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湖边境检查站，1972年
将近半世纪之前了。1970年。我人生的分水岭。那一年，我创办了《七十年代》月刊。那一年，我遇到生命中最大的煎熬。
1970年3月21日星期六。我如常回去深圳家。
妻子梁丽仪是我中学同学。毕业后我留在香港工作，她考入广州华南师范学院物理系，毕业后因想与我接近，要求分配到宝安县，先在观澜中学教书，后调到深圳中学。我们1960年结婚。那十多年我们分离两地，我多在每星期六中午下班后坐火车回家，星期天傍晚或星期一大早回香港。1970年时，我们有了两个女儿，一个九岁，一个五岁。家中还雇有一个保母。
那时正值文革中期，红卫兵最激烈的造反时期已过去，香港响应文革的左派暴动也平静下来，1969年中共九大后大陆政局表面似乎和缓了。但受多年文革和香港暴动影响，罗湖过关的人已经很少。星期六常见的，都是几个在香港中资机构工作而家在深圳的人，这一天连这些人都不见出现。
那时深圳人口两万，镇上只有一条大街和一些小巷。我家住的小巷叫鸭仔街。走过大街时见有几个十岁左右的孩子，举着一根上面挂着衣服和帽子的竹竿，哼着进行曲，见到我就嚷：“香港客，倒屎塔，倒完一塔又一塔。”
离远见到小女儿和几个同学，我喊“小培”，她回头看看我，却没有迎来，反而箭似的奔跑回家。她不想在同学前显示有一个“香港客”爸爸。
丽仪已经回来。她在等我。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今晚不能在家睡。”“为什么？”“要对我隔离审查。”“为什么？”“因为你。”“我怎么了？”“有文件下来，叫一打三反运动，说香港回来的人有70%是特务。今天刚枪毙了一个，好像是香港的一个小贩，他带回来的东西用香港反动报纸包着。”我无语，想起那些小孩的竹竿和衣帽大概就是被枪毙者的。她接着说：“你明天一早就走吧。”“那你要审查多久？”“我怎么知道。”“那我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什么时候见面？”她无语。九岁的大女儿一直在我们身边，看着我们说话。丽仪说：“她要跟着我去学校住。”
门外杂沓人声，一个女声高叫：“梁老师，李主任叫你现在回学校。”丽仪：“我知道了，等我收拾一下。”“快点，我们等着。”他们来押她走。
来不及道别，拿了衣物被铺，牵着大女儿就往门外走。小女儿从保母身边走过来坐在我膝上。
那时，每次回大陆，都要在关口填一张“回乡介绍书”，到目的地后，要在当地公安局盖一个入住户口的印，离去时再盖一个注销印。这次去公安局，办事人员说：“你要回到原籍去注销户口。”我说：“我原籍新会，我不去那里，那里现在也没有我的亲属，而且山长水远。”“现在规定就是要在原籍注销户口。”然后把回乡证扔给我。“至少你要盖一个印证明我来过这里吧。”他盖了印，并在上面注明：须回原籍注销户口。
我回家，几乎整晚无法入睡。既担心妻子和大女儿，也思量自己明天能不能回香港：真要去一趟新会吗？还是明天到边防关口试试可否讲得通？我甚至想到逃跑、被抓捕、禁闭，甚而被枪毙的命运。即使回了香港，如果以后都这样，我还怎么回来呢？好长好长的夜晚啊！
重击
朦朦胧胧地睡着了，小女儿到床边把我叫醒。她抱着我好久，彷佛隐隐觉得会有蛮长时间见不到爸爸了。
大陆的关口叫边防。我因为经常回来，边防人员也多认识了。他们看了我回乡介绍书上回原籍注销户口的签注，也觉奇怪，起先说“要你回原籍呀”，经我平静地力争就叫我等，他去问明原委和请示上级。我忐忑不安地坐着等了三个多小时，什么坏的结果都在脑海盘旋。最后，他出来对我说：“你可以走，不过下次回来要照公安局的规定做。”我如释重负，几乎半跑地回到港境。
下次回来？什么时候？等政策改变的时候？等丽仪审查过了关的时候？还是这几年传出的许多最可怕事情发生在丽仪身上的时候？
漫长的等待。我可以忍受分离，但很难忍受渺无音讯、不知死活而每天猜想她的苦难的煎熬。那时候我负责新办杂志《七十年代》的编务，人手很少，能写能编的其实只有我一人。我每天忙于动脑筋写稿组稿，而心里就像怀着一根刺似地伤痛，夜晚睡觉也常常无故惊醒。
《七十年代》的出资者上海书局是华侨“爱国”资本，但我的实际领导人则是中共出版界的蓝先生。我把遭遇告诉他，想他通过组织关系去沟通，至少让深圳专案组知道我不是英美特务，而是在中共领导的杂志担任总编。但他听到我说丽仪受审查，即不作声。于是，我知道他或者无能为力，或者不想蹚一个嫌疑人的浑水。后来我从许多报道中得知，不少与毛泽东、周恩来或其他高层有过密切关系的中共党人，文革期间蒙冤都求助无门，甚至还由毛及其他掌权者批准去批斗。对人的无情，是出于权力自保的考虑。造成中共近百年残酷斗争历史的原因之一，就是这种人人要撇清关系的冷漠。
在痛苦中，我想到一个办法，就是去中国银行汇钱给丽仪，然后过两个星期去银行取回收条。收条中有丽仪的签名，于是我知道她仍然活着。
三个多月后，我收到丽仪的来信，简单写着：“你好久没有回来了，收信后的星期六回家吧。”我如获至宝反复读着这几行生命中最珍贵的字，这意味她已过关。
周六我回深圳家。丽仪没有说什么话。晚上，她凝重地对我说：“如果下次再去香港，我不会回来了。”好沉重。她因爱国而去大陆升学，因爱党而加入共青团，她有一个1929年就是党员、长期在香港担任秘密工作的爸爸，有一个仍然在海员工会当书记的共产党员哥哥，当教师后好多年寒暑假她都来香港和我相聚，每次回去都与我依依不舍。我父亲和许多朋友都说可以在香港给她找到教师的工作，她一直拒绝，因为祖国培养她，要服从组织分配，她不想做“外流分子”沾上人生“污点”。还有比她更爱国爱党的吗？可是，现在……
我没有问下去。我知道这是那三个多月经历给她带来的人生结论，就是她要让自己的生命回归殖民地的香港。
我们从来无话不谈，但那一段经历她后来都没有多说，可能是不想撩起痛楚。比起许许多多人的文革遭遇，那短短三个多月的折磨也许真的不算什么。但每个人都有足够勇气忍受别人身上的痛苦。不是吗？
我原有的思想认识和价值追求的逆转和觉醒，未必从这件事开始，但它肯定是对我思想的重重一击，就像对趋于停顿的心脏的重击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