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一家智囊机构新近发布的研究报告说，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目前已超越中国国界，扩展和影响到外国企业，有干涉别国主权的可能性。
英国《卫报》的报道说，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被指控为是一个奥威尔似的监视大众的工具，该体系已开始起到塑造外国企业行为的作用。中国当局通过社会信用体系把那些有越轨行为的人列入黑名单，以此来迫使人们规范行为。
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是一个还在持续发展的、野心勃勃的庞大工程。它利用大数据信息和人工智能程序，根据被监视对象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行为来评定被监视对象的社会信用分数。得分低的公民被禁止享用交通服务等；而得分高的人们则可以享受各种特权。中国政府的目标是，使其社会信用体系涵盖全国所有的13.5亿的人口。
中国政府说，该体系有助于提高行政效率和促进公民间的相互信任和他们的道德行为。根据中国国家改革和发展委员会今年三月的有关声明，任何犯有类似在火车上吸烟、用过期车票、没能按时付罚款、传播假信息或在飞行期间制造事端等越轨行为的人都可被列入黑名单。根据中国政府提供的信息，2017年，已有615万中国人次失去了乘坐飞机和火车旅行的权利。
目前在堪培拉“国际网络政策研究院”作访问学者的上述研究报告作者，萨曼莎-霍夫曼（Samantha Hoffman），在新近发布的题为《社会信用：科技加强集权统治的全球性后果》的报告中指出，很多人对中国社会信用工程对其它国家影响的认识还不足，但实际上，该体系已经起到了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意愿来塑造外国企业行为的作用。因此可以说，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存在违反别国主权的潜在可能。
她举例说，中国政府前不久向国际航运公司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在网站上把台湾和香港列为是中国领土的做法，就是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已扩展和影响到外国企业的很好例证。
霍夫曼指出，中国政府根据航空公司如何认定台湾身份而给予社会信用分数的做法可用来实施两个政策：一是迫使这些公司接受中国版的“事实”；二是压制对台湾地位的任何另类认定。
海外中文政论网刊《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表示，他同意这个论点，中国政府多年来向外国企业施压，迫使他们作出违背自身利益和自己国家有关法律的事情。若不阻止，中国政府的这种试图把自己的体系和价值强加给别国个体的做法还会继续下去：
“首先，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是用来监督本国公民的，但这个工具现在的确开始扩展到外国公司身上了。中国政府对那些与自己有经济往来的国家和公司一直都在试图施加压力，让他们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在利用自己的多年来一直在迫使外国公司做各种让步。这个问题需要得到更多的重视，如果持续发展的话，会带来很多危害。”
“国际网络政策研究院”访问学者霍夫曼在上述报告中还表示，截至2018年1月1日，所有持有中国营业执照的公司（在中国运营的公司必须拥有的）已经都被纳入了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这些外国公司拿到了印有18位“统一社会信用号码”数字的新营业执照。中国政府可以通过这些商业身份号码来跟踪它们的所有举动，并向中国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通报企业的违规行为。
报道说，目前尚不清楚，在中国运营的外国公司是否可以看到有关自己的社会信用记录，也不清除外国公司是否向中国当局因社会信用分数而做出了让步或因此改变了行为。
该报告的发布，正值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陷入困境。在该报告发布的同一周里，澳大利亚议会的一个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为议会通过一项旨在反制外国通过隐秘、强制性和腐败手段干涉澳洲政治的法律铺平了道路。
据美国民间智囊机构“布鲁金斯学会”最近的一项研究报告也指出，在中国，按时上缴税赋和遵循政府要求的企业可以得到条件较好的贷款和较容易得到公开招标；而不去按政府要求办事的公司则会面临更困难的商业环境。
海外中文网络媒体博讯的主编韦石就此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澳大利亚“国际网络政策研究院”的这份报告发布的很及时，中国政府的确总是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来向外国公司施压，强迫接受它的要求等。而许多外国公司也表现的很屈从：
“其实，中国政府迫使外国公司按照它的意愿做事儿的努力造就开始了。记得2007年左右，因雅虎公司向中国公安部门提供石涛等三位记者在雅虎上的信息而导致他们被捕的事吗？现在这类事情受到关注是因为最近中国政府要求外国公司认定台湾属于中国，牵涉到了其它国家的外交政策。我认为，西方公司针对中国的要求和压力应该有所抵制，不能总是屈服。”
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证监会最近已将第一批特定严重失信人名单报送铁路和民航部门，对“不按时履行公开承诺的上市公司相关责任的主体”和“不按时履行证券期货行政罚没款缴纳义务的当事人”这两类资本市场的“老赖”进行联合惩戒。报道还说，相关名单已于6月1日在“信用中国”网站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