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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尺子

傅斯年是民国一位猛汉,他在民国反腐业绩昭彰,尤以炮轰大老虎、蒋介石妻舅宋子文,为后人所乐道。这里要说的是,1945年7月,傅斯年与黄炎培等5人被推选为代表飞赴延安,与共产党商谈国共合作事宜。傅斯年在延安停留了几日,他与毛泽东两人单独聊了一夜,促膝相谈,未能促心相印。傅斯年参观了延安一个礼堂,见里面密密麻麻地挂满了各地送来的锦旗,“傅大炮”忍不住放炮了:“堂哉,皇哉。”傅斯年眼光或可称深邃,单从一个小小的、旁人熟视无睹的细节后面,发现一个大问题,语带机锋,把炮放了个响的。这桩公案,一直为人所乐道,为傅斯年形象增粉不少。

傅斯年以“堂哉皇也”作为一把尺子,以量政治人物,斯可称道。不过,不足服人的是,他这把尺子,平时是卷起来的,不太拿出来量人。比如说蒋介石,在大陆乃至在台湾,都是威权又威风的,如国民党党部并排挂着国父与蒋氏的领袖标准照;如念报告念到“蒋总裁”,犁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啪,并脚,立正……这般细节,傅斯年定然见得很多,却也未见对蒋总裁语带讥讽说一句“堂哉皇也”。

若说傅斯年以这般尺子量某人,不量某人,那么,胡适就是,不论你是此人,而是彼人,不论是我们这边的,还是敌人那边的,他的尺子是随时拿在手的,随时随地随人,他都要拿出来量他一下。

蒋介石败退台湾,“患难之际见真情”,胡适愿与蒋介石同进退,共荣辱,虽然他婉拒了蒋介石递过来的“行政院院长”一职,但他又向蒋总裁抒情:“在国家最危难的时间”,我胡适“与蒋总统站在一起”。蒋胡私交不错,也不浅。

傅斯年与蒋介石私交也不浅,更不错,傅公对任何人都不信任,但对蒋委员长是“绝对信任”的。他从不以“堂哉皇也”来量蒋介石,因由或是根植于“绝对”两字。胡适不一样,胡适不“绝对”信任领袖的。1951年5月,胡适给蒋介石上了一封四千言书,其中一节是:

“今日似可提倡实行党的民主宪政,其下手方法,似可由国民党自由分化,分成三四个同源而独立的政党,略如近年‘立法院’内的派系分野。此是最有效的改革国民党的方法。”单是这句进言,或刺耳,或还是泛泛谈,对事不对人嘛。后面几条建议,可就生猛了:“1、蒋公辞去国民党总裁职务。2、由蒋公老实承认党内各派系的存在,并劝告各派系各就历史与人事的倾向或分或合,成立独自的政党。3、新成立的政党应各自立纲领,各自选举领袖……”

心底同样持有一把民主尺子,傅斯年是有量有不量,胡适是量所当量,无所不量。蒋介石仓皇辞庙日,胡适也愿不离不弃。但胡适并不因为私交而废公尺,对蒋介石不民主搞独裁,并不客气,指名道姓,直接叫他下台。后来蒋介石要无限次地连任“台湾总统”,胡适也是毫不客气地跟蒋介石叫板。

1951年6月,台湾《自由中国》11期发表了题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文章痛斥台湾保安机构为谋取破案奖金而搞“钓鱼执法”,雄文一出当局惊,磨刀霍霍,要向《自由中国》开刀。杂志被吓大了,四处奔趋豪门,求爹爹告奶奶,求告“大人大量”,放过其过。作为交涉,《自由中国》在13期再发表《再论经济管制措施》,歌颂“钓鱼执法”好,就是好。

胡适是这杂志发行人,他读了两篇文章,立意截然相反,立刻从美国写信给雷震,要辞去发行人一职:“我正式辞去‘发行人’的衔名,一来表示我一百分赞成《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表示我对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

君或见胡适的骨气,我却见。若说蒋介石是君主,而雷震呢,当是朋友。对君主,胡适不客气,坚决抵制其做派;对朋友,胡适不姑息,不惜与之撕裂。在胡适这里,只要事情不合其心中价值观,不管这事之事主是谁,他都要用尺子来量。

古人对搞评论,有两条律则,一是知人论世,一是论从史出。好多人搞歪了。知人论世变成了以人论世,最糟糕的是论从人出。拜服在“吾皇”之下,见着“吾皇”那红屁眼,也曲为颂歌谓是“后庭花”,因为搞的是“以人论世”,故而其自诩论从史出,那史纵不可疑(可疑的可多呢),也是多有择事。其论,人服否?其论越多,越让人不以为然。

搞评论,除知人论世外,除论从史出外,还得加上最最重要一条:论从尺出。对任何人,对任何事,都当以一把尺子量到底。如胡适,以民主与自由论人,并不搞双重标准,其所论,也就让人心头服气。胡适其他方面,未必完美,如以文学来论胡适,可稍息;以思想原创性来论胡适,可稍息;但以民主与自由理念来论胡适,武官到此下马,文官到此下轿,下轿下马后,都得:立正。

在论从尺出上,胡适本身是一把尺子。

2015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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