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四个月以来，在我每天上班途中必须经过的一个繁华街道的十字路口，我好几次遇见几个年轻人，举着各式各样的广告牌。广告牌往往是红底，用毛笔写着几个黑色大字，标示着各种各样的信息，“XX百货大降价”“XX店开张”“XX的房产大降价”诸如此类。举广告牌的人一边大声吆喝着，一边用殷切的眼神看着过往的行人。但行人步履匆匆，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触动我的是，举广告牌这一举动。一方面是，它出现得太过集中太过频繁（与当下经济下行有很大关联），另一方面是，在文艺作品中，“举广告牌的人”是一个重要的隐喻。
导演侯孝贤执导过一部短片，叫《儿子的大玩偶》，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举广告牌的男人。为了养活家人，他为剧院做“活动广告”——背着前后两片木板，木板上贴了剧院公演的宣传海报。为了吸引路人的眼球，男人将自己化上小丑妆、身穿小丑服，沿街走巷以最原始的叫喊方式为剧院宣传。男人有一个孩子，每天看他化着小丑妆外出，回家时小孩已经睡了。某天男人工作不再需要化小丑妆，没想到孩子竟然不识得自己。他眼眶含泪，默默地在儿子面前再度化上小丑妆。
蔡明亮执导的《郊游》里，故事的主人公同样是一个举广告牌的男人，广告牌上写着各种房产信息。男人风雨无阻地站于十字路口举广告牌，赚取微薄的薪水。妻子离开了，母亲消失了，他独自带着两个孩子流离失所。他们拿免费的试吃食物充饥，偷光厕所里的所剩的纸，每一晚临睡前他们在公共盥洗室完成洗漱，城市里没有郊外，他们不知道何为“郊游”……
在这两部电影里，导演都想透过这群举着广告牌的主人公，表现这个社会上某群人的生存状态，即“无用”。这当然不是说举广告牌不是劳动、没有创造出价值。“无用”指涉的是，个体精神价值的空洞。广告牌是绝佳的隐喻，一个举着广告牌的人，他不是他自己，他也没有自己，他与这廉价的广告牌浑然一体，他只是物的一部分，是物的延伸。
路边那些举着广告牌的人，常让我联想到许多年轻人：在建筑工地上艰辛劳作的年轻人，流水线上工作的年轻人，格子间里“996”工作到身心俱疲的年轻人，漂在大都市里却始终无法在这里拥有一个家的年轻人……
大家都在举着形形色色的“广告牌”，我们的“价值”甚至还不如这些“广告牌”，人们留意的都是“广告牌”上的信息，而不是我们是谁，我们在做什么。我们也很难在“举着”这一举动中获得什么愉悦感和成长，我们只不过是以自己疲乏的身体来换取一点生存的口粮，甚至有些时候，我们还得为了“广告牌”像电影里的那个爸爸一样，装扮成小丑模样，直到我们的家人甚至我们自己，都忘了自己本来的模样。
这就是马克思笔下的“异化”。不仅是劳动产品的异化，还是劳动行为本身的异化，劳动不能满足人的内在需要，它不是一个愉悦的过程，而变成了一种被迫的谋生手段，变成了外在于人的东西。
▌被现代性抛下的人
齐格蒙特·鲍曼在《废弃的生命》一书中注意到了现代社会里“废弃的生命”，这一所指就包括了这群“无用的人”。
“废弃”首先源于“过剩”。鲍曼说：“流动的现代性是一个有着过度、剩余、废弃物以及废弃物处理的文明。”在某种程度上，现代性正是一个以剩余为主题及其特征的世界，现代性世界是生产过剩、消费过剩、物质过剩、符号过剩、结构过剩的“剩余”时代。
过剩意味着你是多余的，不需要的，是可以被“处理”掉的，就像那些生活工业垃圾一样。在鲍曼看来，“人类废品”现象是现代性剩余中最本质的现象。“‘人类废品’（Human waste），或者用更准确的说法——废弃的人口（wasted human）的产生，既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产物，同时也是现代性不可分离的伴侣。”
“废弃的人口”，并不是简单地指涉人口的过剩，它更多指涉的是，被现代性的列车抛下的人，也无助于现代社会发展的人。现代性强调竞争、发展与优胜劣汰，一切都可以按照“投入-收获”物化、量化、价值化，比如是否有用、是否合格、能够创造多少价值。
诚如鲍曼指出的，“越来越多的人被剥夺了其无论从生物上还是从社会文化意义上都曾经有效的生存手段”，因为无法跟上现代性的高速列车，自然就会被现代性抛在原地，成了时代里的“落伍者”。同时，他们对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文明推进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功能（或者说是低廉的功能），相应地被贴上“无用”的标签。
“无用”意味着可有可无、可替代，就像让甲来举广告牌，还是让乙来举广告牌，差别并不大；而流水线上的每一个人，都只是一颗随时可替代的螺丝钉。
今年戛纳电影节获得戛纳史上场刊最高分的《燃烧》以“塑料大棚”来比喻人的“无用”——“塑料大棚”的意象与“广告牌”是相通的。富二代Ben告诉穷小子钟秀他有烧塑料棚的习惯，他专门烧那些没有用的，又脏乱碍眼的塑料棚，这些塑料棚，即使消失了也没有人会在意的。当钟秀质疑他无权断定哪个是无用时，Ben认为塑料棚只需接受自己的命运即可。他举了雨水的例子——
“就像雨一样，下雨了，江水满溢了，起了洪水，人们被冲走了，雨做了什么判断吗？这些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没有什么对错，只有自然的道德。”
Ben所谓的自然道德，就是现代性的优胜劣汰、弱肉强食。他的论调并不陌生，在许多时候，舆论总是将“无用的人”归咎于他们的无能，他们在竞争中落伍、他们被时代抛弃，是他们咎由自取。这一论调掩盖了颠倒了现代性与“无用的人”之间的关系，掩盖了现代性“理性”和“秩序”外壳下的冷血、麻木和暴力因子。
▌被褫夺希望的人
“无用”并不是说生存受威胁了，他们同样可以获取食物、衣物、住所，可以获得最基本的生存所需，这种“无用”不只是功能层面上，更是社会层面的：他们被拒斥，很难在社会上有尊严地生活，缺乏自我认同感和社会归属感；他们也难以从工作中获得快乐、价值和意义，工作仅仅是为了生理层面最低限度的活着。
鲍曼在书中引述他人所言：“（这些人）不仅失去了他们的工作、前途、方向，以及他们对于把握生活的自信，还被剥夺了他们作为工作者的体面和自尊，以及那种自己是有用的并拥有自己社会位置的感觉。”
“无用的人”并非天然地安于“无用”，他们也曾有过努力和抗争，却总是无济于事。他们无法找到重返所谓“有用”的路径。
今年五月中旬，日本NHK播出了一部名为《三和人才市场：中国日薪百元的年轻人们》的纪录片，记录了一群在深圳三和人才市场外徘徊、没有身份证、沉迷于网吧游戏、只做薪资日结工作的“三和大神”。他们的生存态度是“好死不如赖活着”，“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实在没饭吃才打一天工，然后又拿着日结的钱泡在网吧里，直到钱花完了再去打工，日复一日。
但在成为“三和大神”之前，很多年轻人都是普普通通的外来务工人员，都因“淘金梦”聚集在这里，都曾想过勤勤勉勉地工作。但来了之后，他们才发现一切跟之前想象的“并不一样”。他们只能做一些收入极低、保障极差、强度极高，并且看不到什么出头希望的体力活。他们无力改变，最后索性选择逃避，得过且过，反正在三和人才市场周围混日子“似乎也不错”。
日本社会学家三浦展在《下流社会》中对类似心态有过精辟的分析。他笔下的“下流”，指的是一种不求上进的心态，一个人的人际沟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热情、学习意愿、消费欲望等也全都比一般人更为低下，概而言之，即人生热情的全盘低下。
三浦展的看法是，很多人自甘下流，并非他们不愿意上升，而是上升空间已经丧失。日本年轻人的相对贫困率是日本社会最高的，阶层的跨越艰难得像天方夜谭，年轻人便选择吊儿郎当地活着。“下流社会”反映的是阶层流动的困难导致人心的普遍挫败。
学者邹诗鹏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当代社会主体的剩余，无用感的滋生，根源在于社会结构的剩余。“看上去是人的剩余，实质还是因社会固化及脱域而形成的结构的剩余。”阶层流动机制不够畅通等问题，正也是中国社会当前所面临的严峻问题。
年轻人轻易就发现，在户籍制度、高房价、阶层固化，甚至一场大病、一次意外等面前，他们的劳动是“无用”的，因为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工作虽有高低，但假设卑微的工作可以负载起人们的期待和愿景（就像《儿子的大玩偶》中“无用”的父亲仍旧可以在为孩子建构美好生活的过程中发挥“价值”），这还不至于太绝望，一旦人们丧失了期待和愿景，工作就是无意义的，个体的价值也将走向彻底的虚无。
其结果，要么是个体的绝望沉沦，人间失格、苟且偷生，要么是《燃烧》的结局，无望的年轻人将自己和他人全部燃烧。而无论哪个都是社会不可承受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