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上经常见到这样的情况，一言不合，就称对方使用“文革语言”，意思是说对方语言粗暴，不讲道理。仿佛只有文革时期的语言才粗暴无理，又仿佛真有一种语言叫文革语言，跟我们现在使用的语言不一样。其实，在充分肯定文革的特殊性的前提下，还得承认新中国的语言的连贯性。换言之，我们都正在使用“文革语言”。
再急一点，就称对方“文革余孽”。这就是更严重的指控了，相当于说对方是逍遥法外的罪犯。但是，同样的道理，把文革放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放在整个六十年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虽说比较特殊，实际上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特征表现更突出一点，更集中一点，而“文革余孽”也不是一种新人类，其行为方式也并不迥异于今。换言之，我们都是“文革余孽”！
你已经看出来了，我是前后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论者，不使用把任何一个时期割裂开来的思维方式。而你为什么要专门把文革拎出来，仿佛那不是你的历史，而是外星人的历史似的？这是一种集体癔症。原因是文革成了一个禁忌，越禁忌越神秘，越禁忌越特殊，越禁忌越无知，直到你以为那时什么都跟现在不一样。
总之，如果你把文革当成社会主义革命过程的一个阶段，将便于你理解文革，也便于你理解今天。当然文革是一个特殊的阶段。概括地说，它最主要的特点在于“无法无天”。那么，我们来讲一下文革的“法”和“天”有什么不一样，跟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跟整个六十年有什么不一样。
文革是新中国的无数政治运动中，官方惟一自动承认失败的一次。也是惟一被官方总结出“损失”数字的一次。先不说为什么有这两个惟一，先看看以下的数字：“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多个家庭整个被毁。”这一切都是没有司法程序的混乱中发生的。
这一组数字是网上来的，据说出自官史《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是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统计出来的”。没有别的渠道能得到这方面的数字，我愿意认为它基本真实。不过，我们也可以认为它“有多无少”，因为这是事后的“统计”。八十年代以来，人人都声称自己在文革中被迫害（而没有“加害者”），另外，为了证明前任官员有多坏，文革后的官员也会使劲往以前的坏事……好歹我们还是采用这个数字吧：文革死亡人数如上，合计二百多万。
这个数字“够恐怖”吗？够恐怖了！在和平年代，没有外敌入侵，伟大领袖一声令下，就自己折腾死这么多人。这个数字“最恐怖”吗？不是最。它可能没有超过同样发生在和平年代的土改和镇反，后者是官从来不公布的，文革期间官方机构曾经瘫痪，后来还费力去统计，土改镇反时期，政权正在效率最高的时候，所杀地主反革命应该可以准确到个位数，不知道为什么不公布。这一数字“最悲惨”吗？不，远远不是！一九六零年前后，短短两三年内，饿死人数超过土改、镇反和后来的文革死亡之和的若干倍。
那么，为什么只有文革被官方“彻底否定”？关键是就在于文革跟以往任何一次政治运动不一样的是，这次运动中受害的，除了平民，还有官员。另有数字说，文革中有“250万干部被批斗，302,700多名干部被非法关押，115,500多名干部非正常死亡”。文革，是新中国惟一一次“官民互有死伤”的内乱。官员死亡十余万，跟平民死亡的比例达到一比二十，太高了，任何一种战役指挥员的伤亡都不应该这么高！
土改和镇反运动，以及从来间断的镇压反革命的斗争，都是官方掌握的，针对“敌人”的。大跃进，只饿死农民。而文革，除伟大领袖，大多数官员陷入危机，直到性命不保。文革惟一的特殊性在于，平民可以造官员的反，而且是“奉旨”，获得了正当性甚至神圣性，人民陷入了广场的狂欢。官员一当被称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像平民被称为某种“分子”一样，立即就遭了殃，当时的官员遭殃之密集，有如当今反腐的成果。
还得说明的是，并不是整个文革十年官员都在遭殃，而平民的伤亡却是持续不断的。“奉旨造反”其实也是一个阳谋，圣旨是不断变化的。文革不断地进行下去，革命者不断被“掉队”。而官方实际上是可以控制局面的，伟大领袖去世，从中央到地方抓捕文革分子，文革立即结束。文革就是这样一场“有组织的混乱”。
有人统计过，新中国前三十年，产生过将近两百种跟刑法无关，却能置人于死地的“罪名”。例如，各种“分子”。把你称为某种分子，你就隔死不远了。劳教本来不用有罪也不用审判，劳教了你就是劳教分子。劳教完了，你还有一个罪名，叫劳教释放犯。把你拉出来斗争和痛打，因为你被称为地主分子。房主是一种罪名，正如后来，钉子户也是一种罪名，可以群殴你，直到剥夺你的房子。所有这些针对平民的暴力，都不是文革十年所独有。
然而，正由于文革是一个结果不可控的游戏，可能使庄家成为输家，所以在文革结束后，复辟的官员们才痛彻心肺地把它称为动乱，浩劫，常常还在这些程度已经很深的词前面加上“史无前例”的前缀，真是正心诚意了，并由衷地认为不能“过七八年再来一次”了。
否定文革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也成为惟一被允许的民间倾述苦难的道具，但其它任何一次只针对平民的灾难，则成为牢不可破的禁忌。病态的历史观使平民们把一次接一次的政治运动，包括大饥荒死去的远远超过文革死亡数量的亲人们掩埋以后，就忘记了，最后只记住他们在报纸和电视上看到的国家的大人物们在文革中受难。
今天还有另一种“文革遗民”，他们怀念“文革大民主”，希望重返继续革命的道路。根据伟大领袖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们始终认为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今天，也就是官场腐败分子——造反，天经地义，包括采取“革命手段”——即今天的主流渠道不断重复的“红色经典”中宣扬的那种暴力手段。
这种革命思想容易理解，因为它就是官方意识形态本身，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只是时间和场景不对——既然已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政权，你就不能继续革命了嘛！很明显，这种革命思想的复兴不是社会安全的好现象。然而，不知道为什么，有关方面待他们，比待主张走出文革和非暴力的人们要优待得多，简直如一根藤上的瓜。我觉得这是有关方面的严重失误，需要调整。
2017/1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