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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代,亲情就是如此丑陋

父亲贺汉祥,字子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生,阆中县崇实中学首届毕业生,土改时被划为工商兼小土地出租。后来换户口本时,抄写的人认为这个成分太长了,索性简写成工商业兼地主,并说反正都一样,于是工商业兼地主的成分就铁下来了。父亲一生善于经商,处事中庸,清贫廉洁,和气待人,热心公益,好管闲事,乐于助人。早年参加过四川省公民训练班,先后兼任县商会副会长,国立阆中县平民工厂厂长,阆中县商会附设初级商业职业中学副董事长,阆中县城厢镇名誉副镇长,县参议员,县市民图书馆副馆长,县银行监事,国民党员,代理商会区分部书记。1956年公私合营后,在阆中县糖业烟酒公司任营业员。

1953年我考进西南师大数学系。大约1955年,从家信中得知,父亲因历史反革命罪被关押。我往家写信,宣告与父亲断决关系,划清界线。关押不久,父亲又被放回,仍到副食品商店作营业员,一直戴着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受群众管制,过着另册的生活,直到1970年病逝。他在副食店从无假日,难得回家。实际上也没家,子女们都与他划清了界限。有时抽空回来看一眼,多半是给母亲带回他省下的舍不得吃的凉面之类,吃口冷饭就走。家里大事小事,没他开口的份儿。子女见他也从不理他,比路人还不如。他的三儿子结婚,他不能露面。普通小民也都如此讲政治,这是咱中国人祖传的传统。

1967年我们结婚时,我拿着“工商业兼地主”的户口本,她拿着“工人”的户口本,去组建一个二人的新家庭。这个新家庭应填写什么成分呢?派出所毫不迟疑写上“工商业兼地主”。我多次写信询问各级公安部门直至公安部长。我的理由是:根据这种剥削阶级成分优先传承的做法,我国剥削阶级必将越来越多,致使消灭剥削阶级的革命任务永远不可能完成。这封信转给了当地派出所,片警蒲光华把我叫去,所长马洪青回应说:“都是这样填写的。在没有新办法出来之前,只好按老办法办。这已经不代表现在家庭实际成分了。”我问:“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把家庭成分一栏印成‘父辈成分’或‘原有成分’呢?”所长回答说:“这本子是原先印的,不便改动。等中央开了四届人大后,看看是否会有变动。”

我又问另一个问题:“那么,我这户口本上写的工商业兼地主从何而来呢?”他答:“根据你老家的户口本。”“是指我父亲的户口本吗?”“是的。”“可我父亲已经死了呀!”“你母亲还在,也就是你母亲现在的户口本。”我说:“据我所知,我母亲现在的户口本上不是这个成份。不信,请你马上拿出来看看。”他故作惊讶地说:“是吗,不会吧。”但又不敢当面拿出来看。老家的弟弟妹妹们知道了我追究这个问题,对我大为不满。原来此前他们早已瞒着我,偷偷从大姐那儿弄来了当年农会开的工商业兼小土地出租的证明,找关系到派出所,已把成分恢复为原来的工商业兼小土地出租。这一切他们都不让我知道,于是只有我一家多年继承着父亲的工商业兼地主成分。那个时代,兄弟姐妹的亲情就是如此丑陋。

1971年秋,父亲在店铺里售货时,突发头痛,倒在地上。那时病历本上不仅印有语录,还要写明成分。父亲的历史反革命身份人人皆知,医生坚持革命原则,不给他治疗。母亲无法,只好去请来有表亲关系的中医肖忠辅。肖医生诊脉后,叫准备后事,父亲就这样死了。都说死得好,一则他本人彻底解脱了,二则也减少对家族的株连。没有任何悼念仪式和丧葬礼仪,就连我母亲也没有哭出声来。我和四弟到烟洒公司要了一口棺材钱,请人装棺入殓,抬到蚕种场后面的无主公地上埋了。

父亲在忍辱负重、逆来顺受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六十年代,母亲亲眼看见父亲在副食店抬甜面酱时,半句话没听清,同抬的人就用一支沾满面酱的手抽了他一耳光。他脸上带着带酱的指印,继续无怨无言地抬着甜面酱。除了外来的歧视与侮辱,更深的伤害来自亲人的划清界限。亲人们把自己一切不如意都归结于他的连累。他无言地承受了这一切。家中每一小点短暂的安适与欢乐他都刻意躲开。活到这个份上,真不如早些死去。死后,母亲把他穿过的一双还有几分新的布胶鞋给了我,只有我不会嫌弃。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三期,2010-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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