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风雨同舟40年

黄理论是我的丈夫。我是在他戴着右派帽子的情况下嫁给他的。跟他风雨同舟40年。不久前他不幸逝世。这里回顾一段风雨如晦日子的往事。

我是1965年在湖北恩施家乡认识了黄理论,当时他还是右派分子,但经过几次坦诚交谈,我就相信他是好人,他是受欺骗、受迫害……。他劳动能吃苦、有文化。我愿意和他在一起过一辈子劳动人民的生活,就跟他来到辽宁省黑山县林场参加劳动。当时我俩靠双手劳动、养家糊口,苦中有乐,也不太困难。

万万想不到,1966年发起了文化大革命,林场精减职工,要把黄理论送回老家农村。我俩不愿意回去,就强逼我俩离开林场,到附近人民公社龙家小队过农村生活。而我们在农村既无亲又无友,没有房子,没有工资。每月口粮靠大队借点度命。当时精神万分痛苦。生活也实在困难极了。两个大人一年到头,起早贪黑劳动,不休息一天,平时也见不到一分钱。年终结算,领回口粮,还欠队上几十元,白干啦!平时家中买油盐的钱也没有,全靠当时还在林场劳动的老难友帮助,王玉林、范永常、苏守义经常看望我们。他们见我家生活实在太苦了,帮助我家克服了很多困难,患难之中见真情。至今我们全家也忘不了他们的恩情。

我们在农村五年,已有三个孩子,孩子从没有花过一角零花钱,也没有买过一件新衣。都是大人的旧衣服改一改,补一补,真是在死亡线上挣扎了五年。艰苦的岁月,不堪回首。

1974年冬天,县工作组一行三、四个人来到菜胡大队抓阶级斗争,组长是县工业局的一位科长,四十来岁,个子不高,一副斯文相,人们叫他“小白脸”。他们一来,右派分子黄理论当然要受批斗,但批了几次,也搞不出名堂来,于是想在我身上打开缺口,捞点资本。

有一天我正在家做家务,大队来人,叫我马上去大队,工作组要找我,不准迟到一分钟。我不敢耽搁,抱着孩子(一岁多)急匆匆就去了。龙家小队到大队有三里路,有大路直达,路上只有我一个人。我孤单地走着,思前想后,心里一点也不平静。在走到离大队还有一里路时,忽然想:我现在已到了十八层地狱,在1970年12月17日已死过一回。那是生第二个孩子,难产,老黄到很远的地方出义务工,请假也不准回家。我孤零零一人在家,生活很困难……结果孩子死在肚子里。我是死里逃生。三天后,老黄回来看到,死孩子已用一堆草裹着,他含泪把孩子扔在荒野。我经历了这样难的日子,还有什么可怕的。想到这里,我的情绪很快就镇定下来了,大步向前走。到了大队一进屋,见正面坐着工作组长和他的助手,靠墙有两条板凳,他们没有叫我坐下,但我自己就坐下了,冷眼看着他们那个县太爷的架子,那组长装腔作势问我:

问:你叫什么名字?
答:我叫赖家玲。

问:你多大年龄?
答:我二十九岁。

问:听说经常有不少人到你家,是些什么人?干什么去的?
答:都是本队的贫下中农,谈张家长,李家短,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问:什么鸡毛蒜皮小事,你都要交待出来……。
答:本队贫农赵玉奇告诉我:“大队连长孟庆全的母亲,年轻时真漂亮,乳房大,屁股大,生孩子也大……”

我正说着,忽听组长吼一声说:“你别说了,什么乱七八糟的。”

又问:听说你经常唱歌,你总唱什么歌?
答:我不是经常唱,而是有时唱,唱革命歌曲,如“北京金山上。”

问:你还唱别的吗?
答:还唱抗日歌曲,如“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问:还唱别的吗?
答:还唱电影插曲。如“五朵金花”。

我这样回答,他们全不满意,就大声吼叫:“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说:“我敬酒不吃,罚酒也不吃。”他们一听,拍桌子吼叫:“你胡说八道,你到底是什么人?”我答:“我是中国妇女,下乡青年。”

又问:你是反革命家属,你家是裴多菲俱乐部。

我的声音也大起来了:“我是反革命,我是特务,我家有电台,你可以马上去搜查。快走啊!”我大声回答这几句话时,吓醒了我抱着的孩子,嘴咧着,想哭,我又在他屁股上掐了一把,孩子立即大哭起来,这时不大的房间里,哭声,叫声、吼声、闹声,乱成一片,在我心中汇成了一曲悲愤感人的“交响乐曲”,是展现了人整人特有的插曲。孩子哭声惊动了在商店买东西的王医生,(她是大队的赤脚医生,她的丈夫在部队,当时这样的家庭算是上等了)这人心地善良。她担心我们母子安危,推开门,要我把孩子给她,我自然不会给她。为了有效对付工作组的人,我就让孩子大哭大闹,他们一看这样子,也无法再审下去,又没法收场。就让我回家写检查。晚上,老黄回来了,我告诉他白天发生的事,我要他教我如何写检查,他说:“实事求是,说什么,就写什么……”于是,我就写了两大篇,第二天交给大队的组长,他们一看,用无可奈的表情说:“你尽瞎扯……”我心中想:“你们才是瞎扯哩……”他们让我回家了,这场丑剧也就闭幕了。

在苦难的日子里,我和老黄心中总想:“日子再苦,也要熬过去。坚信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总有天亮的一天。”直到1979年老黄得到改正,我这右派、反革命家属的身份才得到彻底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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