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公开撰文，批评中共向极权倒退，取消任期制、搞个人崇拜、对外大撒币，并要求平反六四。文末写道：“话说完了，生死由命，而兴亡在天矣！”
在当今习近平掌绝对权力的情势下，他的言辞无疑批逆龙鳞。包括前赵紫阳秘书鲍彤在内，都佩服他的勇气，且担心他的安危。
许章润的文章尽管受到许多人赞赏，但也有不同意见，旅美作家余杰说：“经过习近平的折腾，中国人几乎到了坐不稳奴隶的时代；而许章润所渴求的，无非是让中国回到中国人坐稳了奴隶的时代而已。我不会给他鼓掌。我认为它还比不上零八宪章的皮毛。”
当然，已经离开大陆的人，与在大陆生活的人，处境不一样，后者讲话有风险，能够作这样的陈词，已经不容易。但这篇文章除了在当今形势下显得大胆以外，却实在没有什么新意，而且基本上只是反对习时代的倒退施政、要求恢复江胡时代的政治环境而已，根本没有提出任何一小步的政治改革。
文革结束后，就有人提出过两种改革观念，一种是体制内改革，一种是改革体制。体制内改革，是指仍然在中共领导下进行的政治改革。改革体制，是认为中共的一党专政的体制要根本推倒，中国才有前途。
体制内改革较彻底的，是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长篇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其后由于中共特权阶层的保守力量抗拒，邓小平的政治改革无法推进，在他的选集中，对这篇讲话也作了大幅修改。邓其后主政，包括1986年整肃胡耀邦，1989年六四，在政治上都全面趋向保守。
许章润的文章，开头讲的“四条底线”，第一就是，“以包括连番‘严打’在内的强力整肃，阻止社会失范，维护社会治安”。
“严打”，是1983年及以后席卷全国的“从严从快从重打击刑事犯罪”，执行时滥捕滥杀滥判，造成年轻人大大恐慌。连“严打”都支持，可见许章润维护中共体制的保守程度。
至于平反六四，许章润的理据是：“当年给‘四五’平反，从此每年四月五号不再成为敏感节点，……结果各得其所，皆大欢喜。”因此，他说平反六四，也可以“从此每年六月四号无需再如临大敌”。
这完全是为统治者着想的献计。当年为“四五”平反后，根本没有查明及公布真相，没有惩罚祸首，没有公布受害者名单，更没有赔偿及抚恤。目的只是为了每年统治者毋须如临大敌。设想中共当局平反六四后，也是对党国体制丝毫无损。
如果连许章润这种维护中共体制的言论也需要有勇气才能说的话，只能证明中共已趋于最野蛮、最极权的统治了。
体制内改革根本不可能在特权阶层掌权下实现，因为这是要他们放弃某些特权。只有“改革体制”，让人民从奴隶变为国家的主人，才是根本出路。怎么实现？也许真是“兴亡在天”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