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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和周谷城的一场概念之争

1930年,因为一个概念的问题,胡适和周谷城之间起了一场不小的争论。

该年4月份,胡适写了一篇文章《我们走哪条路?》。文中认为,中国的封建势力、封建制度在2000年前就崩坏了,不可能成为当时革命的对象。而一些“号称有主张的革命者”则抓住这个抽象名词不放,“在那里变戏法”。胡适拿来作为例证的,是《教育杂志》上的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是同一个作者写。第一篇文章说,秦以前,中国属于封建时代。周平王东迁至秦始皇时期,是封建的破坏期。两个月后发表的第二篇文章则称,到秦始皇时期,统一的专制一尊的封建国家才完全确立。胡适认为,这两篇文章的观点是前后矛盾的。胡适并且认为,作者把中央集权制度叫做封建国家很是奇怪荒谬。但作者和读者并不觉得前后矛盾、奇怪荒谬,是因为这些名词本来就只是一些人口头笔下的玩意儿,爱变什么戏法就变什么戏法,大可不必认真。(参见胡适:《我们走哪条路?》,《新月月刊》第2卷第10号,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版)

胡适没有提及这位作者的名字。但这位作者当然知道胡适在批评谁。

读到胡适文章后,周谷城将文章剪了下来,并写了一封信,一并寄给《教育杂志》编辑。周谷城的辩解是:第一篇文章他说的是封建的制度、封建的形式;第二篇文章说的是封建的国家、封建的实质。周谷城并且嘲笑胡适作为哲学家竟然不知道形式和实质的区别。

《教育杂志》的编辑在刊发周谷城来函和胡适原文时,加了一段附言:“我们觉得这问题很简单,不过是两个名词的争辩,胡适君似乎犯不着这样的盛气。”

看到《教育杂志》上的周谷城来函和编者附言后,胡适给编者写了一封信,认为这个问题并不简单。“一班浑人专爱用几个名词来变把戏,来欺骗世人,这不是小事,故我忍不住要指出他们的荒谬。”胡适并且说:“周君压根儿就不懂得什么是封建制度和封建国家。”胡适再次说:周谷城把中央集权制度认作封建国家,是一个根本错误。胡适认为,周谷城所说的“由中央划分行政区域,设为种种制度,位置许多地方官吏,地方官吏更一方面负责维持地方秩序,另一方面吸收地方一部分经济的利益,以维持中央之存在”,这明显是中央集权制度。胡适质问:把这种国家叫做“封建国家”见于何书?出于哪一位学者之手笔?

周谷城没有正面回答胡适的质问。他指责胡适致《教育杂志》编辑的信没有引用他的全文。他把胡适省略的文字抄写了一遍,“以当答复”,草草了结了这场争论。(以上胡适、《教育杂志》编辑和周谷城之间的通信以及《教育杂志》编辑的附言参见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六册,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04-209页。)

在我们后人看来,胡适和周谷城之间这场争论的最大问题在于:两人理解的“封建”不是一个概念。胡适是在“封建”原来的意义上来理解的,认为封建无非是列爵封土、分封建国的意思。而周谷城(以及当时的一些新派人物)则已经赋予“封建”新的含义了,这种新的含义既不符合中国的传统用法,也不符合西方的学术惯例。当然,周谷城是知道“封建”两字的传统含义的,所以他又加注释又加括号,又是区分封建的形式和实质,其实是在调和“封建”的新旧含义。

胡适没有认识到,在周谷城等新人那里,“封建”已经失去了它的旧的含义,而有了新的意思,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的新词。如果胡适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又假如他读过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明白了消灭旧词(或者消灭某词的旧含义)、制造新词对于建设一个新社会的重要意义,他也许不会动这么大的火气了。如果胡适有此觉悟,他会点上一支香烟,在烟雾中拈花微笑,不再“词费”了。

2014年0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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