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名被指控“运毒”的中国女孩

10月，两名被指控‌‌“运毒‌‌”的中国女孩，再次在马来西亚接受审判：一人无罪，一人死刑。

姜丽（化名）和赵虹（化名）都是在入境马来西亚时，被发现夹带有毒品。但她们坚称，自己并不知情，是遭遇了外籍人士的蒙骗。此前，北青记者也曾对这一系列案件进行过报道。

两人面临相同的指控，但在证据提交、辩护方式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下，两人在庭审的命运大相径庭。

五年间，姜丽经历了三次庭审，前两次都被判无罪，但随即被移民局带走，以证件过期为由，继续留在监狱里。直到今年10月22日，才在终审以无罪结案。同一时期，赵虹一审被判死刑，她决定聘请姜丽的辩护律师，继续提出上诉。

无罪之路

10月22日上午，姜丽的官司终于走到最后一步。当法官宣判无罪的法槌敲响后，她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案子在上午九点开庭，代理律师陈俊宏告诉北青记者记者，依照马来西亚的法律程序，此次上庭时间不会太久，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就能结束。在此之前，姜丽已经经历过两次庭审，都被宣判无罪。

到了终审这一步，其实只是主控官针对之前的审讯过程中法官有没有犯错、或是审判有没有问题来进行上诉，并不会提出新的证据。提出控告的主控方马来西亚海关也没有派人，只是来了一个代理律师出席。

终审共有五名法官。姜华告诉记者，开庭后，主控方先发言，对方律师就读了一份文件，之后，姜丽和陈律师也进行发言，没有休庭，法官按了铃，召集所有人来听宣判结果：维持原判，姜丽被宣布无罪。

和之前北青记者报道的马来西亚‌‌“运毒女‌‌”故事类似，2013年，来自江苏的女孩姜丽认识了一名叫Dan的外籍男性。9月，她与Dan在广州见面，两人共同研究服装生意。

2013年11月，Dan要求姜丽带服装样品给自己在马来西亚的朋友，本来，两人是要一起去的，从深圳转香港去往吉隆坡。但在11日临行前，Dan接了一个电话，声称自己有紧急情况需要处理，让姜丽自己先去。在到达吉隆坡机场后，姜丽被发现行李中夹带毒品。

记者通过姜丽家人证实，Dan的社交账号，与记者此前报道中联系的外籍人士love为同一账号。

法院材料翻译显示，被捕后，姜丽向海关出示了Dan的照片，还展示了两人的短信往来，她解释，自己是被骗的。其实，姜丽在一审时就被判为无罪。但没等她走出法庭，等在旁听席的移民局工作人员就以签证过期为由将她带走。时间一般是14天，在这14天中，如果海关不提起上诉，那么当事人就会被以遣送方式送回国；如果海关提起上诉，那么当事人就会被移交至监狱，等着下一轮的开庭。陈俊宏告诉记者，一审无罪再被送回监狱重新走程序，再上诉的过程也不会太长久，一般是八九个月。

10月20日，姜丽的妹妹姜华（化名）从上海出发去马来西亚，参加最后的一次审判。开庭前，她去加影监狱探视姜丽。姜丽很紧张，尽管这一次判无罪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但两次被移民局带走，那种自由得而复失的情景令她担心不已。隔着玻璃，她跟妹妹说，‌‌“没想到你能来看我，我这次是判刑也好，不判刑也好，看到你，我心里头就没遗憾了。‌‌”

这话让姜华跟着难过。上一次她见姜丽，还是二审之后。‌‌“我自己也有了家庭，孩子还小，没能那么勤地去看她。‌‌”她解释道。那时，姜华还不知道马来西亚审判后的一系列程序，她安慰姜丽，让她耐心等两天，等程序走完就接她回家，但过了几天，她再去监狱申请探望姜丽时，申请没有被允许。‌‌“她知道我在外面，别人都能进，就我进不去，我就知道出问题了。‌‌”姜华回忆道。果然，律师告诉她，姜丽再一次被起诉。

‌‌“这次我就跟她说，我带不走你，我也不回家了，我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都把你带回去‌‌”说这话的时候，姜华的脚一直在抖，隔着探视窗口围墙，姜丽看不到妹妹的紧张。

22号，姜丽的手铐一拿掉，姜华的眼泪瞬间就落下来。

同罪异命

在陈俊宏看来，姜丽的案件，已经算是少见的顺利了。之前，他还接过两个案件，一件由39B改为39A，即运毒改为持有毒品，当事人认罪，判处17年有期徒刑；还有一件当事人中途换了律师。一般来讲，很少有律师愿意接手中途转过来的案件。‌‌“尤其是输了的案件。‌‌”陈俊宏说，‌‌“一审的过程很重要，而别人的案子我们不熟悉，一审不熟悉，二审三审就会影响判断力。‌‌”

10月中旬，北青记者曾报道的另一名中国女孩赵虹，将案件转至陈俊宏的手下。实际上，赵虹在刚刚开始找律师的时候，就考虑过陈俊宏。当时，陈俊宏询问她是否接受从39B变成39A（2）的认罪处罚，赵虹坚持不认罪。这让他印象深刻。当时，赵虹选择冯吉详律师，后增加了一名律师拿兰星。

今年6月，赵虹的案件一审在沙亚南法庭开庭，相较于姜丽的案子，赵虹要曲折得多。原定于8月28日宣判，赵虹的父亲为此专门从北京赶去马来西亚，但出乎意料，那一次开庭，并没有宣判结果。那场开庭，几乎调动了赵虹所有的关系，来应对可能出现的希望——据在押的姑娘们私下流传，如果被宣判无罪，只要能走出法院而没有被拦下，那么就有极大可能可以回国，不用再被投入监狱等待上诉。

开庭那天，之前介绍她和外籍人士认识的‌‌“倩姐‌‌”也出庭作证，赵虹在马来西亚的朋友揣了两万马币现金，在旁听席上等候。同在旁听席上的，还有赵虹的父亲、以及三名移民局的工作人员。

但此次开庭持续了两天，却未在第二日当庭宣判。两名律师在此过程中还产生了分歧，据赵虹父亲称，拿兰星律师认为，‌‌“倩姐‌‌”没有必要再出庭作证，但冯吉详却认为，倩姐有必要出庭陈述。第二日，‌‌“倩姐‌‌”出庭之后，法院宣布择日再宣判。

宣判被推迟到9月28日。9月26日，赵虹的父亲再一次从工地赶到北京，搭乘凌晨的飞机飞往马来西亚。他特意穿上了一件正式的白衬衫，去迎接女儿的无罪。脸颊上贴了一块创可贴，那是在干活时，一条钢筋从脸上擦了过去，再偏一点，几乎就戳到眼睛。

令他分神的是赵虹的律师费。其中，聘请冯吉详的律师费尚未结清。在8月的开庭后，冯律师曾告知赵虹家属，须尽快付清律师费，否则将退出最后的结案陈词环节。赵虹的父亲犹豫了。‌‌“我跟他说，你先打官司，要是官司赢了，我哪怕打欠条，一定把钱给你。官司要是输了，我这不是人财两空吗？‌‌”

赵虹父母两人都做木工，一个月收入近万元，大部分用在操心赵虹的事情上，自从赵虹被捕后，亲戚逐渐疏远了他们一家，几次撂下工地的事情去马来西亚，还是工友们帮衬着。赵父恼火，他一会儿觉得律师收费不合理，一会儿觉得该由‌‌“倩姐‌‌”来承担一定的责任。临近开庭，无论是律师还是证人，他都不敢得罪。

他最终没能结清冯律师的律师费。尽管在28号庭审后，冯律师松了口——可以不全付清，先付一部分。但其中的成本还是令赵虹的父亲瞻前顾后，‌‌“不行就不打（官司）了。‌‌”在从北京出发前，他对记者说这话时，手一直在颤抖了。

他把希望寄托在拿兰星律师身上。在确定赵虹父亲不会支付未结清的律师费后，冯律师选择退出。‌‌“拿兰星说，就算冯律不到场也没事，他会到场做结案陈词。‌‌”赵虹父亲说。10月5日，赵虹一审判决为死刑。

提起上诉

一审宣判后，赵虹父女决定，辞掉拿兰星律师，转而聘请陈俊宏律师。‌‌“最后他（拿兰星）就说了几句。‌‌”赵虹父亲对此不满，他认为，拿兰星没尽全力。早在今年年初，赵虹父亲曾给拿兰星缴纳了1万美元，用于‌‌“疏通关系‌‌”。一审之后，他去找拿兰星询问，才得知，所谓1万美元，压根就没能送出去。‌‌“如果最后能判无罪，人家才会收钱，如果不能判无罪，人家就不会收钱。‌‌”赵虹父亲告诉记者。商谈中，赵虹的父亲跟拿兰星又达成协议，这一万美元将作为赵虹二审的律师费，案件仍由拿兰星代理。双方当场签下了协议，协议书上还特意用中文标明，现款付了恕不退回。但签完字第二天，赵父就后悔了。他决定换律师。

一直探望赵虹的当地朋友陈杰去跟拿兰星沟通。‌‌“签字的时候，我是见证，白底黑字的协议，我一点把握都没有。‌‌”他有点无语，‌‌“我就跟拿兰星说，你看他都要家破人亡了，你既然不给他做辩护了，钱全部拿走也不妥，多少退回一点给他。‌‌”拿兰星表示，只能退还2000美元。‌‌“我就跟拿兰星说，他们新请律师，律师费是1万（马币），你还给他1万五（折合美元约3500多）好不好？‌‌”拿兰星考虑了五分钟，同意了这个方案。

背负着同样的罪名，姜丽和赵虹在监牢内结识。两人最后一次见面时，姜丽觉得赵虹有些低落，‌‌“她觉得亏欠父母太多，也提过很累、不想再上诉一类的话。‌‌”随后，赵虹被换到了死刑犯专门的牢房里，姜丽则在上庭前，把所有的个人用品都分给了还在监狱里的中国姑娘们，她再也不想跨进加影监狱一步，法官的法槌敲响之后，她就随家人离开，什么也不想要了。

姜丽和赵虹同样被指控运毒，介绍她们前往马来西亚的，也是同一名外籍男子，但两人在庭审上的命运，却大相径庭。

对此，陈俊宏律师告诉记者，两人案件比较显著的差异在于，姜丽提供了翔实的信息和照片，来佐证自己是被人利用的，而在赵虹的案件中，缺乏此类证据。之前，曾有证据被前律师比做‌‌“双刃剑‌‌”，陈俊宏称，他从赵虹那里探得消息，前律师并未将这些证据提交给法庭。

陈俊宏表示，依照马来西亚法律，利益是归于被告的，基于此条件，如果一审赢了，后面上诉赢面会更大，现在赵虹这种情况，再上诉时，就只能从一审中寻找技术错漏，‌‌“可能法官在审讯过程中，有漏看某个要点；或是之前我们有案例，翻译员给被告做的翻译并没太尽责等。‌‌”

逃离大马

本来，按照流程，姜丽在解开手铐之后，应该由移民局的人带走，再去法官领取报告，经过一系列流程后被遣送出境。但前两次被移送回监狱的经历让她们不敢相信移民局，这一次，姜华选择直接带姐姐走。走出法庭后，在法院办理手续的空档，姜华拦住了移民局的工作人员，一千块，她领走了姐姐姜丽，直奔中国大使馆。

此前，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曾派人去加影监狱探视过服刑的中国籍人员，但对于姜丽这种情况，也未有太多经验。22日下午，大使馆与国内取得联系，先要跟姜丽所在的省份去核实她的身份，核实之后，给她出了一个临时护照，此时，已是24日周三的上午了。

但她们并不能直接订机票回国。姜华以为，找大使馆可以绕过马来西亚海关，实际上，该走得流程一步都不能少。周三下午，她们开始在马来西亚各个部门走流程。

先到移民局调取姜丽的个人资料盖章，再去请海关出示文件。海关盖章需要最高法院的正式释放文件，于是他们又折返法院去盖章签文件。由于姜丽证件过期，又去警察局办理证件丢失的证明，然后去安检部门核实盖章。

最后一个步骤是订机票。姐妹二人订了10月26日机票。为了避免办不完手续，专门定了晚上七点的飞机。‌‌“中间各种出问题，直到下午四点，我们还在移民局。‌‌”姜华回忆，而从移民局去往机场，还需要半个多小时。最后，她们几乎卡着点登机。

‌‌“所以其实塞钱也好，跑也好，基本是没可能的。‌‌”陈俊宏说。从姜丽一审时，他就提醒她，即使无罪也要被移民厅带走再次上诉，这个过程无可避免。‌‌“我就跟他们说，别浪费钱，终审肯定会放的。‌‌”至于那些声称给钱就可以疏通关系直接放人，‌‌“都是骗人的。‌‌”

走了很多冤枉路的赵虹，如今只能期盼陈俊宏能给她带来一个不一样的结局。陈俊宏表示，还是有希望。马来西亚的废除死刑讨论已久，‌‌“上诉的过程现在就可以走，废死最迟可能1月就通过了，就现在局势看来，废死势在必行。‌‌”

至少，赵虹或许可以避开死刑的结局，但无论如何，她的青春，都折损在加影监狱的高墙内，再也回不来了。

延伸阅读：

中国‌‌“运毒女‌‌”马来西亚受审被当地人称‌‌“毒驴‌‌”

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赵虹学会了马来语，她等待着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在马来西亚，她这类人有另一个称呼——‌‌“毒驴‌‌”。

2018年3月26日，北青报道了多名中国女性，在帮外籍人士携带服装样品进入马来西亚时，被查出行李内藏有毒品而被捕入狱的消息。这其中，也包括正在等待判决的赵虹。

报道刊发后，经多方努力，记者记者终于进入马来西亚当地监狱，与赵虹进行了直接对话，并旁听了对她的庭审。同时，也与促成赵虹携带‌‌“样品‌‌”的介绍人倩姐进行了联系，以期进一步厘清中国‌‌“女毒贩‌‌”案件背后的种种疑点。

推迟的庭审

6月1日，9点15分，距离吉隆坡车程半小时的莎亚南法院，四川姑娘赵虹的运毒案即将开庭。

因为法院和监狱在押送嫌犯的通知上出现了失误，这比原定的开庭日期推迟了一天。也导致除去律师拿兰星之外，另一名辩护人冯吉详未能及时到庭，只能由副手赵子珊律师代为出庭。

摆在赵虹面前有两条选择：要么在一名主要律师缺席的情况下开庭，要么要求延迟开庭。

赵虹犹豫了。这或许是她离自由最近的时刻。2015年8月，赵虹经朋友‌‌“倩姐‌‌”介绍，认识了外籍男性网友love，并帮他带衣服样品来到马来西亚。飞机落地后，海关人员从她携带的行李中，搜出了三公斤多冰毒。自此，她被关押在吉隆坡附近的加影监狱，等待审判的到来。

马来西亚对于旁听庭审的要求并不严苛，6月1日当天，无需申请或登记，记者记者便进入了法庭旁听。在旁听席上，甚至有机会跟赵虹聊上几句。

这是赵虹第四次过堂，习惯了流程之后，对于开庭，她显得并不紧张。一看见记者进去，赵虹主动打了招呼。她从被铐着的手上摘下来一个红蓝塑料丝编的指环塞给记者，‌‌“这是给你的。‌‌”

‌‌“如果这次你被判无罪，回国后会去见倩姐吗？‌‌”记者记者问。

赵虹眼神闪烁，努力控制着情绪，停顿了一下才回答：‌‌“之前，倩姐有来马来西亚给我作证，但那次她没有来看我。我想她大概没想好要怎么面对我，所以我不想去逼她。等她想好怎么面对我时，她自然会见我的。‌‌”

倩姐

赵虹所说的倩姐，就是当时介绍她和外籍网友love认识的老乡梁小倩（化名）。5月24日，记者记者在上海见到了梁小倩，她补充了赵虹与love相识的前因后果。

赵虹与梁小倩相识于一场校友会活动，但并非经常联系的朋友，‌‌“认识两三年可能就见过几次，但每次见面都聊得比较多。‌‌”梁小倩说。

2015年，赵虹跟梁小倩联系，提出借钱付房租，但梁小倩没借给她，而是告诉她一个帮人捎货的兼职，并把她介绍给了网友love。一个多礼拜之后，赵虹就答应了love，帮他带衣服样品去马来西亚。

多年之前，梁小倩也曾帮love带过货，目的地同样是马来西亚。

第一次带货，梁小倩记得清楚，是那种能装一二十公斤的大箱子，里面装满了衣服、鞋子和包。love安排了一个广州女老板帮她办签证，love本人则在吉隆坡接机。

之后梁小倩又帮忙带了两次货，但接待人员都不是love。据她说，每次去都有安排好的酒店，除去负担机票食宿外，love还会再给她三四千元报酬。

当赵虹借钱时，梁小倩便想起了这份差事，当时她很久没给love跑过腿了，便把赵虹介绍了过去。

事实上，梁小倩也曾疑惑，那些衣服，一二十公斤也未必值几千块，为什么要‌‌“人肉‌‌”带过去？但对方说，就这么一点货，走物流要报税，还不如让人带过去便宜。

梁小倩回忆，赵虹从上海出发‌‌“带货‌‌”后，某个深夜，她都已经入睡了，突然接到赵虹电话，‌‌“支支吾吾的，就问带这个东西到底靠不靠谱。‌‌”她迷迷糊糊地问赵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赵虹也没说清楚，就挂了电话。

‌‌“如果我知道是毒品，一定不会去带的，对不对？难道我带了三次毒品都没被检查出来？我的命就这么好？‌‌”梁小倩反问道。

安检仪上的‌‌“黑影‌‌”

5月28日，利用探视的机会，记者在加影监狱见到了赵虹。

赵虹很瘦，但精神尚好，言语逻辑分明。对于深夜给梁小倩打电话这个细节，她自称已不记得了，‌‌“她说打过电话，那就是打过吧。‌‌”

探视过程中，赵虹还向记者记者进一步回忆了这一趟最终让她身陷囹圄的‌‌“带货‌‌”之旅。

那趟改变她人生的旅行其实并不顺利，从上海去广州时，飞机延误了很久，一度令她想推辞掉这份差事，直到晚上她才到达广州。

‌‌“后来想，来都来了，就做完得了。‌‌”第二天，她跟在广州接洽的外籍人士一起来到商店。在第一家店铺买了一个全新的行李箱，然后又走了三家店铺，分别拿了用黑色塑料袋装起来的货物。

所谓货物，就是山寨YSL牌女包，以及鞋子和女士内衣。赵虹回忆，每到一家店铺，外籍人士好像都和店主认识，没什么寒暄，直接拿货，她在一旁目睹了买货的全过程，并看着对方打包。对方还告诉她，这些是样品，如果丢了，后面大批量订单就会受影响，所以必须找人直接带到马来西亚去。

这听上去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妥。赵虹拎着这个箱子，从广州出发，经停香港，抵达吉隆坡。下飞机后，她去了趟洗手间，出来还没来得及去传送带取行李，就被海关工作人员拦下了。

‌‌“他们问我，这是不是我的箱子，我说是。他们就把箱子从安检过了一遍，我在屏幕上看到了有黑色的东西，他们问我，这是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我还反问他们，这是什么？‌‌”赵虹描述道。

海关人员把她带到办公室开箱检查，翻了半天也没翻出什么东西，又重新装箱过安检机，黑色阴影再次出现在屏幕上。

临近天亮时，专业缉毒人员来了，一番搜查之后，他们将目光锁定在那些山寨YSL包上。用刀片沿着缝合线割开，黑色塑料袋掉出来，包裹着被压得平平整整的晶状颗粒物。

赵虹联系梁小倩未果后，拜托朋友先找了一个当地律师查理，查理告诉她，两百万马币，可以让她免于牢狱。

‌‌“我一听就绝望了，我们家不可能拿得出那么多钱来。‌‌”赵虹说。查理催了几次，见她没有拿钱的意思，便宣称不再负责这件事。

她一开始还瞒着父母，直到2015年9月，得知实情的父亲和叔叔才赶来马来西亚，在中国大使馆的推荐下，找到了当地华人律师冯吉详来代理案件，后来又增加了一名律师拿兰星。

冯吉详的助手赵子珊律师告诉记者记者，在接手赵虹的案子后，他们就反复劝说梁小倩，希望她能来马来西亚为赵虹作证。后来，梁小倩通过律师转告赵虹的父亲，要赵虹父亲出五千块旅费，她才肯去。

‌‌“她通过律师跟我说要五千，我们家很穷，希望能一方负担一半。但她不同意，还说再逼她，她就去国外。‌‌”赵虹父亲说，最后，他还是给梁小倩账户里打了五千块。

‌‌“在不了解马来西亚法律之前，我肯定有一点担忧，换谁都会有一点担忧。‌‌”梁小倩如此解释，她强调自己问心无愧，后来，她去马来西亚作证，差旅费有结余，她又退还给赵虹父亲600块。

梁小倩还称，事发后，她还联系过love，劝说他为赵虹作证，但没能成功。那是她最后一次跟love联系，看love无意施救，便删除掉了他的好友。

记者首篇报道发出后，记者发现，love的QQ昵称改为了‌‌“Desmond‌‌”，但留言板上网友对他的指控还一直存在。

‌‌“毒驴‌‌”

曾有个重要的提示在赵虹的身边闪现，但她忽略了。

在知情人向记者出示的一份证据中显示，love曾让赵虹跟一名卖电话卡的人士联系，对方隐晦地点出了‌‌“他可能是个毒贩‌‌”，赵虹犹豫了，她给梁小倩发信息，询问这个跑腿的活儿到底靠不靠谱。

梁小倩告诉她，自己也带过三次。这给她吃了一剂定心丸。

‌‌“她太聪明了，很难相信这么聪明的女孩会被人骗。‌‌”数名与该案有接触的人对记者说。赵虹去过美国，也在外企工作过，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不少人觉得，‌‌“想骗过她很难。‌‌”

‌‌“我本来有点犹豫，但梁小倩说没问题，我肯定就相信她了，没想那么多。‌‌”开庭前，赵虹解释道。

赵虹承认，那时她的经济并不宽裕，她刚辞职创业，和朋友创办了一个礼仪培训的项目，负责培训‌‌“形象管理‌‌”的个人服务。计划书写好了，还没开始盈利，就到了该交房租的时候。

但她不想再跟父母要钱。‌‌“那时候我就想，挣几千块钱付一下月房租，然后就可以安心创业了。‌‌”

一直以来，她都是父母的骄傲。大学毕业后，赵虹在上海一家外企工作，主要负责北京、天津和河北的业务。父亲还记得，有一段时间，他和赵母在天津打工，赵虹正在北京出差，还专门来了一趟天津，就为了跟父母呆上两三个小时。

‌‌“我如果出去，先要跟爸爸妈妈说，对不起他们。‌‌”开庭前，赵虹跟记者说。她性格开朗，但一提到父母，神情就黯淡了下去。‌‌“本来以为我毕业了就能挣钱了，没想到还是给他们添负担。‌‌”

诱使他人‌‌“带毒‌‌”的犯罪形式在马来西亚并不少见，在吉隆坡街头，跟出租车司机随意聊天，提到‌‌“毒品‌‌”这个词，司机就会提醒你，不要帮别人拿行李。拿兰星律师代理过六七件同类型案件，另一位律师冯吉详，赵虹是他代理的此类案件的第五位中国女性。

拿兰星告诉记者，这样的人被称作‌‌“毒驴‌‌”。一般来讲，毒贩寻找‌‌“毒驴‌‌”，都会从女性下手，但印度裔‌‌“毒驴‌‌”则多为男性。

冯吉详则称，2014年中国四川籍姑娘彭某因同类型犯罪被起诉。此前，虽然此类型犯罪在其他国籍人中屡有发生，但在中国人群体中还是第一起。

冯吉详代理了这个案子。‌‌“那个姑娘有人证。‌‌”冯吉详介绍道，‌‌“由于这是第一起中国籍犯罪，法官相信了彭某，她被无罪释放。但此类案件接二连三出现，就再没有轻松被判无罪的情况了。‌‌”

作为辩护律师，除了第一起无罪释放和最近的赵虹案件，冯吉详经手的其他几件案件都从马来西亚法律中的39B改为了39A（2），即运毒改为持有毒品，刑罚也由死刑改为有期徒刑并接受鞭刑。

‌‌“如果罪犯是女性，可以免除鞭刑。‌‌”赵子珊说。

但这个方案在赵虹这里未能实现。检控官不同意，赵虹也不愿接受这个选择，而是要求做无罪辩护。‌‌“如果我承认了，这就是我人生的污点。‌‌”她说。

出于这点考虑，冯吉详劝赵虹不要着急。马来西亚大选之后，废除死刑的呼声越来越高，如果赵虹的案子在废除死刑之后再进行审理，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即使一审被判无罪，想要回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加影监狱里，另一名中国姑娘两次被判无罪，但刚走下法庭，就被移民局以签证过期为由继续扣留，紧接着，检控官再次提出了对毒品案的起诉。

异国铁窗

开庭前六天，冯吉详的律所接到加影监狱发来的一份对赵虹的投诉书。投诉书称，赵虹在监狱里违反管理规定，监狱方希望律师能够劝说她服从管理。

‌‌“这对她量刑非常不利。‌‌”冯吉详有点生气。他执业28年，这样的事还是头一遭。

6月1号开庭前，赵虹向赵子珊律师说明了投诉书的缘由。

在加影监狱，被起诉至高级法院的外国人被集中关押在一层。八人合用9平米左右的房间，没有床，狱友们都铺一层塑料泡沫板，睡在地上。

‌‌“平时早上起来，看守人员会要求本国罪犯把塑料泡沫板拿出去，外国人以前是不用的，但现在要求我们也拿出去。‌‌”赵虹解释道。

和国内监狱不同，在加影监狱并非所有的在押犯人会被要求外出做工，赵虹和她的狱友整天呆在九平米的房间里，或坐或卧，生活只剩看书、聊天或无所事事。

‌‌“长期在地上躺着，有塑料泡沫板对风湿会好一点。‌‌”赵虹称，此事并非她一人抗议，很多狱友都向各自的大使馆探望人员抱怨了撤走塑料泡沫的事情，大家的律师都收到投诉信。

6月1日庭审那天，赵虹抬头央求赵子珊，稍等一会儿，‌‌“我难得出来，再在这里待一会儿。‌‌”

赵虹告诉记者，在监狱里，她们每个月只有一次去小花园放风的机会，但这要取决于看守人员的心情，有时候三四个月也出去不了一次。

在换到高庭牢房之前，条件更加恶劣。赵虹曾经的狱友秦雪（化名）告诉记者，2月份，她曾因吸食摇头丸被捕，后因签证过期，被判刑三周，短暂和赵虹关在同一间牢房里。‌‌“三十来个人睡在地上，蚂蚁、蟑螂从身上爬过，白天就坐着，什么事都不做。‌‌”

进去第一天，秦雪什么都吃不下。秦雪不懂马来语，时常被欺负。拖鞋被人穿走，她就得挨管教人员的骂。‌‌“那些人看你不会讲马来话，还会抢你的吃的。‌‌”

那时赵虹刚经历一次过堂，被暂时收监在大牢房里。牢房睡觉分两边，‌‌“一边二十来人，一边七八个人。‌‌”赵虹在七八个人那一边。她看了一眼刚进去的秦雪，招呼她睡在稍微宽裕的一边。

在监狱里，上佛教课是赵虹为数不多的寄托。她信了佛，开始吃斋，把饭菜里的肉都让给了秦雪。

‌‌“她算很坚强的了，要是我呆那么久，肯定坚持不下来。‌‌”秦雪说。在监狱里，赵虹努力对抗着无所事事的消磨，她学习、拜佛，也跟人聊天，还唱歌。

三周后，秦雪从监狱里出来，跟赵虹的父亲取得了联系：‌‌“她在这边的事情我负责了。‌‌”

根据规定，秦雪出狱半年之内不能再回到监狱，她就找人每周去探监赵虹。书是唯一可以从监狱外递进去的东西，赵虹经常让她送小说进去。秦雪提过几次想要给赵虹买贵一点的‌‌“监狱套餐‌‌”，赵虹拒绝了。

等待庭上发言

根据马来西亚的审判程序，先是由控方举证，之后是辩方律师进行质询和反驳。当所有的控方证人过完堂，法官会凭现有证据对案件作出裁决：如果证据成立，必须让嫌疑人出庭进行解释。

6月1日，到场的拿兰星和赵子珊商量后决定，先让控方过完最后两个证人，具体律师质询则延期到7月。

上午十点，控方最后两名证人坐在了证人席上，旁边还放着赵虹入关时的箱子。被发现藏有毒品的，则是十五个长约30厘米、宽约20厘米的手包，商标都还没有摘掉——对于赵虹来讲，这是个微弱的优势。冯吉详和拿兰星均指出，对于她的辩护策略，只能从当事人不知情这点下手。

控方的其中一位证人是机场执法办公室的官员，他在回答法官提问时表示，是在早上5、6点钟从赵虹的行李里搜到了毒品，当时在场的还有五名属下。

在法官要求下，这名证人当场指认了赵虹所携带的山寨YSL手包。他表示，在每一个包的夹层中，都搜出了晶状毒品。

最后，检控官向法院呈上赵虹来马来西亚时乘坐的机票、控方与赵虹在国内经过的机场以及航空公司的书信往来。并提交了新的证据——赵虹与love、梁小倩的聊天记录。

庭审结束后，赵虹顺从地让警官给自己戴上手铐。她有一点担忧，控方称，打开她和love的聊天记录，只剩下一声打招呼似的‌‌“Hi‌‌”。

但赵虹暂时还没有得到辩解的机会。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她已经学会了马来语，但也许要等到之后的庭审中，她才能有机会为自己的命运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