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2月30日，在中国东北的一个阳光依然和煦的病室，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看着心电图上那条曲线的波峰在不断地坠落，最后延伸成一条永远苍白的直线。
这条苍白的直线，扩张成一片空白，30多年来，一直留在我的心中延伸。那是一种怎样的缺憾？让我在漂泊的岁月中永远寻找着那曾是我生命坚实依托的岸，而我面对的，总是无边的苍茫的大海，黑蓝色的波浪，孤独着一叶扁舟。
我不太知晓父亲孩提时代和青少年时代的经历，他生前自己不太说，我只是从母亲那里听到一些。
父亲生于1916年。我的曾祖父是清朝的盐官。据说清朝的官吏大约分九品，一品、二品为红顶；三品、四品为蓝顶，据说我的曾祖父是个清代的蓝顶官员。那时东北有大片肥沃的土地，都是荒地，清代的官员和有钱有势的人们去那里占地，骑着大马，信马由缰，在跑出很远很远的地方立上自己的地标，这片土地就归他所有了，据说这叫“跑马占荒”。
据说我的曾祖父也曾到黑龙江省一个边远的地方“跑马占荒”，并成了当地的大地主。
祖父和祖母很早就去世了，父亲3岁失去母亲，5岁失去父亲。是曾祖母带着父亲和伯父一起生活。
一个老奶奶带着两个幼小的孙儿生活，难免受到周围一些有势力或有膂力的人们的欺负，据说我家的财产都被人家抢走了，但是曾祖母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她和人家打官司，打赢了，赢回了两条街，于是又有了财力养育两个孙儿了。
据说父亲在伪满洲时代念的是日本人的寄宿学校，所以他的日语和日本人说得一样。后来半工半读，读了伪满时代的“新京法政大学”。
父亲在大学里文体都很出色，百米跑过冠军；在文艺演出时常扮女角。毕业后成了一名律师。母亲那时是伪满洲“满洲映画株式会社”里的职员。当时公司里有一位日本老人，对母亲很好。他会一种物理疗法，叫“水蒸热电疗”，他告诉妈妈，学会这个技术可以开医院。
妈妈说：那您就教给我先生吧。
于是父亲和这位日本老人学得了这项治疗技术。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开了一家电疗院，以此养活一家人的生活。
解放后，实行“公私合营”，父亲的电疗院被“合营”到市里的一家医院，父亲成了这个医院的科主任。
在我出生时，我家里有4个孩子，我是最小的，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那时我们有过一段安详、幸福的日子。
父亲的性格非常柔和，从来不打骂孩子，在我的记忆中也没有和任何人吵过架。他会各种乐器，闲着的时候就会吹吹笛子，拉拉二胡，还喜欢和邻居的棋友下棋。有时还会扎一个鸡毛毽子逗我家养的那只猫，使那只公猫上下跳梁，亢奋以极。
那时我们家住的是一套日式房屋，父亲在前院种了一架葡萄，几棵果树。到了葡萄成熟的时候，母亲会把葡萄分别包好，送给各家邻居。
东北一到冬天非常寒冷，落叶后的葡萄秧也会冻坏的，因此父亲让我们扫来一些落叶，盖在葡萄秧上，然后埋上土让葡萄秧冬眠。
我家那个温馨的小院和父亲一起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我梦中的家，似乎永远是那个小院，姜不辣的黄花开满小院，蜜蜂飞过，透明的翅膀掠过一阵彩色的音响；蝴蝶在梨花上轻柔起舞，带走淡清色的花粉；一条青虫悄悄爬过樱桃红熟的果实。一到秋天，挂霜的葡萄在早晨闪烁着朦胧的淡紫色柔光，摘下一粒放在嘴里，甜透肺腑，回味无穷……
有时父亲会坐在竹椅上，吹起笛子，那清脆悠扬的乐音和红蜻蜓一起在蓝天上滑翔出优美的曲线，和煦的太阳似乎微笑着看着这和美的景色。
那时父亲经常出差，每次回来都会给我们带回很多玩具和水果、干果等。父亲出差回来，是我们兄弟姐妹的“盛宴”。每到父亲出差归来的日子，我经常和小姐姐手拉着手跑到胡同口，等待着父亲的归来。
在比较安稳的时代，父亲是安详的，能干的，但是到了动乱的时代，他也是非常惊恐的，他从小就是一个孤儿，因此内心的安全感是非常脆弱的。
1966年，文革风暴来临，从父亲的经历来看，要定一个罪名太容易了。父亲敏感地感到祸事将到，正好那时有一个“三线”的医院需要父亲去修理机器，父亲就以“出差”为名，去那里躲了几个月。
所谓“三线”是从1964年开始，中国政府在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自治区为了备战备荒，强化建设国防、科技、工业等基本设施建设的地区。
但是“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支援“三线”回到市里的医院后，父亲有一天接到造反派们的通知，让他去“陪斗”，也就是说，在斗争会上，他不是挨斗的“主角”，而只是“配角”。
但是父亲孤儿的内心是极其脆弱的，“花原自怯，岂奈狂飙；柳本多愁。何禁骤雨？”（曹雪芹、高鹗、程伟元《红楼梦》中语），父亲在极度的恐惧中，想出了一个“过关”的方法，他喝了很多的酒，然后倒在地上。
当时只有小姐姐在家里，我正在后院玩耍，突然听到了小姐姐凄厉地呼唤着我的声音，我跑回家一看，父亲倒在地上。
我们连忙找回在附近幼儿园工作的母亲和住在附近的舅舅。母亲和舅舅经过仔细询问，才知道了父亲要去“陪斗”的事。妈妈和舅舅商量，让舅舅去造反派那里“请假”。
舅舅领着我，来到了造反派那里，我没有记住他们所说的是什么，但是似乎“请假”被允许了。
舅舅回来安慰父亲，父亲似乎安静了许多。
但是过了不一会儿，一队拿着大牌子的造反派突然闯进了我家中，他们到屋内闻到一股酒味儿，更是“义愤填膺”。高呼口号，把父亲从床上揪了下来，给他挂上写着“反动学术权威、大汉奸”等罪名的牌子，不由分说，把他拉走了。未成年的哥哥和大姐搀扶着摇摇晃晃的父亲，在造反派们的推搡下，来到“斗争会”的现场。
他被揪到汽车上，地下是黑压压的人群和振臂高呼的手臂。他望着下面，不知那是深渊还是地狱，然而站在汽车上，挂着这充满了侮辱语言的大牌子，天地间只有耻辱和他同在，他一头栽了下去，尽管在他的眼前是一片黑暗……
从此，他成了一名具有一系列罪名的“黑帮”，每天早晨、晚上都要“请罪”，然后进行“劳动改造”。遭受种种虐待和侮辱。
那时自杀的人很多，每当听说有人自杀，我和小姐姐都会战战兢兢地去打听，去看，生怕自杀的人是我们的父亲。
有一次，一位小朋友一定让我陪他去父亲工作的医院去，我只好陪他。他一路上做了许多奇怪的动作，我十分不解。到了医院，来到一个画廊旁，我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上面画着的是丑化父亲的漫画，他一路上所做的动作，都是漫画上画的丑化我父亲的动作。我的心里，留下了永远的精神内伤，也使我知道了父亲每天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父亲从来没有打过我，但是有一次，他看见我和同一胡同里的小孩对骂，我们历数在大字报上看到的对方父亲的“罪状”，口若悬河，喋喋不休……
回到家里，父亲真的生气了，但是我还嘴硬，父亲第一次拿一双筷子打了我头一下，但是我没有哭，父亲却转过身去哭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哭。我懊悔极了，我给父亲偷偷地写了一张纸条：“原谅我，爸爸，细想起来，我太幼稚……”当时，我还是一个儿童，但是现实让我没有理由再幼稚。
父亲是软弱的，卡夫卡说：“巴尔扎克的手杖把手上刻着：‘我能摧毁所有障碍’。而我的手杖上刻着：‘所有障碍都能摧毁我。’”（卡夫卡《绝望名人卡夫卡的人生论》（日文版），头木弘树编译）
父亲的内心，就像卡夫卡一样脆弱，几乎一切障碍都能摧毁他。虽然人无论在怎样的困境中都应该珍视自己的生命，但是有很多人认为：在极端的苦痛中，死是一种解脱。一切暴力，一切侮辱，在死的面前其威力都会化为虚无。泰戈尔说：“死亡的仁慈潜伏在生命的核心，给生命带来安息。使它不再愚蠢的坚持生存。”（泰戈尔《游思集》，中文版，汤永宽译）
而内心孱弱的父亲，勇敢地活了过来，因为他知道我们家庭，家里的四个孩子是多么需要他，再深的痛苦都要忍受，再沉重的压迫都必须负担。
他每天带着满身的疲惫、耻辱回到家中，第二天天一亮，又要带着恐惧和悲哀走出家门，尽管那时我还是一个儿童，但是我理解他的心情：
夜色消退
残梦不禁北风吹
一个太真实的世界
清醒得让你流泪（张石诗）
每到傍晚，我迎接父亲回来时，他依旧苦笑着拉着我的手，不论他的手是温暖还是冰凉，都有一种悲哀的爱恋细腻地传达到我的心中，使我坚信，父亲一定会为尚未成年的我们兄弟姐妹坚强地活下去，因为他是如此地爱着我们。
文革结束以后，父亲又恢复了以前的工作，正当他对自己的医学技术精益求精，并不断做出贡献的时候，却猝然离开了我们。这是我内心深处，永远不愿意承认的事实，我总是梦见他，那样年轻，那样慈祥，依旧牵着我幼小的手，走在夕阳中，鸦群盘旋，晚霞正红。
我记得我有一只父亲的欧米茄手表，我是多么珍爱它？它淡黄色的表盘上有父亲的汗渍，银色的表带上有父亲的体温。但是在我去上海调研的时候不慎把它丢失，不知把它丢失到了什么地方？让我心中的温暖又缺损了几分，而那冰冷的空白却在无限延伸……
我记得父亲目送我上大学时的目光，列车开了很远很远，他仍然在向我远去的方向眺望，每当我想起这些都会潸然泪下。我像一只笨鸟，歪歪斜斜，飞得很远，甚至飘洋过海，有时会一头栽下来，摔得很惨，但是我似乎觉得在海的对面，仍然有你——父亲灼热地瞩望的目光，我会踉踉跄跄地站起，再次歪歪斜斜地奋飞，流着思念与感激的泪水。
也许，不只是我，许多的朋友都有支撑着我们人生的永恒的父亲，无论是生是死，他们曾经也永远是我们岸。他们的手臂无论是坚强，还是羸弱，但是支撑我们时总是坚实的，竭尽全力的，在我们还来不及看清他的颤抖和眼泪时，已经长大成人，有时义无返顾，来不及回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