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那年，直到交志愿表的前一个月，我还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医学生。就在这时，朋友向我说起一个纪录片，说的是协和医院妇产科名医林巧稚如何医术高超，做人一品，那灰砖绿瓦的医学院如何著名，如何培养一流的医学生。几句话勾勒的图画，一刹那击中了我的神经。17岁的我，一直希望能走一条不同于别人的路，我一边觉得这8年医学生活会充满艰辛，一边又觉得它将不同寻常、不落俗套。
30个新同学见面后，开始交换理想，大部分女生都是受了林巧稚的鼓舞进了协和，并立志要做当代名医。很快，这些辉煌与欣喜便被稀释，接下来是真实生活一波接一波的长久考验：我们宣誓希波克拉底誓言，硬着头皮解剖了半年的尸体，早上睡眼朦胧地给病人扎针抽血，抢着给阑尾炎病人做手术，每晚自习到深夜12点以后。直至最终，把几年学过的内外妇儿几本大厚书摞在一起，把自己困在教室里一个月，昏天黑地，然后熬过了冗长的毕业考。
数了一下，除了选修课，8年下来大大小小总共考了59科。而在这8年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如果说医学本身是门并不完美的科学，那么从事医学的医生，就是选择了一份背着人道主义重担、过程却冷暖自知的职业。这份职业，承担着来自病人类似上帝的期待，却脱不了一个凡人的身份，脱不了身边需要面对的琐碎现实。
临毕业那段时间，妈妈经常在电话里说上楼很吃力，这表明她的风湿性心脏病加重了。我让她来北京复查，如果可能就做球囊扩张术，强度也不大，还能解决点问题。靠着在医院积累的关系，我事先进行了周密的安排。但就在治疗前，一项必须的检查除了发现重度二尖瓣狭窄外，还发现她的瓣膜有血栓。医生说这种情况肯定不能做球囊扩张了，如果要做，必须开胸。拿到检查单的那一刻，我的眼泪忍不住落了下来。对当时月生活补贴仅200多元的我来说，5万元的手术费是个庞大的数字，去哪儿筹这笔巨款呢？
那晚，按照实验计划，我必须去丰台区大红门屠宰场取10只猪眼睛回来做实验。与外面渐归寂静的世界不同的是，屠宰场上班时间是午夜。我在漆黑的夜里等了一个小时，待工人上班后，我穿过血流成河的地面，听着猪临死前凄惨的哀鸣，看着工人麻利地用刀剜出5头猪的眼睛。我飞快地付了50元钱逃离了现场。
拎着盛着猪眼睛的冰盒回到昏暗的实验室，强忍瞌睡，在地下实验室一直忙到天亮。回去时妈妈还在等我，她态度坚定地告诉我：“我想好了，暂时不做手术。”作为一个医学生，我没能说服妈妈。妈妈和我都明白：即使妈妈被我说服了，我也付不起这笔巨额手术费。
这一夜对我来说，刻骨铭心。
第二天中午吃饭时，导师说：“听说科里名额紧张，今年的已经用掉了。现在有些事很乱。不过没事，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的科研经费账户里还有差不多3万美金，我可以去跟院长说，要求你留在眼科，我用科研经费付你工资，带你看门诊。这样，以后咱爷儿俩每周可以抽两个半天去图书馆，一起讨论问题，把我会的全教给你。我相信你会是个很有前途的医生。”
他描述的生活让我有一刻的向往和动心，但很快就被现实淹没了。我不敢看老人的眼睛，不知道怎样告诉他。就在昨天我已打定主意去美国做科研。
最终还是咬咬牙告诉导师：“我不打算做医生了。”
“多可惜，为什么？”老人很惊讶。
为什么？我无法跟老人说。他一生思想那么单纯，心态那么乐观。他能懂得身处在我们这个年代，一个平凡医生精神和物质分裂的矛盾吗？他会认为现在医学需要解决的不仅仅是技术和知识，还有其他问题因为过于宏大过于庞杂而无法解决吗？他能接受张孝骞、林巧稚时代已经像一个纯真的童话一去不返了吗？他能告诉我一个有宿命感同时又追求丰富性、多样化的年轻医学生，怎么在以医学为职业的一生中得到内心的幸福和平静吗？
8年前，我因为林巧稚、琉璃瓦、救死扶伤选择了学医。8年中，我也曾品尝过学医的幸福，也像我的同学一样，为学习医学知识付出常人难以想像的艰辛。但是这幸福这艰辛，最终在渺小个人、庞大社会、迅变时代、科学进展的杂烩汤里被渐渐稀释。
鲜为人知的隐痛
一次同学聚会，一位在急诊轮转的同学问大家：“一个车祸外伤大出血的病人被送到急诊，没有担保人，没人交住院押金。经济情况不明，给不给他治？”如果按照上学时所受的救死扶伤的教育，当然无需思量马上抢救，但按照现实医院的教育结果，首要问题是医疗费由谁来付？假使当班医生被油然而生的责任感驱使，不问费用便救死扶伤，最后极有可能挨医院训斥。
此外，假使这个病人因没钱而取不到药，单单指责这个医生不救人就有点冤枉。现代医院分工严格，医生只是大体系中的一个小分子，不能指挥整个医院，连药房他都使唤不了，与以往在家看病抓药的老中医的权限不可同日而语。但在报纸的社会新闻版，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报道：病人性命攸关，医生见死不救。仿佛医生个个都是势利眼，只给富人治病，不给穷人看病。
看病这件事，我们往往简化为医生和病人两个人之间的事，忘记了医患身处的医疗环境。能看见的只是医生，代表医疗露脸的那个人，但不应将患者对医学、医疗、保险体系的不满和怨愤，统统转嫁到医生身上。
有一项调查问道：“你是否在临床中遇到过医患纠纷？”被调查的200多位医生大多回答“太多了”“刚刚还碰上一起”“同事前两天被打了”。基本上被调查的每位医生都遇到过。轻则挨谴责怒骂，彼此不欢而散；重则患者告上法院，甚至医生遭受暴力。当被问到最怕什么时，被调查的医生几乎众口一词：“医疗纠纷”。
在越来越多人们的印象中，医生的形象从未像今天这样歧义横生。但很少有人确切知道这个职业的辛劳与风险。有项调查得出结论：“如今医生已经成了世界上最不健康的人群。他们死得比大部分人都要早，比其他人更容易自杀，更容易患上心脏病和胃溃疡，比其他人群更需要有心理咨询，比同时代人更容易酗酒和吸毒。他们的婚姻持续时间不长，他们在巨大的压力下步履维艰，不堪重负。”
当医生成为病人
有一位美国的老教授，行医50年，晚年时得知自己得了喉癌。他成了病人，从站在病床边一下子变成躺在病床上，重新审视眼前的医学、医院和医生，顷刻间获得了不同的意义——属于病人的意义。他回忆自己曾经作为医生高高在上、习惯发号施令，但成为癌症病人后，遭遇和心情与其他病人如出一辙：他不敢面对疾病的真相，他被护士嘲笑“脖子短”，医护人员无视他的尊严，他眼前的商业医疗环境一味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他开始意识到，其实“这些问题当然是在我生病以前就已经存在的，可是直到自己成为病人以后，再度回来工作时视野才被打开。”一个医生什么时候才能真切体会到病人所面临的问题，也许只有等他成为病人的那一天起才能觉悟。
这位老教授如此对比角色转换后的感受：做医生时，他习惯做命关病人生死的决定，习惯拥有权力。可当他是病人时，这些权力消失得无影无踪。成为病人后，尽管他也认识几个熟人，但也只能像所有病人一样，做一件事—等待，等待，再等待。他时时会碰上等了一个小时但看病只花了5分钟的情形。处在病人角色的他终于意识到，医生的一点点同情心对病人是多么意味深远。这位德高望重的医生成为病人后，还经历了两次被医生误诊的倒霉经历。他本可以控告，但回想从医这么多年从没被病人告过，可自己肯定也犯过类似错误。
正如他所言：每次痛苦的经历，都能让我设身处地想起当年自己行医的情形，我更愿意把这些经历告诉自己和年轻的医生，成为他们日后行医的教材。他在《亲尝我自己的药方》一书序言中说：“如果我能从头来过的话，我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行医，很不幸，生命不给人重新来过的机会。我能做的就是告诉你，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希望你我都能从中得到教训。”
关于患者：谁是你需要的好医生
是不是态度和蔼的医生，就是我们需要的好医生？是不是名声远扬的医生，就是我们需要的好医生？
我曾见过这样三位医生。一位是待人和善的女医生，她对病人总是轻声细语，关怀同情。与她交往的过程中，病人肯定能满足人情味的强烈要求。但这位医生直到50岁依旧是副教授。同事评价说她临床逻辑不太清楚，也很少更新知识，更没有能拿得出手的科研成果。
一位是当到副教授后，中途出国读了个药理学博士学位，在美国有了自己的实验室，发表了不少科研文章。然后有一天回国发展，继续临床。因为科研优势，很快获得教授职称，还当上了科室主任。但在真正手术的时候，他的技能已经不如一位天天泡在临床的主治医生了。可是，这样的内情，一个普通病人在门诊是无法知晓也无法判断的。
还有一位是做心导管非常出色的医生，但他的职业生涯有一个致命的薄弱环节，就是学位是本科。文凭上的缺陷直接影响了他的晋升，影响了他莅席各种学会获得光鲜头衔的可能。在病人眼里，根本了解不到他真正的临床技术，也就是病人最关心的医术。
那么，我们怎么给自己选一个好医生？在现在的医生评价体系中，一位资深的医生，其学术成就或行政头衔，都会带来更多的名气。但对具体病人来说，更重要的其实是人情味和医术。实在不能兼备，那应该是医术对病人更为重要。
一个朋友患了子宫肌瘤，需要做手术，本来觉得腹腔镜就能解决，问我去看谁。我给了她两位专家的名字。结果她看完告诉我，一位专家告诉她，因为肌瘤的位置长得比较棘手，周围有血管和尿管，腹腔镜未必能解决，恐怕需要开腹。我问了问同行大夫，这位大夫一听就明白了，说因为这个医生的手术风格就是过分细心，有人用两小时做手术，她可能用三小时。有人不觉得危险，她可能会觉得风险很大。
我立即把这番话告诉了朋友，她惊叫：这里面学问太多了！我问她：“你是愿意肚子上开三个洞做腹腔镜呢？还是愿意冒着开腹的风险？”既然就做这一次手术，就要想办法尽可能去找个最适合你病情的好医生。
那么，中国医生的医术究竟如何？一位国内免疫内科的教授对我直言：“不要以为美国的风湿免疫学有多强，他们只不过掌握了科研话语权，有基金去搞基础研究，实验室结果出得比我们多。论临床经验，我感觉他们还真不如我们，还是中国的某些医生更厉害。我一上午的门诊，能接触到好几例系统性红斑狼疮，我们病人多，病种多。但是在美国，如果一个病房里收进了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病人，几乎全内科的实习医、住院医生、教授都会跑来看。”
现代聪明病人
一位朋友住进妇产科肿瘤病房，进去的时候手里捧的是《别让医生杀了你》。她的这种行为，有力地挑战着医生的权威性。这样的病人，医生管她们叫“刺儿头”。我那在妇产科的大学同学就直言不讳地说：我喜欢从农村来的病人，老老实实，一句不问，那些城市里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女知识分子，事儿事儿的，问题一箩筐，看了就头皮发麻，不知道哪天就会找你麻烦。
手捧《别让医生杀了你》的这位朋友，继续按照自己内心的目标和愿望行事。因为在她看来，她的最终目标是——争取最好的医疗，为自己的健康打算。为什么看《别让医生杀了你》？她的解释是：这是我第一次住院，我总得了解一下医疗这一行的真实情况，从各个方面，好的坏的都要看一看，然后，我才知道怎么防患于未然。
自然，面对医生，她的问题也有一箩筐。比如，给她选择治疗方案时，她会问这位医生为什么建议先手术后化疗，问那位医生为什么又建议先化疗后手术。结果她发现两种方案的疗效并没有显著差异，只不过是两位医生不同的治疗哲学、不同的治疗习惯而已。
据她回忆，几乎每天查房时，医生走到她的床前，她都带着笑容，准备了起码两三个问题准备提问。不仅如此，她还找来医学院的妇产科学课本，来来回回读了好几遍。她详细了解了她所患疾病的治疗历史、演变以及目前国际的最新进展。其中有些趣闻和故事，我从来没听过。
在给她静脉插管以便打化疗药时，疼痛曾让她大呼小叫，这样的结果是——病房里找来了最有经验的老护士给她插管。老护士使出绝招，轻飘飘就插进去了。最后她出院时问管病房的老教授：我现在对这种病的了解，是不是已经相当于一个起码医专学生的水平？老教授不得不佩服地点头说：你的水平岂止医专，有些本科的学生可能都不如你钻研得深。
这样的一个“刺儿头”，在治病过程中，一直在强势但友好地争取最好的医疗，力图和医生保持平等，力图把自己放在能和医生对话的位置。最后，她赢得了医生的注意力，带着健康满意回家。不仅如此，她甚至还和其中一两个医生交上了朋友。以至她复查时，只要往门诊一站，医生就会回过头来像老朋友似地跟她打招呼，问长问短。
医生和患者永远是势不两立的敌对方吗？两个凡人之间的沟通，最柔软之处在于坦率和真诚。做一个能吸引医生注意力但又不让他反感的病人，需要一定的公关技巧。这听起来有些悲哀，但也算是当前我们冷静面对现实时的一条解决之道。眼下的现实是什么呢？医生在上学时没有学过沟通技巧，工作后也没有竞争环境、没有职业训练要求他必须注意沟通技巧，而医患关系正走向对立的方向，越来越多的医生和病人开始防范，而不是对话。
当病人成为医生
美国一位女病人的经历发人深思：她一生兼着双重身份：全职病人，同时也是全职医生。她患了一种罕见的先天免疫缺陷综合症，曾多次因感染住院。她得过名目繁多的感染疾病，做过许多次骨髓活检，并且医生还一次又一次警告她，你随时可能得上淋巴瘤或其他癌症。她躺在病床上如此痛苦，曾苦苦哀求一死了之。后来她决定去学医。原因只是因为一个生病的人想更多了解自己的病，以更好了解那副身体，重获对身体的掌握权。
还有一个原因，是她每个月都必须静脉注射抗体和干扰素，单单这笔费用对她来说就是天文数字，而当医生能减少这笔开支。两个原因放在一起展现的是，对一个面对疾病的人，精神和物质层面的双重需求。如果别人都帮不了，那就自己动手干吧！当个医生，也解决了医疗费。
后来成了医生的她这样写道：“我遇到的病人塑造了我日后成为什么样的医生。我从里到外了解这个行当。我不仅知道身体出了什么毛病，还知道对有毛病的身体背后的那个人意味着什么。不管怎么说，如果你病了，你最后想听的才是医生他自己的问题。我能把自己的病人经历反过来用，对待病人就像我自己怎么要求医生对待我那样。这种经历，更有助于我和病人的交流。”
这位先天免疫缺陷的女医生，以独特的方式理解着贯穿生命中的疾病、恐惧和无常。她告诉大家的是：世界没我们想像得那么糟。
不管是医生还是病人，感恩每句亲切的话语，每次仔细的检查。要知道“控制疾病不是件容易事”。还有，“疾病普遍存在，并最终获胜。我们会失败这是当然的事情，死亡最后获胜。当我还是医学生的时候，就知道我选择从事的职业是一个注定美丽的、荣耀的失败。”
现代医学困境：好医生和“牛”医生
一位朋友的乳腺上长了个肿块。大半年前，她去看一位70多岁的乳腺外科专家。有天，我接到朋友电话，语气焦急，说刚去做了B超，单子上写着：乳腺肿块边缘不清，血流丰富，怀疑是恶性肿瘤。朋友心情极其低落。
转天她拿着B超结果再去看这位老专家。老专家仍坚持说：“目前很难说是恶性，相信我这双手，再去找个高手做B超吧。”朋友找到B超高手又做了一回，结果居然是：边缘欠清，血流不丰富，乳腺增生，建议随诊。两份结果截然相反，她哭笑不得，手足无措，不知信谁。
在两份结果的折磨下，朋友似乎成了一个执著讨说法的秋菊，又马不停蹄地去看了北京其他医院的许多医生。无一例外，这些医生的建议都是：切出来看，病理结果一出来什么都清楚了。她又转过来问我这个医学生的建议，我说出来的话和那些医生如出一辙。她再去问老专家，老专家却仍说：不要随便动手术，相信我这双手吧。
她又去做了钼靶检查，结果也是提示乳腺增生。再拿着结果去看老专家门诊的那一天，前面还有几位病人，她坐在走廊里等。这时，一位中年妇女突然闯进了老专家的诊室，冲上前去，对着老专家一阵拳头落下。70多岁的老专家被打得头发零乱，表情痛苦。派出所把老专家和女病人带走时，身材高大的他，看见人群里的我朋友，正了正色，说：“改天来看吧，不要挂号，直接来吧。”
动手打人的这位女病人，5年前曾看过老专家，当时因为乳腺癌病情已到晚期，老专家动员病人做全乳切除，否则复发的可能很大。女病人切了乳房，倒是再也没复发。但生活却因这场病和这次手术发生了巨大变化：下了岗，离了婚，经济窘迫，生活无着。女病人把悲惨的生活都归咎于5年前老专家的建议！
朋友问我，为什么别的医生都建议她把肿块切了，看病理结果？为什么老专家冒着可能被病人动粗的危险，建议她不要轻易动手术，请她相信自己的那双手？
当法律介入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之后，当我们的生活里充满对医生的抱怨、戒备甚至敌视后，医生从病人那里也越来越得不到人情味的回报。他们在给病人做决定时，渐渐学会了保护自己，给一个四平八稳的决定，给病人一个清晰、明确、可衡量的结果。朋友咨询的那些建议她手术的医生，出于对肿块性质的不可知，所以建议她一切了之，病理结果出来后，便真相大白。这样的医生，在法制社会里算是好医生。他们四平八稳，所有的乳腺肿块在良性和恶性定不了性时，都会劝病人切了算了，自己也摘得干干净净。
但老专家希望尽量少地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不想让病人无端地多挨一刀。“乳房对女人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一个被刀割过的乳房，终归是不完整的乳房。”他不惜冒着可能被埋怨、被误解的危险，告诉病人在他看来认为最合适的选择。“请相信我这双手吧。”这样的话，不知道在现在，还会有几个医生能说出来，也不知道那些怀着戒备、提防之心而来的病人，有几个愿意相信这位一腔真诚的医生？会不会日后肿块真成了恶性，反过来把医生告上了法庭？
“你说，他图什么呀？”朋友这么问我。我说，这可能是一个现代好医生和一个濒临绝种的“牛”医生的区别吧。就像裘法祖那样的外科巨匠，反而不一味推崇“手术刀至上”主义，而是主张“能不开刀的就不需要开刀，能用小的开刀的，能解决问题的就开小刀，必须要开大刀的人，要开得彻底，要开得好”。
只剩下治病，不再是治人
如果你面前有两个医生，一个医术高超但待人冷漠，一个医术平庸但待人和善，你会选哪个？朋友小何说，如果只能选一个，她会选择后者，医生首先要有人情味。小何的一次看病经历，发生在被老板恶整的那几个月。成为“办公室政治”牺牲品的她，郁闷至极，经常感到胸口闷、呼吸困难、心跳快、手脚麻，脖子看上去也有点肿，以为是甲亢，去医院看了好几个科，医生都是给她了化验单，然后看了化验结果说——没事，回家待着吧。
“最后看了个内分泌科的小医生，看了化验单之后，可能看我挺顺眼，也可能碰巧那天不太忙，就问我最近有没有经受什么打击或者不顺利。我看她那么面善，就聊起被老板恶整好几个月的前前后后。结果聊完了，感觉好多了。后来她告诉我这叫过度换气综合征。我用她教的方法，不舒服时对着一个塑料袋呼气吸气，感觉好多了。”
但医学的发展，可能是以丧失温情为代价的。被誉为现代科学之父的乔治·萨顿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断言：“科学的进步，已经使大多数的科学家越来越远地偏离了他们的天堂，而去研究更专门和更带有技术性的问题，研究深度日益增加而其范围却日益缩小。广泛意义来说，相当多科学家已经不再是科学家了，而成了技术专家和工程师，或者成了行政官员、操作工，以及精明能干、善于赚钱的人。”
这段话同样适用于现代医学。医学，原本是一门时时需要以人为本的科学，而现在，它越来越显示出专业主义的冷酷秉性。
小何因时常发作的腰疼，决定再次去医院看病。问我意见，我说如果你能做到不厌其烦，那就去吧，但当天肯定得不到医生的结论。她做好了不厌其烦的心理准备去了医院，先是导医台把她分到妇科。她挂了一女副教授的号，医生给她开了一堆检查：血常规、血生化、宫颈刮片、B超……许多检查她连名字都叫不全，也不知道作何用途。医生说等这些检查结果出来后再来。一周后等所有结果出来后，医生说妇科没事，去肾内科看看。她去了肾内科，又是一堆检查，一周后结果正常，医生冷冰冰地说：我这里没事，去骨科看看。
小何问我：“这些学医的人就这么给病人一个说法的？好像我在他们眼里只剩下解剖结构，还按器官系统划分。”
除了简单归罪于医德医风下滑，导致医患之间今天这样难以收拾的尴尬局面，并不能完全责怪医生。他们每个人其实都面临着两个难题：一边是患者一如既往对医生人情味的要求，一边则是现代医学分工日益细化的现实。难怪有智者悲叹：“技术专家如此深地沉浸在他的问题中，以至于世界上其他事情在他眼里已不复存在，而且他的人情味也可能枯萎消亡。”现代医学的飞速发展，使几千年来一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的对话氛围，在短短几十年内切换成“一个医生面对一个器官”，甚至“几个或十几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进了医院，就像一架盛着出错零件的机器上了流水线，医生看他负责的那部分零件，而对医生来说，这零件不管来自谁都是一个样，他只管维修，就像汽车维修站的工人一样。
而在100年前，还是一个医生只面对一个病人的情形。那时的医学，没有那么多精确定量的检查仪器和指标，主要靠经验、感觉，在医生和病人直接接触的过程中完成。人情味成了那时医生和病人之间的重要调料。
今天，医生的情感因为失去往日的专注性而日趋冷淡。现代医学似乎在人文层面上，进入了一个没有转角可言的尴尬境地。而在医学“科学主义”渐渐成为大家的信仰时，接近平民的温情，可能恰恰是医治人们对医学冷漠偏见的良药。
我的母校，曾是20世纪初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的医学院。它在中国最初的起源，和医学传教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时，医学传教士面对的病人包括身体和灵魂。
上学时，老师曾给我们讲过这样一段历史：学校的第一任公共卫生教授兰安生，率先赋予了冰冷的“白大褂”以温情。他的解决之道是在北京城内成立了社会服务部，提倡医生、护士走出医院，走进胡同，拉近和市民关系。兰安生教授还邀请国际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到协和医院讲课。晏阳初谆谆告诫协和未来的医生：“你们需要一个科学家的头脑和一颗传教士的心灵。”
当时还是学生的陈志潜也在听众席中，甚受触动。日后，他脱下“白大褂”，换上“灰长衫”，博士下乡，来到中国农村。这位中国公共卫生之父，自己当医生，妻子当护士。他立志赋予医学以更多的温情，在医患之间，寻找更广层面的解决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