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云南保山板桥街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1949 年初中毕业于远征中学——这所学校从校长到大部分教师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或盟青成员。我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没有继续升学，1950 年初刚满十六岁的我就毅然参加革命工作，分到保山地区税务局，送云南财校学习税政业务。结业后分到到昌宁县税务局工作，1952 年加入了共青团，不久就提升我当了更嘎区税务所长。
1958 年元月参加县委组织部的学习班，学习整风运动。为响应党的号召，要站在运动前列起模范带头作用，我怀着一颗共青团员热爱党，帮助党整风的虔诚之心，向县委书记刘贵成的官僚主义提意见，写了一张“张冠李戴”的大字报。正是这张大字报，把我推下苦难的深渊，批判我攻击县委、藐视县委、丑化县委，就是反社会主义、反人民，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团籍，开除公职，送潞江农场监督劳动改造。
春节沐礼
首先承认，“沐礼”二字是我杜撰的。
春节，大年初一，是欢庆、愉快的日子。但1958 年春节。却成了我悲痛的日子。这天昌宁县委整风办公室，在县文化宫广场召开了一个群众性的批斗右派分子大会，大会由整风办公室主任，副县长李成美主持。参加大会的人数上千人，各机关的干部职工，工厂工人、学校的教职员工及学生、城镇居民、郊区农民和工商业者通通都动员来了。由公安局干警维持秩序，李主任言简意赅宣布“右派是反动派，是敌人，是专政对象，要坚决打倒，决不心慈手软。对他们的反动言论，要揭发，要批深批臭。”30 多名“右派”被带到广场，接受批斗。我平时天天与群众打交道，特别与工商业者关系密切。那时在政治上对私有工商实行限制，经济上打垮，“是一场阶级斗争”。工商业者把一切不满情绪乃至仇恨都发泄到我头上，批斗我是他们最开心的事。污言秽语不在话下，且以实际行动表示对“右派”的“唾弃”，把我满头满脸满身吐脏。这是一个特殊的洗礼吧！回到住处，只好全身上下里外沐洗一番，这就是“春节沐礼”。
饥饿袭来，命不值钱
先后从各地送到农场监督劳动改造的右派男女约110 人，来自保山地区，德宏州各县及来自昆明，编成两个劳动大组。一个组到老桥队，一个组到八一队进行开荒，劳动强度很大。天亮出工，日落收工，累得筋疲力尽，大部分人手起了血泡，疼痛不止，仍坚持劳动。开荒结束后人员分散，有的修水库，有的种菜、喂猪、放牛，有的搞建筑，有的搞修理加工，有的榨糖、烤酒，有的搞农业生产，有的搞医务。右派各项业务的人员都有，不论搞哪种工种，对右派都是严加管理。重活、臭活都分给右派去干，视为奴隶看待，稍不顺眼就被批斗、挨打，是家常便饭。
在大跃进的年代里，昼夜加班加点劳动。粮食数量减少，从原来的35 市斤减为24 市斤，饭吃不饱，劳动强度大，大家就找一些野菜充饥，营养差，很多人得了浮肿病，身体消瘦，有的病死。刘宗英系保山公安分局特派员。1959 年12 月在赧浒队榨糖组，组长袁常清叫他筑一个装糖沫的缸，用土筑。缸高一公尺，宽一公尺，长两公尺。他没有搞过建筑，没有经验，待糖沫盛满后，缸就倒了，就加给罪名：有意搞破坏，对他五花大绑的捆了起来，进行残酷的吊打。打得尿从裤内脚流出来，手被吊残废了，随着身体的消瘦，得了浮肿病，不久就死了。
捡豌豆和争抢死水牛肉
在1962 年的一个星期日的下午，为了填饱肚子，休息时，到打豌豆晒场去趴着捡豌豆。捡了一小时多，共捡得豌豆3 市斤，每人都搞得满头满脸满身豌豆叶、杆，一个看到一个好笑。想当年都是共产党员，仪表堂堂的县局级干部，如今成了这样狼狈不堪之人，真可叹也！
1962 年在一个公休时间，有人发现路边不知从哪里顺江冲来到怒江边有一头死水牛，已有臭味。人们为了填饱肚子，一齐往江边跑去，用锄头挖开了一个口子，你撕一块，我撕一块，争抢不止。煮熟后只放有一点盐巴，其它什么配料都没有，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得了一顿饱餐。幸而未感染疾病，人们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饥不择食”。
1966 年全国开展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监督生产人员不准介入运动，只准规规矩矩接受劳动改造；不准乱说乱动，违者受到批斗。场里每次召开群众大会，都把监督生产人员押到大会场台前，低头站着示众，接受教育。受到批斗者，由工人纠察队两人押解一个，将手臂扭向身后，按住脖子推向大会台前跪下，进行批斗。这种押解式叫做坐喷气式飞机。随着运动的发展，以后造反派分成两大派，监督生产人员都要接受两派的监督改造，听两派的话，服从两派的工作安排，不得拒绝。那时我在老桥队生产劳动，有一天工人开会，放牛、喂猪没有人，八五派的人按片叫我喂猪，随后五二三派的人来叫我去放牛，到底服从哪派，难死人了。幸而两派头头谈判决定，上午喂猪，下午放牛，免去了对我的一次批斗。
究竟是谁疯了？
右派王新海（安徽人，二野军大南下干部，下地方后任盈江县税务局局长）在老桥队被监督劳动。一天生病请假，没有批准，带病坚持劳动。没有完成劳动任务，说他抗拒改造，进行了批斗。又给他背上了一条白布标，长60 公分，宽20 公分，上面写着“右派分子王新海”七个大字。不论劳动和外出都得背在身上，若发现不背着，就要遭到批斗、殴打。一天搞卫生，把布标解下来放在一边了，排长过来狠狠地给了一个耳光，打得他晕头转向。有一天去赶街买草烟，到了街上，赶街的人见到他背着布标，哈哈大笑，说他是疯子（在大中城市背布标，带袖头乃司空见怪，而小城镇却少见多怪）。小孩跟着他后面看热闹，互相呼唤来看“右派分子”啊！有一老者说：“看样子是真疯子！你看他不言不语、目光呆滞，对人们的嘲笑毫无反应。无知顽童扯他的布标，也不理不睬，不知是何方人士，为何流落街头？可怜，可怜啊！”老王听了，草烟也不敢买了，悄悄跑回农场，躺在床上偷偷流泪。
饥不择食，更不怕羞
1960 年大饥荒时期，那时只有交通站口和城镇的食馆才供给少量肉食和饭菜。有个休假天，我约好丁纯先到坝湾食堂吃顿饱饭。坝湾离住地约20 里路程，走了两小时才到达，我俩只有粮票和钱，没有证明就买不上饭吃。唉，本想来吃饱饭，却挨了饿。咋办呢？只有厚脸皮去旅店求旅客给代买，但一连求了几人，都受到“白眼”。最后求了个女旅客，她看我二人面黄肌瘦，给予了同情，替买了两个客饭。我俩对她感激不尽，两三下吃完饭后，仍吃不饱，就待旅客走后，把他们吃剩下的饭菜收来吃。但人们都很爱惜粮食，所剩不多，舔了一批又一批客人的盘子，才把肚子填饱。
被小偷打
1974 年，一天，李丙全（右派），原工业局干部，生病请假在家休息，工人钏光祖（管理人员）进屋做例行检查。见有面条2 包（4 市斤），便顺手牵羊，被李丙全发现。待收工回来刘玉壮（上海人，“右派”，原云南民政厅干部）发现面条不知去向，向工人排长李金华反映，李金华不信钏光祖偷走，反而被说是诬陷工人，晚上召开批斗会，将李丙全抓出去跪下进行批斗，钏光祖丧尽天良，对李丙全进行残酷打骂，说污蔑陷害他偷面条，真是天理何在。
我的大哥和侄女
我长兄董先，早年是一个爱国热血青年。1938 年，日本侵略者大肆向我国进攻，要灭我中华。全国各地掀起抗日高潮，不愿做亡国奴。长兄原打算到昆明求学，后投笔从戎，参加云南部队58 军奔赴抗日前线，参加台儿庄战役与日寇血战。在战斗中腿负了伤，坚持不下火线。伤好后，仍归队出征，直到抗战胜利。1945 年退伍，回乡协助父母小本经营，抚养老少，纯属一个爱国抗日军人。
但在文化大革命时，他受疯狂的极左路线的迫害，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受到残酷的斗争，身心遭到极大的摧残。尤其残忍的是，每次都要抓亲属子女陪斗，当面用刑，群殴与吊打。他的孤女，几次被吓昏，终致神经错乱而变疯。时常抱头尖叫：“莫打呀！莫打啊！”随即倒地昏厥。那年她刚满18 岁。因经济困难，无钱医治，病越拖越重。那年月，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控制下的医院，像她这样的“黑崽子”是不准医治的。可怜的姑娘，一岁时母亲就患鼠疫而去世，从小失去母爱，与父亲相依为命，苦度时光。而今父亲遭残暴，她如何受得了！
我也被打成“右派”，处于劳改中，眼睁睁望着他们，无力救援。1969 年，我的妹妹看到她的不幸遭遇，伸出了温暖同情的手，将她接到贵州安顺，经过一年多的调养医治，病渐渐好了。但她看到家庭的遭遇，19 岁还依靠姑爹和嬢嬢抚养，思想极为痛苦，认为活在世上没有意义，遂投河自尽（死于安顺郊区的水库里）。长兄董先已在病中，因遭多次毒打，和“历史反革命”的精神压力，女儿自杀的噩耗传来，悲痛不已，病情日益严重，终于无救，于1973 年含冤而死。直到1980 年落实政策，经复查不属于历史反革命分子，属于抗日军人，才恢复名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