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友人史若平先生向我约稿，要我回忆一下右派分子当年的亲身经历。说实话，对40 年前那场劫难，以及此后22 个凄风苦雨的苦难春秋是怎么度过来的，我从不愿想，也不敢去想。痛定思痛，疮疤是最怕触摸的，要不是史兄的屡屡见催，可能这段往事将永远在心底了。
我不同意《天云山传奇》和《牧马人》对右派分子遭遇的描述。因为在那里，右派分子所受到的至少还是人的待遇，只是比他原来的规格降低了一些罢了。比如《牧马人》吧，尽管主人公被安置在小破屋里，生活简陋，但和周围普通农民的水平也差不多；除此而外，还多了一分人情味：冬天，群众要牧马人一起进山放牧，目的是为了保护他；支部书记不让他进山，也是想保护他，最后书记拗不过，还把自己仅有的皮大衣送给右派分子带上御寒。而事实上右派分子受到的却是非人的待遇。
解放区的天……
1949 年底，我们华东新闻学院的31 位青年学生，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登上京沪列车北上到老区来干革命，受到党组织的爱护和培养。我们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厌恶透了尔虞我诈的行为，乍到老区觉得革命队伍风气一新，于是“把一切交给党”，一身轻快，只知奋力拼搏，各项工作都奔在前头。在“帮助党整风”时，真心诚意地建议党“为了避免有些肖小分子利用党的威信打假报告，今后少搞群众运动，而改由职能机关办案，”求得少出偏差少伤害人。不想竟因此罹下“反对党的历次群众性政治运动”的弥天大罪，连努力工作竟也成了“是为骗取党的信任，以达到贩卖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篡夺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的莫须有罪名。在青岛市二届二次人代会上逼我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思想动机。当时我住在金口一路，西窗面对小青岛，记得是9 月8 日或9 日，我彻夜围着桌子转几圈坐下来检查，实在写不下去再起来转，总共也没写上百十字，直到天亮，我走到西窗前，刚巧看到苏联放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亮点从灯塔顶上冉冉掠过，我不禁长叹一声：“时代已进步到征服外层空间了，怎么我们的社会竟还是这样！”我揽镜自照，原来的满头青丝，一夜间竟染上一层清霜：发梢全白了——原来头发是从发梢白起的——这使我想到，伍子胥过昭关的故事绝非完全虚构。
非人待遇
青岛的右派分子大多是集中到崂山修月子口水库，时间正好是大刮共产风的“大跃进”，起初强调“不但要吃饱，而且要吃好”，最后那几年是饿死人。我们第一批是1958 年7 月21 日到夏庄报到的，“机关大队”队部设在夏庄，而人却住在白沙河北岸的营子老百姓家。我们东边的邻村叫沙沟，电影《葡萄熟了的时候》外景就是在那儿拍摄的，因此到处慕名去参观，顿顿饺子招待，客人用的被褥都是表里三新，不几天全村就折腾得自己连地瓜蔓都吃不上了。
我们的第一步工作是在夏庄东山盖了五排简易住房，一个中队百十来人挤在一排，用鹅卵石在土地上铺几个方，上面垫张席，一小队人住一方，人就排芋头般挤在上面睡觉、开会乃至开斗争会，方与方之间留出通道；一下雨，通道成了水沟，人只好蜷在“方”上重演“诺亚方舟”。
起初还好，我们每个人每月还是58 ～59 斤的粮食定量，干一天活每天再加半斤。主食虽是地瓜干却还能吃饱。1959 年开始，口粮一下减成30 斤，副食更谈不上，在如此劳动强度下，连肚皮都填不饱，还谈上什么营养，因此几近半数患了肝炎，更多的人浮肿。得了肝炎的也一样劳动和吃自己挖来的草根树皮。至于劳动的强度，我举个实例：在一个短时期和我们一块修水库的有个一万人的“三支队”，他们全是从东北伙房水库调来的劳改犯，他们的头头就经常用我们的劳动量来督饬劳改犯，这就不难理解右派所受的苦难了。那时，即使是刮风下雨，甚至大雪，一般都是不停工的。就是右派分子自己，在劳动时也不愿乍干乍停。记得那年冬天，我们在鸟衣巷砌拦沙坝，用独轮车推运石头，工地拉得十多里长，跑热了就沿途脱衣服，最后多数人只剩下背心和裤衩，汗还淋淋下。要是见到队长拿出哨子准备吹哨休息了，都推着车子拼命加快脚步往前跑，否则停下休息，穿不上衣服，准会冻成冰棍的。
劳动是黑白两班倒，劳动下来就是不开斗争会也得照例开会。夏天还好，冬天棉袄上的汗水、雨水经体热蒸发，满屋弥漫着又酸又馊的氤氲之气，实在憋得人恶心。壮劳动力好些，最可怜是当时就已六十来岁的老头子，体力上既拼不过人，思想上更难转弯，加之右派分子之间也是蛆拱蛆，乐得拿他人当靶子，在领导面前声嘶力竭地大声“批判”，以显示自己的“进步”。数九寒天，空中飘着小清雪，却还叫老弱到胶州湾趟水捞海菜。自行车厂一位姓于的右派冻得大便失禁，拉在裤裆里，他脱下裤子擦试，一方面是冻木了，另一方面也是想与其活着遭罪，还不如死了拉倒，在水里蹲下慢慢往下沉。这一下更不得了，说他以死对抗改造，被拖出来，“斗”得个一佛出世，二佛涅盘。那时夜班边吃饭还边开会，很多人坐在抬土筐上，手端着饭碗，顾不上吃就睡过去了。
青岛自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低气温曾到过-17℃。有一天我和植物油厂一个姓董的在开挖的水泵房基工地值夜班，我们穿着水靴正在冰碴子里干活，忽听广播喇叭清脆地传出月子口水文广播站开始广播：现在的气温是-18℃。起先我们虽然感到冷，可尚能支持，一听已超记录，马上就觉得冷彻骨髓，但又无可奈何。
人命危浅
砌水库大坝需要开山取石，铺了铁轨，运输工具叫“轱辘马”，这种东西就像是大的平板车，用四个铁轮卡在轨道上，空车得由人推着爬坡，载车则靠下坡的惯性冲力越滑越快。板车上的石头码得比人还高，一个人背靠石头站立车前沿，手中扳着碗口粗的一根扣在铁圈上的原木，若遇紧急情况就全力往后拽，用作制动。工地上常常出现这种情况：“轱辘马”一个接着一个，只要前车出事，后面的一紧急刹车，则满车石头一辆接一辆地漫天抛撒，工地上上演“天女散花”，一片惊叫，押运员因此伤残是常有的事，而预后措施则从未之闻。
大概是1960 年秋天吧，我们从月子口赶到温泉疗养院开挖下水道。天黑了，下着大雨，洪水暴涨，两个“右派”奉命外出一直没回来，后来发现时已溺死在沟里，“上面”还不许声张，就好像根本没有发生什么事一样。说实话，那时死个右派分子真比死只猪不如。
我们在姜家坡青岛农场劳动。那是1960 年春节放假，我已是家破人散、无家可归的人，所以队里命我在工地留守。我们住东间，房东父子住西间，当时是不许我们暴露身份的，和房东相处，彼此也是“道路以目”，从不打招呼。放假后，只剩我们三个人，一连几天，我再没见过房东大爷，只见他二十来岁的儿子（姓什么，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成天有气无力地坐在门槛上呆翻白眼，后来才听说大爷几天前就已死在炕上，可儿子和村里都无力把尸体搬出去，我们就和死人同住在一起好几天，幸亏是天寒地冻时候。
和死神擦肩
我至少有四次死里逃生，两次是开挖水泵房基：已下挖到离地面三层楼高的地方了，再由人抬着两筐摞起来的冻土在悬空的桥板上摇晃着走，进度既慢又不安全，于是采用桔槔的办法，先在崖头树一根杆，再加根横杆，用绳由一个人拉着一筐一筐往上吊，由我站在崖边，等筐吊上来拽一把，再让别人抬走。时间既久，冻土层经压再加冰水淋漓，整个崖头连同桔槔和我一起跌落下去，工地一片惊叫，而坑底镐头锨镢遍地，我竟然像坐升降机一样，未受任何损伤。
开挖水泵房基必须向外大量翻土，随着深度的加大，只好在一定高度加上桥板，像接力棒一样一层一层向外翻。我站在“二行台”上，和前次的情况相仿，“二行台”的土层受压解冻，塌方了，我随土层崩落被埋在下面，左手腕因此脱臼，又得不到任何治疗和休息，至今已无法复原。
第三次是我用地排车拉着一块千多斤重的大石块在平地上跑，路上有道浅沟，车一颠，石头突然飞起来砸到车把前，竟连我的头皮也没伤着。
第四次是我推着一独轮车大石头上到坡顶，拐过弯来下坡时才发现迎面也有一车石头在上坡，眼看就要撞车，我赶紧歪向路旁冲去，由于车重翻了个底朝天，车襻一带，我竟整个扑到正在飞转的车轮上，石头飞滚，我却仅腿上划破一块皮！
反思
右派分子编成的“机关大队”，人们不管在哪里，一眼就能看出谁是右派分子来：脸和手脚最黑，穿得最破烂不堪，而大多数戴着眼镜和手表，走在路上老低着头，孩子见了都用石子掷我们：“打反革命！”
其实，劳动也是建设祖国，因此，再繁重的劳动我们并不感到冤，可气的是管理的队长张口闭口：“别人劳动是为了建设祖国，对你们是强迫劳动，是改造，在你们是为了赎罪！”一样劳动（实际上大不一样），却是两样标准，这就很难令人口服心服了。再说，这笔历史上的糊涂账，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能说得清楚！
以上都是我亲历的挂一漏万的追记。
平心而论，反右派斗争的后果是加大了我们与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毫不夸张地说，假如当年能采纳人们的善意进言，则完全可以躲过文化大革命的劫难；因为反右的“胜利”，更加助长了嫉贤妒能、说假话逢迎、掩饰真相的做法，使党内的不正之风从量到质都愈演愈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