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王药雨，1904年生于天津桃源沽，国人熟知的小儿金丹片、牛黄解毒片、银翘解毒片、桑菊感冒片、霍香正气水等家庭常备中成药的研制发明人。爷爷是中医。父亲自幼跟爷爷学医，后经人推荐，入南开大学任职，并半工半读选学中医药，曾随美国植物考察团在中国境内考察中草药物的分布情况。1928年又师从中医学泰斗张锡纯。张是中西医学汇通派的代表人物，倡行中西医结合，有巨著《医学折衷参西录》行世，曾列名当时的中国四大名医。其间，父亲还结识了北京名医孔伯华、施今墨等国手。
1930年，父亲应恩师孔伯华之邀，到北京北国医学院任教，1932年转入施今墨的华北国医学院任教，主讲《伤寒论》，同时主编《明日医药》杂志。该杂志力倡中西医结合，名噪一时，影响海内外。抗战爆发，国府迁都重庆，父亲到陪都罗家坝筹办药厂，专门研制中成药。其中健胃灵最为成功，深受军民好评。不久，药厂成为日本飞机攻击的目标，被炸弹夷为平地。父亲一身是债，跑到昆明去当坐堂郎中。云南是中国最大的中草药生产地和集散地，父亲研制的许多著名中成药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1954年，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请施今墨主持组建中国中医研究院，父亲被召回北京。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亲自批条，在安定门内前肖家胡同三号拨出三间北房，作为父亲的住宅。
父亲无论何时都注重仪表，中式上衣配西裤革履，手拎一根文明棍，颇有绅士风度。1957年夏季的一天，我正在院内和小朋友玩弹球，父亲腋下夹着一卷草黄色宣纸向我走来，说道：“虎儿，快回家帮我做点事！”回到家中，父亲把宣纸摊在桌上，备好笔墨，吩咐说：“替你老爸写份大字报。”父亲书法极好，一手飘逸的行草近似于右任。他自己为什么不写？我有些纳闷儿。十多年后我才知道那张大字报的背景。反右来了，单位领导要父亲给共产党提意见，父亲一言不发，一字未写。党委书记因此找到父亲谈话。由于担心落下抵制运动的罪名，父亲无奈之下决定写一篇自以为万无一失的大字报：先歌颂党的中西医结合的政策，后建议主管业务的领导选拔多少懂点医学知识或学历高一些的人来学习中医。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父亲的大字报被指控为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是恶毒攻击共产党外行领导内行。年底，父亲被打成中右，降三级，发配至青海省人民医院当医生。父亲所在的农工民主党也马上开除了父亲的党籍。可笑的是，1979年初父亲临终前，又接到该党恢复其党籍的书面通知。
父亲医术精湛，到青海不久即被誉为神医。1960年大饥荒，青海少数民族牧区肝炎、黄胆病、浮肿病迅速漫延，新上任的西北局书记刘澜涛授意青海省委书记高锋进行调查，任务落实到省人民医院。院党委书记李子彬挂帅，父亲王药雨为考察团技术顾问，一行几十人迅速奔赴牧区。
半月之后，考察结束（1961年电影新闻纪录片有报道）。李子彬让父亲执笔写考察报告，要如实呈报，不回避饥饿造成死亡的事实。父亲不从，坚持从纯医学角度就事论事，力避使用“饥饿所致”之类字眼。工人出身的李子彬大为不满，大谈共产党人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无私无畏，敢说敢为。父亲无奈之下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李书记，我为什么打成右派下放青海？你是党委书记，你比我更清楚反右斗争。我吸取教训了，不想再犯错误。”李子彬书记妥协了，决定同时写两份考察报告。一份由他本人执笔，直来直去，坦言疾病蔓延的原因是饥饿，大量非正常死亡的原因也是饥饿。父亲的那份报告则讳莫如深，只说百姓缺乏营养，全篇不见“饥饿”二字。报告转呈到兰州时，两位来此采访的《人民日报》记者看到了，将其捅到北京。
此时正当庐山会议之后，全国各地大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各单位大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李子彬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留党查看，贬至黑龙江双鸭山矿务局当总务处长。父亲则因报告避重就轻耍滑头，得到新任省委书记的赏识和表扬。在举家迁往东北前夕，李子彬特邀父亲到家中吃晚饭。俩人边喝酒边倾谈，李子彬说：“王医生，看来我们共产党是不让人讲真话了！你说真话成了右派分子，我说真话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唉，今后谁还敢讲真话？这样下去，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如何得了哟！”父亲不接话茬，只是说：“李书记，我们今天只喝酒，不谈时事。”从此，一个党委书记和一个右派知识分子成为终生的莫逆之交。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三期，2010-09-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