、富,后添反、坏,再后右派入列。多少年来,地富反坏右是人而非人,对之糟践,已成理所当然。同时,人沦入非人无章可循,仅随革命需要变化无常。到了文革,更是人人自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揪了出来。包括那些曾任意将人指认为非人的党政领导,一夜之间自己被指为走资派,当即沦入非人行列,遂即遭受非人般的糟践。文革时期,人沦为非人速度之快,数量之多,达到49年来登峰造极的地步。文革过去已近半个世纪,老干部被坐飞机,小业主被剃阴阳头,老红卫兵皮鞭下的惨叫,两派武斗的枪声……却难以忘却。

上梁不正下梁歪。对人如此糟践而畅行无阻,源于主政者对人的轻视。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位封建老夫子的话,不仅成为古老中国的政治戒律——妄断一命,天地不容,也为现代世界文明所接受。可十年文革,竟将此本末倒置,而且,民何止于轻——简直被视为草芥!看看68·7·28那段君臣对话:

大统领:井冈山他们这个作法不好,我说的是蒯司令的井冈山,打死了四个人,打伤针织总厂五十个,就是这个社会影响。我也不是看一个人,损失就最小最小最小。

副统领:值得,损失最小。

大辅佐:副统领说得好,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

都干什么哩,过家家呢?四死五十伤,活蹦乱跳的人呀……文革就是这么恶,谁盼它,接他们家去!

5、反右文革异同说

许久以来,文史研究者有的说,“反右是文革的序曲”,亦有的说“文革是反右的尾声”。其实,既是同根生,基因无异,大模样也差不了哪里去。只不过,反右是常态,文革是特型而已。

说反右是常态至少有三层含义:一是,就本质而言,反右与文革都是反击来自右侧的所谓资本主义复辟。二是,就时间而言,这样的反击永远处于进行时——即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时时讲。三是就空间而言,涉及社会各行各业各阶层。

57年反右运动,是首次集中的成规模的反右,其目标集中于民主党派以及知识界。这些人被认为挑战执政党的领导权。至于分散的,涉及面相对较小的则连绵不断:在此之前,有52年发生在大学里的思想改造。在此之后相继批判胡风、胡适、俞平伯……直到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触发了文革。文革之后,如八十年代的反自由化,反精神污染,以及近些年的封杀《南方周末》、《炎黄春秋》与对所谓出格言论的噤声与处罚,如任志强等,都是反右的新形式。

说文革是特型即它虽具有与反右相同的本质,但就时间而言,它属于突发或偶发,而非随时随地。就空间而言,它起事于领导层继而波及社会。

如果将文革置于CT机下,其肌体切片,几乎都带有反右的病变。(1966)六月工作组整治群众,(1967)二月部队镇压反革命,(1968)清理阶级队伍,无不是在反右!清华园内的反蒯,其形式与内容无异于反右,而那场对“红教联”的围剿,连对垒的主将几乎就是反右的原班人马!

要警惕文革的再来,就必须认识和鉴别各种形式的反右并予抵制!

(选自《真话与忏悔——文革50周年清华校友讨论集》,孙怒涛主编,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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