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由于读顾准，我才知道在离我老家一百多里地的息县东岳镇，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曾设过“学部”（中国社科院前身）的“五七”干校，也知道了来自“学部”的两千多人中，其中就有经济学家顾准、林里夫、骆耕漠、巫宝三、吴敬琏、董辅礽、张卓元，张曙光，文化大家俞平伯、钱钟书、杨绛、任继愈、何其芳、吕叔湘、陆志韦、丁声树等数百位著名学者，在这里接受“锻炼”。从这时起，息县东岳这个地方在我心中的份量，就如同抗战时的昆明西南联大那样沉重。不同的是昆明西南联大于国难当头，历尽艰难，为民族延续下了不绝如缕的文脉，而息县东岳所谓的“五七”干校则不啻是中国“文革”时期大革文化命的一个绝佳缩影。
徐方女士的《干校札记》，回忆的正是这一段历史。当年作者正是花季少女，随母亲张纯音来到东岳“五七”干校。四十年后再回首，点点滴滴浮现心头，刻在脑海里数十年那段难忘岁月的人和事，遂化为不磨的铅字，为那个动乱年代，也为“五七”干校这个“新生事物”留下了宝贵的实证资料。朋友把书寄给我，我用两天时间圈圈点点，从头到尾认真读了一遍。此书吸引我，不仅因为作者笔下记述了我所敬佩的思想家顾准、吴敬琏等人的事迹，还因为作者和我同年，对那个年代有着共同的感受，并且记述的故事发生地，离我老家并不远，言俗相近，作者笔下回忆的不少农活情景我小时都见过干过，当作者及顾准们1972年回到北京三里河单位，我也于这年底来到北京当兵，防区驻地就在三里河附近，相同的时空环境，相同的认知感受，使我对徐方女士这本书越读越亲切，越读越感到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关于启蒙的好书，是一本通过活生生的悲辛事例告诉人们“文革”是什么，“五七”干校是什么的好教材。同时也体会到，要认清当代中国的真实面目，只有从历史的细节入手，才能看清楚。谨将读后所得和感想记下。
首先，徐方的这本书帮我解开了脑海中关于顾准当年被打倒一事的疑惑。上海解放后，顾准在市长陈毅领导下，负责财政、税收，工作非常出色，为什么到了1952年“五反”时，说倒就倒了呢？读过的顾准传记，对这件关于顾准一生命运的事件都语焉不祥，或不知实情，或有意回避，接触的大量回忆顾准的文章，也都没有说清这件事。徐方的回忆，揭开了谜底。徐方记录了许多与顾准的“谈话”内容。
徐方说：有一次，他曾以开玩笑的口吻跟我说：“你知道解放初期我是做什么的吗？我专干那敲骨吸髓的勾当。我是上海税务局长，专跟有钱人过不去，上海和平饭店就是靠我收税收来的。那个外国老板实在交不起重税，只好以和平饭店抵帐，为了收税得罪了不少人。有一次收到一封恐吓信，里面装了两颗子弹。信上说：‘你再这样干下去，小心自己的脑袋！’”
还有一次，顾伯伯跟我们谈起1952年他因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撤职一事。他说：“我心里很清楚，那次整我，把我打下来的就是薄××。说来话长，这是跟解放初期上海的税收方法之争有关……”。顾伯伯说“那个时候薄××是财政部长。他要求上海的税收工作搞‘民主评议’，‘民主评议’是解放区的老办法，先确定一个城市的征收总额，再把这个税额摊派到各个行业，然后在行业当中大家来评议谁该交多少税。这个法子适合纳税户少，帐册不健全的中小城市。而顾准则坚决反对在上海用‘民主评议’的办法收税。”他认为：“这样做最终只会导致不合理的摊派。作为会计学家，顾准很了解上海的情况，一般大一点的厂商都有健全的帐薄，完全可以用查帐的办法征税。为此，他从已关闭了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挑选了十几位会计师，聘请他们做税务局的特约查帐员。
薄××对顾准居然改变解放区全面实行的税收方法十分不满，一再要求他恢复民主评议，而顾准却认为这在上海行不通，坚持据帐计征。顾伯伯告诉我们，他曾为征税的问题，当面跟薄××拍着桌子争吵”。据徐方记述，陈毅市长在听取顾准汇报后，赞成废除“民主评议”，采取顾准的“自报、查帐、店员协税”方法。这场争论也捅到了中央，时任中财委主任陈云指出，税收方法争论中，“顾准的方法”是对的，也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肯定，而薄××却从此对顾准怀恨在心，并在一次会上讲，“顾准再不听话，就让他没饭吃。”
1952年2月25日，薄××以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三反五反”的领导机关）主任身份到上海指导工作。在29日上海市政府召开的干部大会上，顾准被宣布为捉住的八只大老虎之一，排名第二，罪名是：“一贯存在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当场宣布撤销他的一切职务。
徐方说：顾伯伯后来跟我们说：“当时指控我的那些罪名根本不属于‘三反五反’的范围。我是个非常廉洁的干部，就算工作中有什么做得不对，也跟‘老虎’完全沾不上边。这是薄××挟中央对我打击报复，实际上是公报私仇……。”
徐方还说：为了理清这段公案，她查阅了大量资料，“发现薄××于1952年3月3日给毛泽东和中央写的报告中点了顾准的名，那一段是这样写的：‘上海少数同志（如顾准等）有趁此机会把大资本家而且是比较靠近我们的大资本家……一齐打掉实行社会主义的想头。’（四川省档案馆，建康/1/2481/—5），这充分证实顾伯伯当年说的没有错。”
徐方回忆的这段顾准亲口对她说的话，帮助我们揭开了顾准在“五反”时被打倒的真实原因，只不过顾准对徐方说时不可能说的是“簿××”，徐方的书稿上也不可能是有姓没名的“簿××”。资料证明，当时担任财政部长一职的是薄一波。顾准辞世已四十余年，薄公作古也已有年，双方争论对错，历史已见分晓，没有什么好刻意回避的必要了。以此事为开端，顾准一生的苦难命运便开始了。顾准的思想虽是从二十年苦难岁月中磨炼出的，但无论如何不能说，当年薄的重重一击是理所应当的。由此想到：中国真正的思想家为什么总是留给世人凄凉和悲壮的身影？充满光辉的思想为什么就不能从无拘无束自由争鸣中产生呢！
其次，顾准六弟陈敏之同顾准一样都是了不起的人。顾准的思想或化为云烟一缕，飘散而去。顾准五十年代关于市场经济的思想，尤其是他晚年对于“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的思考，无论在当时或现在，都是巍巍高峰。兄弟二人的交往以及陈敏之先生为顾准遗著所倾注的心力，过去也有所知，但阅读徐方著述，使我对陈敏之先生更加心生敬意。
徐方说：文革开始，兄弟二人同时受难，1972年顾准从干校回北京，陈敏之从上海赶到北京探望。十年阔别，劫后余生，顾准请弟弟吃饭，饭桌旁谁也吃不下，老兄弟竞至悲从中来，抱头大哭。就是在这种生存环境下，顾准还建议弟弟多读史书，特别是西方史，说“中国人对自己国家朝代更迭、嬗变总是知道一些梗概，但是你如果不懂西方历史，也就很难真正懂马克思主义。”此后，陈敏之返回上海，兄弟俩开始鸿雁传书，直到顾准去世。
徐方说：“1973—1974年间，应六弟的请求，顾准伯伯将他多年来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加之那段时间的读书心得，写出一系列笔记形式的论文”。“文章的一些内容涉及敏感问题，在‘文革’那个黑暗的历史时期，一旦被发现，很可能惹来杀身之祸。感谢陈敏之伯伯，冒着生命危险将这些论文保存了下来。之后又历尽艰辛结集出版。这便是我们今天读到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
徐方回忆中还说明：“顾伯伯病重之后，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他立下遗嘱，其中交待：‘遗稿（一）有关希腊史部分交给吴敬琏同志，（二）其他部分均由六弟全权处理，’陈敏之伯伯接下这沉甸甸的遗稿，心急如焚。他深知顾准学术思想的价值”，他说：“我手里捏着的不仅是一团火，而是一团熊熊烈火。”“陈伯伯没有辜负五哥的生前重托，在历尽坎坷18年后，终于使《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与读者见面。到了1994年，更出版了《顾准文集》，避免了一代思想家的思想湮灭在历史长河中。《顾准文集》在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立刻在中国掀起了一波‘顾准热’，在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人人争读顾准。凡读过他遗作的人，无不为其字里行间所散发出来的真理之光所折报。李慎之先生称赞顾准为中国六七十年代唯一一位像样的知识分子。诗人邵燕祥这样评价顾准著作的影响：只因他的文字变成了铅字，一代知识分子才挽回了集体名誉。”
徐方在书中谈陈敏之的地方还有很多，仅从上述摘记足以看出，陈敏之先生不仅给了顾准晚年非常渴望得到的亲情，而且毫无遗憾地完成了传扬其兄薪火的崇高使命。顾准心虽戚，然有此弟，足尉也！
再次，“五七”干校让文化人斯文扫地，是对文化的无情摧残。徐方书中记：“学部”当年有13个研究所，2000人左右，约一半职工是辅助人员，真正做研究工作的有1000人，而这1000人相当浓缩，水平很高，其中有一批中国文科顶尖的学者，堪称“国宝”。徐方回忆了其中多位文化大家在“五七”干校接受“锻炼”的往事。
现在手机上有种信息传送方式叫“截屏”，如果把这些“往事”的每一幕都变成“截屏”，再联想一下当初情景，这每一幕、每一张“截屏”图，都是对“五七”干校为何物再好不过的注脚和说明。特截数“图”如下：
（1）吕淑湘卖饭票。徐方说：“我们这些干校子弟后来在当地公社中学借读，一次，语言所的一个女孩带我到他们那个干校点去玩。到了午饭时间，她说：‘你就在我们食堂吃吧，我带你去买饭票。’等我买完出来，她说：‘你知道刚才卖给你饭票的那个人是谁吗？他就是吕叔湘啊！’啊？那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吕淑湘？没想到竟在这儿卖饭票！”
（2）钱钟书当“通讯员”。文学所从罗山搬到东岳后，照顾钱钟书先生，让他当通讯员，这样可以不用干体力活。钱先生每天斜挎一个大帆布包，从公社邮电所取来报纸、信件后，分别送到文学所和经济所干校点。每当我们远远看到他沿着水渠走来，都特别高兴，因为他说不定能带来期盼中的家书。
（3）何其芳养猪。他干得特别认真，“腰上系着一条污迹斑斑的蓝布围裙，跟晚辈大谈养猪心得：其实猪并不蠢，他能看出你的眼神，你的脸色，能明白你的情绪，还能听懂你的话语，他说自己已经进入‘猪喜我亦喜，猪忧我亦忧’的境界。”
（4）任继愈养猪。“同样在干校养猪的，还有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愈。他曾笑谈：猪乐意，我乐意。猪舒服了，我也就舒服了。”
（5）俞平伯夫妇捡豆子。文学所照顾俞平伯夫妇干轻活，“有一次人们看到这老两口坐在自家门前为豆腐坊选黄豆。他们干得既仔细又认真，但速度慢。于是开玩笑说：以俞老每个月200多块的工资，大家算算他每选一颗黄豆合多少钱？后来所里又安排他们为盖席棚搓麻绳，他们依旧从中自得其乐。”
（6）陆志韦养猪致死。陆志韦是继司徒雷登之后燕京大学的一位著名校长，1949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进京，共产党曾安排陆志韦同李济琛、黄炎培等民主人士到机场迎接。下“干校”时，陆志韦已是76岁的老人，却不得不一同前往。所里指派他养猪，仅仅干了两个月，身体就已支撑不住，有一次竟晕倒在养猪场……最后到了神志不清，生活不能自理的地步，所里才把他送回北京。到北京不久就去世了。
（7）吴敬琏“把墙角”。学部人员到干校后，首要任务是解决住房，开始时住的是自己用秣秸把搭的席棚，为改善居住条件，经济所从1970年2月开始着手建土坯房。“盖房技术难度最高的活儿是砌墙角，要求把南北向房屋的东西两面山墙砌成90度直角。吴敬琏叔叔当年是专门负责‘把墙角’的‘高级瓦工’。”徐方说：“最近见到吴叔叔，他还笑谈在干校期间曾先后为八栋住房砌过墙角。”徐方还记下了吴敬琏与顾准一块“起猪圈”的故事。
（8）顾准跪着割麦。徐方说，顾准伯伯在日记中提到1970年割麦，他说他实在弯不下去，只好跪着割，“可他是‘阶级敌人’，没人敢帮。很难想象，当年他是如何咬着牙坚持下来的。那些日子他经济抱病参加劳动，发低烧且痰中带血。我猜测他那时大概已经有了肺癌病灶。只是自己不知道罢了。”徐方说写到这里，又仔细读了顾准的《息县日记》，发现他在干校从事劳动的种类繁多。有拉沙子、拉木材、拉石灰、抬土、脱坯、制瓦、和泥、供泥、打夯、出窑、卸砖、砌墙、做小工、上屋架、卸洋灰，筛沙、搭脚手架、挖埋杆子窟窿、打秫秸把、打井、耙地，挑水、建猪圈、喂猪、做煤饼等等，细数下来，竟多达51种。
（9）老太太骂“五七”干校的娘。徐方回忆的这一段让我笑得肚子痛，因为这种乡下的拾麦场景我太熟悉了，小时候也没少干这事，邻村要是有哪一块麦地割了，快拉完的时候，四围就站满了等着哄麦的人群，不等号令就开始，人们拉着耙子万马奔腾，尘土飞扬如沙尘暴。徐方说的是：“一次，我们的人在地里收麦子，扎成捆的麦子还没来得及运走，附近村里的老人、孩子一拥而上拾麦穗。这本来没什么，地以前就是人家的，拾些麦穗倒也无妨。可胆子大的农民抱起整捆的麦子就跑，干校的人不得不出来制止。一个老太太跑得慢，被拦住不许拿。她气愤不过，坐在地头不断大骂：‘我靠干校的娘！我靠干校的娘！’刚开始人们不解‘靠’的意思，听着听着便悟出来了。有位烈士出身的学员实在听不下去，便走过去对老太太悄悄说了几句什么，但见老太婆瞬间闭嘴，颠着小脚忙不迭跑掉了。人们好奇这位仁兄究竟用了什么招数？他说我告诉她：‘干校哪来的娘？干校是毛主席叫办的，他老人家是干校的爹，您老可千万莫要乱骂。’不过这位老太太骂的脏话‘靠’在我们当地是‘尻’不是‘靠’。这位老太太的骂和这位学员的劝都太精典、太绝了。这个骂‘五七’干校娘的老太太虽然不识字，可她曾知道，她与之对阵的是中国最有学问的一群大文豪？想想这情景吧，想想这架式吧，我们国家把最顶尖的读书人派到了这种阵地上！这就是曾被我们称作新生事物的‘五七’干校。”
徐方还讲了许多人的干校往事，包括多位杰出的五十年代初的“老海归”的悲惨结局，这里就不一一“截屏”了。正如徐方在讲到顾准时所说：“现在想想实在荒唐，像顾准这样的知识分子，不让他好好做研究，发挥其专长，却要弄到去干各种各样的活儿，实在是浪费人才。”当时，我们这些被弄到干校的“国宝”精英们，哪一个不是被整的斯文尽扫啊！
四是对人性的感悟。人性既简单又复杂，对芸芸众生来说，其本性具有两面性，或“善”或“恶”，与其赖以生存的制度环境密切相关。徐方的回忆触及到了人的本性，她讲到几起自己经历和见到的告密往事。
有一次她和一位叫关友泉的阿姨在池塘边洗衣服，关阿姨在美国留学学经济学，五十年代初举家迁回国。在干校脱坯、踩泥什么都干，还挨军代表的训。两人洗着衣服，关阿姨说，当初在美国，衣服都是用洗衣机洗的。徐方第一次听说洗衣机，问洗衣机长的啥样？不想，两人的闲聊居然有人汇报到军宣队，在大会上受到批判。
还有一次，徐方在河北农村插队的朋友写的信，只是说在那里如何孤独、苦闷，有干不完的活，结果被人偷走交上去，说是发泄对社会主义的不满，险些闹出大事。
徐方还回忆了与吴敬琏先生一块接受改造的人，因经受不住军宣队和班排干部的威逼利诱，诬陷吴敬琏等人，结果致使吴敬琏等多人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饱受折磨。
结合回忆告密事件，徐方还解释了有读者对顾准《息县日记》的不解，觉得《日记》好像是“官方话语的复制”，与《文集》相去甚远。对此，徐方说了这样一段话：“顾准写《息县日记》时已挨整多年，家破人亡，对残酷斗争有切肤之痛。他在干校自始至终住集体宿舍，毫无隐私可言。在那个极左的环境下，连我这样一个随家长下放的少年都会被告密，更何况顾准这个‘右派’监管对象？他很清楚周围时时刻刻都有警惕的眼睛盯着他的一举一动，随时准备向军宣队告发。而他在日记本上的任何文字，都等同于直接写在军代表的办公桌上。考虑到这一点，他不可能在日记中畅所欲言，必然有所保留，写些官方语言，使内容都能‘摆到桌面上’。道理很简单，他要活下去，就得学会保护自己。因此，当我们今天读这些文字时，应当时刻不忘当时的特殊环境。”从担心被“告密”的背景出发，顾准《日记》与《文集》的不同自然就好理解了。
在“文革”那个特殊年代，中国人丑陋的一面，彰显淋漓。吴敬琏先生在为本书作序时对人性是这样分析的：“从我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经历看，‘性善论’和‘性恶说’恐怕都有所偏颇。绝大多数人的本性都具有双重性，即所谓‘既是天使，又是恶魔。’在恶劣的制度环境下，性善的一面被压抑，性恶的一面都会膨胀起来。”“一些人在‘文革’中的悖谬行为，并不是因为他们生性特别邪恶，而是特定的境遇将他们心中的恶性因子释放出来，在某些甜头的激励下无限鼓胀，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来。”
吴先生身受告密之苦，他对人性的认识入木三分。藉此我想，中国几千年的制度因子，就与“告密文化”密不可分。商鞅及历代推行的保甲法，用意虽在保一地一国之稳定，但其要诀便是鼓励民众相互告发纠举。前些年笔者在基层主政，为使计划生育工作不被“一票否决”，也曾学习外地经验，推行“十户连保”，一家有超生，其他户都要连带受罚。现在想想，这法子实质上也是在鼓励大家告密。近年，也曾见饭局上瞎聊出惊天大事，实际上也是告密文化在起作用。“文革”年代是中国“告密文化”大盛行时期，其恶劣影响至今尤存。中国人若摆脱不掉这种劣质的告密文化，就很难成为一个现代法制文明的国家。
读徐方《平校札记》，感想多多，若如上述。总之，觉得此书不仅是作者少年时一段难忘经历的记录，更是一本关于“五七”干校、关于“文革”的启蒙读物。她使我们从细节处，认识到了真正的“五七”干校是什么样的，体会到了杨绛说的“饱受折磨，就叫锻炼”的含义，并进而帮助读者认清“文革”年代的动乱本质。
2016年6月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