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廿四年法币政策实行前，一个拥有三千万块银元的大富翁，如果他是个安分良民，遵守政府法令，将他所有的现款总是放在家里，既不活动图利，亦不注意保持币值，则到了十三年后的今天，他所有的钱折合成原来本位银元的话，他便只有一分二厘五毫了！连买一个烧饼都不够，……
有朋友收藏了一册1947年9月5日到11月14日的日记，不知作者的姓名，从日记中透露的信息，他是皖南农村的一个青年，姓叶，初中毕业，曾教过四年的小学，想离开家乡到上海发展，“目的并非想发财，一则广广自己的眼界，二则自己学识太浅，遇有机会，可以学习英文和求得更深的音乐知识。”出门时，手头拮据的父亲只能帮助他旅费和两个月膳费，共五十万元，母亲给他十万元。9月11日，他从歙县到杭州，一张汽车票要十一万五千元。13日，他乘火车到上海，计划先补习英文，15日他到圣约翰英专报名，缴学费十四万元、报名费二万元、杂费三万元。17日，他在旧货摊上买一支钢笔三万三千元，买了三本书又用去二万三千元，只剩下六万元。19日，他到先施、永安、新新等百货公司参观，买了一件棉毛衫、一支牙刷、一册英文生字簿，便花光了带来的钱，连乘电车的一二千元都没有了。28日，他从堂伯那里拿到四万元，交“沙漠文艺社”的社员费要五千元，想去理发需要二万元，因此犹豫了，就没有理。
也就是这一天，顾颉刚在日记中记着：“理一次发，两万元矣，实四毛也。”处境比这位来沪谋生的无名青年好得多的历史学家，那些日子的日记中不断记着物价的变化：
9月26日，他听妻子说，“上海市场极混乱，金竟无价，物价日高”。
10月16日，“日来物价大涨，米一石超出八十万。”上个月妻子到上海，龙头细布每匹五十六万，现在要八九十万了。
10月17日，“车票价又涨，自铜山至苏州，头等价卅七万二千元，卧车票十万元，可骇！”
无名青年在上海难以为生。中秋节到了，上海的姑父邀请他去家里，因为付不起电车费，没有去。姑父给了他十万元零用钱，10月7日他终于去理了发，花去二万元，“沪地理发十分昂贵，这个数目是徽州的四倍呢！但是在本地却算是十分贱的了。”他想买一件长衫料子，跑了十多家，二十万以内的都没有，只好放弃了。
到了10月19日，这位文学爱好者在日记中说：
“一颗指引青年迷途的巨星——鲁迅先生——于十一年前底今日陨落了，虽然鲁迅先生已死了，可是他的精神仍长存在每一个青年每一个文艺的爱好者底心里，仍在鼓励指引青年们走上他们要走的路。
今日有一群景仰他的青年和他的亲友往万国公墓去扫祭他的坟墓，我也很想去瞻仰一番并致我的敬意。可是懦弱的我啊，竟为没有足够车资和不识途的畏怯而不去。”
他多次想到自杀，“我感到那飞转的车轮和蔼底可爱，那泛滥的水底蔼然可亲，我还有什么踌躇呢？”“我也有勇气，我有死的勇气，我对生不敢斗争，屈服了。我以为死神却是我的好友，他很欢迎我去，一定的。”10月22日借到五十万元，他买了棉絮和卫生衫。
他的日记到11月14日得知母亲病故后就没有了，这一天的日记中留下了——“我要，我要毁灭这整个世界”、“我要毁灭我自己”的呼喊。我无法知道他后面的命运，可以想见的是1947年的中国，一个乡下青年在上海滩挣扎了两个月，对生命的那种绝望。
这一年10月13日，北大校长胡适到南京出席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住在历史语言研究所，与蒋慰堂、夏鼐闲谈时提到清人笔记小说《豆棚闲话》中有西调一则（即陕西调），是明末流寇的歌谣：
“老天爷，您老了，耳又聋，眼又花，不见也不闻，杀人放火的坐享荣华，念经吃素的活活饿煞。老天爷，不会做天，你垮了吧！老天爷，不会做天，你垮了吧！”
1942年他在美国时给语言学家赵元任抄了这首曲子，请赵作谱，抄本略有出入。但一直不敢拿出来发表，他说，否则会比当时流行的《你这个坏东西》一类歌曲，更为风行。（《夏鼐日记》卷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47页）
1947年，还不算是最坏的时候，到1948年，物价涨得更高了。2月25日，顾颉刚日记说：“过阴历年后，物价大涨。今日览报，白报纸一令价至三百廿余万，较去秋已逾十倍。米则早出三百万大关矣。南京科长以下人员，每月仍只有三四百万元，如何度日？”3月4日，“上海理发价，已至七万元，不改币制，如何生活。”8月1日，一把牙刷要一百八十万元，他感叹“简直把人吓死”。8月19日金圆券政策出台。8月31日，他在《观察》周刊读到一封读者来信，“在民国廿四年法币政策实行前，一个拥有三千万块银元的大富翁，如果他是个安分良民，遵守政府法令，将他所有的现款总是放在家里，既不活动图利，亦不注意保持币值，则到了十三年后的今天，他所有的钱折合成原来本位银元的话，他便只有一分二厘五毫了！连买一个烧饼都不够，……”接着列举了一个详细的算式，看得他触目惊心，如果不是自己刻苦工作，一家人都要成为饿殍了。《观察》的编辑就给这封来信加了个标题：《魔术！》。
包括顾颉刚在内，都不曾想到改革币制也扭转不了这个趋势。与此相关联的还有内战战场上的胜负，胜利的共产党一方在推进之时，卡车上就装着一麻包、一麻包的金圆券，往前线运送。1949年，《传记文学》创办人刘绍唐参加“南下工作团”南下，好奇地问老同志：“这些东西已经是形同废纸了，为什么还要赶运到前方去？”得到的回答是：“赶去还给国民党的！”他当时还是有些不解，后来才知道这是共产党一贯的做法，在占领一个地区后，很快将旧货币集中起来，运到未占领的地区去，同时更鼓励商人免税免费携带，到国统区去套购物资，加速其经济的崩溃。一切都已被决定，不仅在战场上，也在战场外。
2015年12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