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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荒片断

我们家一门三右派(父亲和两个哥哥),我必须要自己走自己的路了。1963年10月,我偷走户口本,瞒着母亲,报名去北大荒屯垦戍边。北京市王昆仑副市长亲自到北京站为我们送行。在北大荒八五二农场场部,近200名知识青年分为6个小队,组成为期半年的学习班。我被委任为第三小队队长。

在欢迎晚宴上,我们被招待一顿牛肉馅饺子。不料,当夜,全体知青全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中毒症状。起初误认为是阶级敌人搞破坏,折腾一阵,未见任何证据,最终真相大白,原来包饺子的面粉有问题。第一次吃有赤穂病的小麦磨成的面粉,往往出现头晕、恶心甚至呕吐的症状。经常食用者,症状逐渐转轻。赤穗病面食,当地的猫狗都不吃!然而,为了保质保量完成上交国库的任务指标,好的麦子都上交了。

我们吃这些猫狗不食的面粉,算不算是一种无私奉献呢?这样的疑惑只在脑中盘旋了几分钟,我便认定,此时正是身体力行献身主义的大好时机!生命都可奉献,何惜头晕呕心!这是我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自己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的首次思想实践。在接下来近两年小麦赤穗病大爆发的时间里,在生产队大食堂,玉米面或大碴子竟成了病号饭中的首选。我每天吃着赤穗病面食,扛不住了就用剩余的工资买月饼,却从来没有装病冒领过病号饭。

白雪皑皑,天寒地冻,冰封不住知青的激情。整天除了政治学习、改造思想,就是战天斗地、忘我劳动。奋勇向前、激情澎湃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和《勘探队员之歌》,构成我们知青学习班的主旋律。

1963年12月,学习班全体知青去距总场50公里的五分场参加劳动。一望无垠的积雪深可没膝,康拜因连秆收割的玉米,每隔三四十米就是一堆,远远望去,就像大海的波涛。我们每三四个人一组,围着茅屋般大小的玉米堆,徒手从积雪中扒出玉米秆,然后掰下玉米穗,堆成一堆,等拖拉机拉着雪耙犁过来再装车,玉米秆则边掰边烧。

严冬的北大荒,气温往往在零下二三十度。如果刮“烟炮”,则狂风四起,雪雾弥天。而且一刮就是三天,当地俗称“风三”。我们这些从北京初来乍到的知识青年,根本缺乏起码的御寒知识和准备。在短短六七天的奋战中,加之赶上“风三”,近200名男女知青大部分都被不同程度地冻伤,可是却没有一个缺勤溜号。第六小队的马大力,身高一米八,大眼睛,皮肤白晰(父亲是傅作义手下兵工厂厂长兼总工程师,国民党少将军衔),右脚虽严重冻伤,却发扬战争年代“轻伤不下火线”的精神,站不住了就跪着,一直坚持到最后。回总场当天,他便住进医院,被确诊为二级冻伤!

来年开春,我与另外3名知青被分配到离总场30公里的一分场六队。住的是昏暗的草顶土坯房,点的是冒黑烟的柴油灯。早晨起来,鼻腔、口腔里都是黑的。六队有百余户人家,近2万亩耕地,还有待开垦的一望无边的荒草地。东边是逶迤的完达山,南边有一条蜿蜒的溪流,西边北边是铺向天际的黑土地。

来到这里后的第一个休息日,一位老职工(山东贫农)杀猪卖肉,我们4个知青为改善生活,凑钱买了4斤猪肉。回宿舍细看,好猪肉里竟夹裹着半斤多带皮的囊膪。这种看来司空见惯、无足轻重的小事,当时竟对我造成极大的震动。从学校到媒体再到学习班,所宣传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全是纯朴真诚、是非分明、立场坚定、道德高尚的模范,我们知识青年要向他们学习,接受他们的再教育,可是眼前的这一幕却让我错愕。那时的我,是愚昧、无知、单纯而又笃信神祇(毛神)的信徒!被洗脑、被蒙骗、被愚弄的,又何止我一人……

我身强力壮,又表现优异,很快被调到机务排。一次开荒时,我的左脚被五铧犁路轮半轴的鸭铁压伤。脚面被压开,掉了一个小脚指头。由于感染奇形坏疽,险些截肢。分场领导建议我可因伤残离场回京。我没有考虑,认为是小题大做。苏联小说《无脚飞将军》里的无脚飞行员阿历克赛的刚毅形象激励着我。未等伤愈,我便冒着严寒,自告奋勇到排水工地挖沟开渠。疼痛、劳累和寒冷磨砺着我的意志,保尔克察金冰雪泥泞中筑路的形象是我心中的榜样。

工地上绝大部分人都住在地窨子里。平地下挖两米左右,两面用树枝、茅草、席子搭成地铺,中间留一米多宽的过道,安上烧柴取暖的火墙,再用长园木、树枝茅草搭成人字形封顶,就建成了一个地窨子。每天天不亮,我们就头顶寒星出工,傍晚才收工。地窨子里只有几盏煤油灯。在被窝里,就着昏暗的灯光,我竟能天天坚持看《毛泽东选集》,写日记!

年终,我被评为五好职工,并被选为团支部宣传委员。

在指导员马吉海的支持下,我为团员和有兴趣的老职工宣讲哲学基本常识,深入浅出地介绍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在一次团小组会上,我照本宣科地宣讲时事政治。谈到三面红旗大跃进时,河南“盲流”来场的孙立国却颇有微词。我第一次从孙口中听到“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人吃人,真不止是石破天惊。我还第一次听到了亩产万斤的放卫星闹剧后面的悲惨和血腥,和“反瞒产私藏粮食”运动中对已处于饥饿状态的农民进行的抢夺和残害。起初我有些将信将疑,甚至认为孙立国是农民意识,思想偏激落后。此后在劳动闲暇,我又亲耳听到另一个河南“盲流”的儿子狗剩儿讲道,他的哥哥吃野菜中毒浮肿而死,妹妹挖野菜时倒毙,母亲浮肿不治而死,全村十室九空!

狗剩儿跟着父亲,昼伏夜行,逃出了公社民兵的堵截。夜里偷得县种马场的10多斤马料,连吃带卖,终于得以活着跑到北大荒!孙立国和狗剩儿都是三代贫农。在我眼里,他们都是老实人,无论如何应该不会故意制造这种只有“阶级敌人”才可能制造的谣言。我确信他们讲述的都是真实的。但我仍认为,他们说的只是个案,不具有普遍性。在新闻封锁、舆论蒙骗和暴力镇压下,那时的我不可能知道全国饿死了三千多万人!

其实我自己也亲身经历了京城的大跃进,饿过两年多肚皮。那时,我们北京分司厅中学在劳动生产基地有半亩实验田,学校党委召开“放卫星”大会,誓言要种出亩产20万斤的小麦。我清清楚楚记得,半亩地真的掘地3尺,而且是3公尺!然后垫一层土铺一层粪肥,再垫一层土铺一层肥,最后密播小麦种。因撒种太多,来年小麦密密麻麻全长成了“草”。除了地边,几乎颗粒无收!

1958年的全民大炼钢铁,我校领导号召全体师生捐铁捐柴。我把家中木箱上的铜合页拆下上交,险遭母亲暴打。上千师生上交的废铜烂铁和木柴堆在操场,然后放在土炉灶中进行冶炼。我负责拉风箱。操场上火光冲天,烟雾缭绕,喧声四起,好不热闹。大干夜战两天一夜,烧成几块合金铁疙瘩。然后系上红绸,戴上大红花,敲锣打鼓簇拥着送到教育局,为年产1070万吨钢“添砖加瓦”!

听了孙立国和狗剩儿令人惊厥的“海外奇谈”,再结合自身在大跃进时期的亲身经历,我开始独立思索,并得出一个结论:毛主席党中央也会犯错误。但是对毛主席的英明伟大,我仍然深信不疑。我认为那些错误、失误,大多是由于在执行过程中出了偏差,是前进中的失误,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何况还遇到亘古未有的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我仍然认真学习《毛泽东选集》,《毛选》四卷反复看过多遍,读书笔记写了好几本。毛主席仍然是我崇拜的偶像。

现在水落石出了。不仅不存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据已解密的苏联和中国档案资料,也压根儿不存在“苏联逼债”问题。实际情况是,赫鲁晓夫得知中国出现大量饿死人的惨剧后,马上召开苏联政治局会议,决定立即援助中国50万吨食糖、300万吨粮食。同时急令苏联驻华大使与周恩来沟通,协商援助事宜。周向毛汇报,却遭毛一口回绝,说哪怕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赫鲁晓夫的一粒粮食,我们中国党和政府是有志气的。不但不要苏联的援助,还务必要赶着把欠苏联的债还清。毛泽东甚至对其保健医生李志绥、秘书田家英说:中国有几亿人口,饿死几千万人算不了什么。让妇女敞开生孩子,饿死几千万人,过几年又能补回来。不能吃赫鲁晓夫的嗟来之食!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六期,2010-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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