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春节过后，我刚从大连返回单位上班，同寝室的房师傅就要给我介绍对象。他说：是他的堂妹，师范学校刚毕业。知根知底，问我意下如何？我婉拒道，自己刚工作，想过几年再考虑。时间不长，他又问我最近是不是有人给你介绍对象？我吃惊于他的消息灵通。“是的。但我还是那句话，过几年再考虑。”“嗨，婚姻是早晚的事，别错过良机。我这个妹妹真的挺好。我安排一个日子，你俩见上一面。行就处，不行拉倒，省得我总为她牵挂。”就这样，他硬性安排我在一个周一的早晨，与乘早班火车回郊区学校上班的他的妹妹，在车站候车厅见了面。
这样我就算处女朋友了。有一次，我将我在学校写的一本诗集给她看，想不到她竟把它改抄到她新买的一本很漂亮的硬壳笔记本上，然后又把我的诗集还给我。真是字如其人呀！那娟秀娴熟的漂亮字迹令我感佩，那从字迹中散发出的人品的贤淑和青春的芬芳令我沉醉，令我迷恋。不久她告诉我，她的家庭出身是富农，并多次委婉提出要我慎重考虑与她的交往。那时我在这方面没受过什么挫折和打击，对此不以为然。
这年五月，“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红色恐怖开始了。我很为她的家庭出身担心，一再叮嘱她要处处谨慎。她告诉我，由于出身政治贱民，从1957年14岁起她就懂得了世间炎凉，知道如何保护自己，让我放心，没事。我每个周六晚到车站接她，周日在一起，周一再送她到车站。每次走时，她家那条小黄狗都会跟着，一直送到车站，然后让我摸摸它的头，转身跑回家。
说起这条小狗，还有一段故事。那时我俩认识不久。一次我们遛马路，突然窜出一条小黄狗向她身上扑。我吓了一跳，赶忙去驱赶，可它还是摇着尾巴向上扑。她蹲下抱起它说：“这是我家的小狗黄黄，可厉害呢。”“它怎么跑到这里了？”“不知道呀。”说完将它放下：“回家吧，去！”她一跺脚，那条小狗就跑向我们身后的两位老夫人身边。后来她告诉我，两位老人是她的母亲和老姨，那是在偷偷验收我。再后来我到她家时，黄黄见我就像老朋友似的，摇头晃脑，特别亲热。她的母亲惊异地说：“俗话说‘狗不咬新姑爷’，你们看真是这样呀！”
八月的一天，突然接到她的一封信，说经过多次反复考虑，决定与我分手，今后作为好朋友相处。我很吃惊。最近在一起的时候，她总显得那样无精打采，闷闷不乐，还说有老师要给她介绍对象。强扭的瓜不甜，分就分吧，我立即挥笔复函。信写完后，刚要去邮局，突然觉得这事得与介绍人说一声，不然他还以为是我先提出分手的呢。
经与房师傅交谈，方知单位文革小组已勒令她的父亲“限在本周内滚回农村原籍”。十几天前，看到市里散发的《关于驱逐黑五类分子问题的革命串联大会决议》，她就有了预感，觉得我俩的爱情没有未来。为了不影响我，她痛下决心，才提出与我分手。
第二天，我请代休假赶往她家。沿途看到满载抄家物品的卡车呼啸而过，时不时有成群的黑五类被红卫兵从小巷里打骂驱赶出来，押解遣送。红色恐怖已从传单标语上走进现实。
一进大院，我就看到她们全家正在向一辆马车上搬家具。马车旁站着她的父亲，正与一位满脸凶相的瘦高个，右臂上戴着“赤卫队”袖标的人交涉。“老郭，这捆书是老爷子留下的药书，你们要它干嘛。”“我看是你家藏的变天账，必须带回检查。”一位身着草绿色军装，扎着皮腰带的学生模样的红卫兵走上来说：“郭组长，又搜出几封信件，怎么处理？”“全部带走。”这时只见她从屋里跑出来喊道：“那是我个人的信件，你们不能动。”那个红卫兵立即从腰上抽出皮腰带，举手要打。我一看，不好！赶忙上前劝阻，并将她拽到一边说：“咱不要了，我以后再多多给你写。”她一看是我，以惊异的目光看着我说：“你怎么来了？”“我不应该来吗？”她拢了一下头发，露出额头上渗出的晶莹汗珠：“信收到了吧？”“我已经把它撕了。现在什么也别说了，抓紧搬家。”
等我将最后一件物品（一个收音机），放到车上她父亲手中时，她母亲把我拉到一边说：“小汪，情况就这样，你也都看到了。你俩的事，大婶只有一个要求，我家的成分问题不能连累你，希望你尽早给她一个话，不要犹豫，行吗？”我拉着她那颤抖的双手说：“大婶，你放心去吧。弟弟我们会照顾好的。有时间我俩会去看望您老。”在搬家过程中，黄黄被对面屋的刘大娘关在她屋里，一直狂叫不止。否则它会向生人扑咬。那姓郭的曾狠狠踢过它一脚，骂它“真他妈是黑五类的狗崽子”。
她家这个一百多户的长海大院，先后被撵走四户人家，其中一个姓胡的寡妇最惨。她因强调曾任国民党军队连长的丈夫已死，自己的出身是城市贫民，因而拒绝被遣送，与红卫兵吵闹起来，最后被剃了阴阳头，当晚上吊自尽。三天后，两个孩子也全被遣送。她的大女儿刚上初二。还有一户姓李的，70多岁的孤寡老人，也因出身不好要被赶回原籍。但原籍已无任何亲人，经老人下跪求情，才同意他去在青海工作的儿子那里。我们是最后一家被遣送的，时间是1966年9月16日。
他们父母走后，我时常去看望她的弟弟。那年他刚初三毕业，课不上了，又不让参加红卫兵，整日呆在家里与黄黄为伴。这时黄黄的眼已瞎了一只，是上次被那个姓郭的踢瞎的。它见了我更加亲热。听弟弟讲，他十岁那年冬天，家里的炕炉子夜间反烟，将全家熏昏，是黄黄半夜发现，拼命挠门大叫，把对面屋的刘大娘惊醒，才挽救了一家人的性命。听了这些，我将它抱起，贴在脸上。它用那软软的舌头舔我的脸颊，好像是对我款款深情地说话。
她还是周六回来，帮弟弟料理一下家务。没过多久，街道居委会来了一帮人，拿着一份北京工业大学红卫兵领袖谭力夫的讲话《从对联谈起》，说根据北京的精神，“你弟弟也必须走”。弟弟走后，房子被街道居委会一个造反派女头头占了。她上了一把锁，声称要办街道托儿所。当时黄黄已染病在身，被刘大娘留下，说以后再来取。就这样她彻底没有家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她不敢去乡下探望父母，因为学校文革小组已找她谈话，要她一定划清阶级界限，分清敌我。她也不敢外出，因为全国已刮起出身论的狂风，出身要查三代挖四代，上火车汽车，进商店医院，都要报出身。
那时她唯一的安慰就是周六能见到我，见我后又总是说“下次不要来了，这走钢丝绳的日子不能让你也摊上”。有次我生气地说：“比起‘世界上那三分之二处在水深火热中等待我们去解放的人民，’我好多了！我不在乎走钢丝绳，只在乎你。”她哭倒在我怀中，用右手连连捶着我的前胸说：“你真傻，真傻！”这时的我，真的分不清是爱她还是同情她，反正她已占据了我整个身心。
这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由此全国各大、中、小学掀起大串联运动。起初象她这样出身的人是不许参与的，后来就没人管了。有一次我寄给她一份油印的《周总理在接见红卫兵代表时的讲话》，其中谈到驱逐黑五类问题时有这样一段指示：“你们不能把脏水都泼到农村……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统统遣返农村，已这样做的要尽快纠正，把他们接回来。”见到这份文件后，她非常想到北京看看。在我的鼓励下，她与学校同样出身的几位老师决定一起以串连的名义去北京。那天他们赶到火车站时，车站已贴出“车已超员，停止进站”的通知。情急之下，我将她们带入我的宿舍，打开宿舍后窗，直接送进站台，并帮助她们一个个从车窗爬进车内。
北京清华园是一切最新消息的源头。在那里，她找到了那份油印文件的铅印文本，即刻买一个带有“清华大学”字样的专用信封，将文件寄给乡下的父母。母亲接到后，连夜骑自行车赶往40多里外的城里。天刚放亮，这封信就已交到父亲的一位叫李长江的徒弟手里。这个徒弟也是单位文革小组的成员，他高兴地说：“这就好啦，一切交给我办。”他立马找到那位姓郭的组长。郭一见这带有“清华大学”字样的牛皮信封，顿时肃然。在我们那个北疆边城，在人们的心目中，清华大学就是毛主席的传声筒，就是第二个中央文革小组。再抽出文件细看，郭傻眼了，不得不签字“同意返回”。但是原籍农村那头则没这么顺利，那里的文革头头不同意返回。无奈之下，她父亲把新买下的房子送给他，才获得签字放行。
1966年12月3日那天，天气格外好。在她父亲单位同事的帮助下，全家又回来了。但黄黄没等到这一天。自弟弟也被撵走后，黄黄的身体就一直没再好起来，每天趴在那上了大锁的房门下，不吃不喝。坏了的那只眼不断淌出血水，最后终于离开了这个疯狂的世界。
印度的种姓制度，日本的贱民制度，南非的种族制度，等等，在国际上早已臭名昭著，人人喊打。当年肆虐中华大地的血统论与希特勒推崇的雅利安人血统优秀论有何区别？人们可以相互原谅以往，但历史从未宽恕过任何罪恶。无须通缉历史罪人，因为从来无一漏网。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二期，2010-08-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