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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的仁慈

为了解索尔仁尼琴的批评技艺,又把《古拉格群岛》读了一遍。为了说明古拉格群岛的苦难,索尔仁尼琴习惯拿沙皇时代作为参照。这比较罕见,通常,沙俄不是一个适宜展示仁政德行的比较项,作为欧洲少有的农奴制国家,人们更愿意把它视作反面典型。1905年的沙皇还有过屠杀犹太人的暴行,开启了20世纪反人类罪大肆泛滥的先河。早在18世纪初,彼得大帝就“已经开始使用囚犯和农奴修建道路、要塞、工厂、船舶并且参加圣彼得堡的城市建设”了。

不过,如果仅仅用来证明古拉格的野蛮和残忍,沙皇时代确实足敷对照,犯不着拿历史上的开明盛世来垫场。比如,在新西伯利亚城递解站里,“大冬天冰冷的洗澡房里的水龙头只流凉水;囚犯们鼓起勇气要求首长来看看;来了一个大尉,他竟满不在乎地亲自伸手到水龙头下面试了试,然后说:‘我告诉你们,水是热的,懂吗?’”而沙皇,就是那个被革命者视为眼中钉、曾七次企图暗杀的亚历山大二世,“有一回亲临施巴列尔大街上的羁押所,并在二百二十七号单人监室命令把他关起来,在那里蹲了一小时以上——想体验一下被他关在那儿的那些人的心情。”——已然天差地别。

“尼古拉一世向普希金问道:‘如果12月14日那天你在彼得堡,那你会在什么地方?’普希金直率地回答说:‘在枢密院广场。’”普希金等于承认,在十二月党人举行志在推翻沙皇统治的武装起义时,他将和起义者站在一起,加入枢密院广场上的战斗方阵。普希金会受到何种惩罚呢?索尔仁尼琴写道:“为此,他被……放回家去了。”作为斯大林时期的对照,索翁表示:“像高峰派诗人古米廖夫那样的人,还没有到达劳改营就在地下室里报销了。”我们知道,另一位大诗人曼德施塔姆因为在诗句里讽刺了斯大林几句,也是在前往劳改营的路上,就“报销了”。

大量进入苏联劳改营的囚犯,都没有经过正当审判,就像牲口一样被赶往北极圈了。偶尔受到审判,也是为了满足当局的表演嗜好,他们理论上属于嫌疑犯,但实际上只会在法庭上做一件事:“竭力向社会揭发自己的严重罪行。”有时还过火到这种程度,他们嫌公诉人的指控不到位,自己加以补充、拉升。在《审判的历史》一书中,有个情节是这样的:“当维辛斯基讯问加米涅夫,从前效忠共产党的声明是否‘虚假’时,被告认为这个字眼不合适。他回答道:‘比虚假还糟糕。’检察官提示着:‘背信弃义?’他说:‘更糟。’维辛斯基沉思后说:‘比虚假、背信弃义更糟?’接着看起来像是大吃一惊地说道:‘叛国?’加米涅夫承认了这一可怕的罪名:‘你找到该用的词了。’”

沙皇呢?索尔仁尼琴说:“1938年在克列斯特监狱,老政治苦役犯泽林斯基像小孩那样被扒下裤子用通条抽打了一顿以后,回到监室痛哭流涕地说:‘沙皇的侦查官跟我说话,连称呼“你”都不敢!’。”老资格的古拉格囚徒都能达成如下共识:“(沙皇的)监狱使人高尚,(苏联的)劳改营使人败坏。”在劳改营里,满心想写点东西的索尔仁尼琴什么都不允许写,他只能尽量把文字编成诗句,记在心里。而在沙皇的流放地,包括列宁、托洛茨基等都在奋笔疾书。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在流放地完成的,据说他还“定制了一副细软羊皮手套”,顺便“医治好了他的胃病和青年时期落下的其它疾病,很快就发胖了”。列宁的婚礼也是在流放地进行的。列宁的兄长曾因行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而被处死。“同年秋天,我们看到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列宁)却考进了喀山皇家大学,而且读的是法律系!”

百思不得其解的索尔仁尼琴,只能得出如下结论:“当局对革命者的迫害,仅仅能使他们在狱中相识,给他们以锻炼,给他们头上罩光环而已。我们现在可是有了一把比例尺,可以大胆地说,沙皇政府不是在迫害革命者,而是在珍惜地宠惯着革命者,从而导致自己的灭亡。”

为了使移民流刑犯能够维持生产,沙皇居然“有意地用高价购买他们的产品”。鉴于“只有懒汉才不从沙皇的流放地逃跑”(斯大林就成功逃跑了三次),有学者认为,苏联的古拉格之所以如此残酷,是因为后来的革命者汲取了沙皇俄国的教训。

就人间苦难而论,20世纪较之19世纪,有过全面提升,难怪索尔仁尼琴不住地感叹:文明的19世纪啊!

2015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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