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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四伯

这是长春郊区西湖生产队审讯斗争会的一幕。房梁上吊着一位白发苍苍的七旬老人。两个凶神恶煞般的群专队长(姓齐和姓张)一个手操木棒,一个手握牛皮带,边审问边抽打,不时传来老者撕心裂肺的嚎叫。这吊着被抽打的老人,是本屯唯一的地主分子李景堂。他是我的同族堂伯,排行老四,称他四伯。

据说有的地方从地主家里挖出了枪支,为了扩大战果,号召各村各屯都要对地主家进行一次土改式的追缴枪支的斗争。解放前东北农村土匪多,一般地主家都有枪支。这次追缴枪支的土改式斗争,当然少不了四伯。姓齐的群专队长开始审问。他冲着吊在梁上的四伯问:“吊着舒服吗?”四伯不敢说不舒服,脱口说了句“舒服”。“看来你还没吊够,那就继续吊。”张姓队长裂嘴奸笑一声。伯父意识到回答失误,急忙改口说:“不舒服,确实不舒服!”“还想吊吗?”齐群专问了一声。“不想吊了。”“既然不想再吊,问你一个事能说实话吗?”四伯父急切地说:“能!能!”

“解放前,你家养过枪吗?”“养过。”“养过几支?”“养过两支。”“是什么枪?”“三八大盖。”“有匣子枪吗?”当地人将手枪叫匣子枪。“没有。”

张群专怒吼一声:“你他妈的不老实,还得吊起来让他清醒清醒。”话音刚落,两个造反派迅速将四伯父重新吊起痛打。几分钟后又把他放下来。四伯父两腿刚落地,齐群专走上前怒吼一声:“匣子枪有几支?”“真的一支也没有。”“是不是还要吊起来再悠一悠。”“再吊起来,就是打死,我也拿不出匣子枪。”

“老东西,那两支三八大盖枪藏在哪里?”“解放前就交给区工作队了。”“谁能证明?”“当时给了一个字据。”“既然有字据,就交出来吧!”“字据放在夹袄的夹层里,被老嫂子洗衣服时洗碎了。”“你他妈的不老实,再给我吊起来再帮助帮助他。”

四伯又重新被吊起,一阵暴打。我实在忍不下去了,冲动地喊一声:“我可以证明。”群众队长们以为我这个串联大江南北的高中生见过世面,肯定能和地主分子划清界线,揭其老底,就很客气地叫我到前边来。我走到会场中心。齐群专对我说:“你和他对质吧!”我说:“有一天我三伯母将一个洗碎的纸条拿给我看,问纸上字能看清吗?我说只能看清一个枪字。三伯母吓得哭了。这个字条真的洗坏了。”“你这个孝子贤孙,这哪里是证明!是为地主分子开脱。”齐群专火了,冲着我嚎叫谩骂。

“我是协助群专队把问题搞清楚,怎么是为他开脱呢?”“你这是破坏文化大革命,保护地主分子过关。”“我只是说实话,没有保护他过关的意思。”“李景堂是地主分子,是阶级敌人,你恨不恨他?”“当然恨。”我不敢说不恨。“李佐廷你恨敌人,现在敌人就在你面前。他藏枪要变天,你给我狠狠教训改造他一下。”齐群专边说边将一个手指粗的木条递给我。“毛主席教导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我不能搞武斗。”我不能打伯父,只好用毛主席语录来拒绝。“李佐廷露出了本来面目,是地主的是孝子贤孙,今天来闹会场,保护地主分子过关,向毛主席请罪!”齐群专一边喊叫,一边用力摁我的头,让我跪下。我挣扎着不肯下跪,张群专上来助阵,我无可奈何地跪下了。齐群专又摁我的头,让我向毛主席请罪。我又挣扎又喊叫:“我无罪。”这样一来,激怒了两个群专队长,不容分说,对我劈头盖脸一顿打。为了不再吃眼前亏,我只好老老实实跪下,并自我安慰说:“我李佐廷给父老乡亲下跪,跪得着。”我老老实实的跪着,两个群专队长觉得制服了我,获得到一种内心满足,趾高气扬。“李佐廷,今天就要你来帮助帮助这个地主分子,你能不能帮助。”齐群专向我下达打四伯的命令,我还是坚持“只能文斗,不能武斗”。

为了继续扩大战果,决定将追缴枪的追查斗争会,改为对地主阶级孝子贤孙李佐廷的批判会。群专队带着大家念语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然后高喊口号:“李佐廷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打倒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李佐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转入批判我以后,四伯闲起来了,虽然也跪着,但总比吊着舒服。几个人都冲着我批呀骂呀,再没有人理会他。我引火烧身,遭受批判斗争,但四伯获得了解脱,我心里很痛快。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骨瘦如柴,用绳子吊在房梁上,还有群专头目的毒打,再折腾几个小时,不死也要脱层皮。过后,四伯及四伯的家人见我时说:“你救了四伯一条命,叫你受苦了。”

挨斗后,我返回本来不愿意返回的开始派性武斗的学校。父亲受我株连,群专队继续折腾我的父亲,又派人去学校要把我揪回来。我不能任其揪回去遭受肉体折磨和人格辱侮,无奈之下,我开始浪迹天涯。当时大串联尚未结束,有学生证在身,坐火车不用买票。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六期,2010-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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