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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归二十年 中英教育都滑坡

自97回归之后,香港教育议题屡屡成为社会争论焦点,甚至引爆政治风波。德国之声走访香港资深教育工作者、学生与家长们,回顾以上政策所酿成的风波,如何影响香港下一代。

97回归前的香港,由于受英国殖民统治,语文政策倾向“重英轻中”,传统以来,香港的英文中学(以英文为授课语言)要比中文中学(以中文为授课言语)更受青睐。回归前后,四百所中学之中,三百多所为英文中学,中文中学不到一百所。

97年主权移交后,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积极推行教育改革。特区政府着力推动母语教学,由于香港市民生活用语以粤语为主,因此母语教学以粤语授课。当年教育局解释,推行母语教学的原因,是母语教学让学生能在最少语言障碍的情况下,掌握学科知识和高层次思维,更能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和信心,相比起英语教学下的课堂,母语教学能重拾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动机,师生方面也因为使用了大家所熟悉的沟通媒介而令师生的关系变得融洽,课堂上的讨论也变得热烈。

酿成严重的“标签效应”

1998年,教育局宣布,规定只有经过挑选的100所中学可以用英语授课,其他中学由中学一年级开始,必须用粤语授课。政策被批评推行过急,考虑欠周详,结果引致轩然大波。获批准使用英文作教学语言的中学在这政策中彷佛成了名校或优等学校,酿成严重的“标签效应”,制造家长、学生一面倒追捧英中的浪潮。家长普遍以子女入读英文中学为荣,而其他规定要用粤语授课的便成为次等学校。另一方面,这些英语学校也通常收取第一级(按学生小五、小六年级成绩表现分三个级别,一级为最优秀),二级以下的学生几乎只能入读中文学校。旨在加强粤语的母语教学反而变相进一步巩固了英文中学的优越性。

为了令子女成功进入英文名校,香港家长各出奇谋,衍生出许多怪诞而奇特的现象,包括泡制大量“怪兽家长”(虎妈),催促子女“赢在起跑在线”,千方百计争取入读名牌幼儿园及小学,成为一级学生;也有许多“孟母三迁”的故事:有经济能力的家庭千方百计在英文学校附近置业,以增加子女被取录的机会,因此带动香港一些名校周边的“校区房”地价更加高昂,区内是否有名校成为许多家长置业的首先考虑;有的家长不惜受浸洗礼(为了入读某些有宗教背景之名校中学);使原来的教育目标完全倒置。有的家长因子女不获英文中学录取,宁愿送他们到国际学校就读也不愿送他们到中文中学。

英文中学=优越感

香港资深教育工作者、现任立法会教育界功能组别议员叶建源,曾任中学教师、校长以及大学讲师,对教育政策改革尤为熟识。叶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表示,母语教学变相进一步巩固英文中学的优越性,入读英文中学的学生有一股优越感,相反入读中文中学的同学无形中产生自卑情绪,自我形象低落。叶建源批评称,这种把学生“分等级”的情况令人心痛。

专业人士林慧芸的女儿在港岛区内一所英文名校念初二。林告诉德国之声,为了铺垫女儿入读名校英文中学,她在女儿一岁半时由新界区搬到名校林立的西半山区,斥资千万港元在名校附近置业;为了令女儿能顺利入读著名幼儿园,她刻意只跟女儿以英文沟通。林慧芸坦言自己是典型的“怪兽家长”,但强调摆在眼前的现实就是:只有入读好的中学才可以升上大学。

上品无寒门 门第分明

母语教学所造成的标签效应,更催生教育门第。目前香港的中学主要分为四大种类:官立学校、资助中学、直资学校及私立学校,大部分的中学(约占八成)属于“资助中学”。简单来说,官立和资助中学均提供免费中学教育,而直资和私立中学则收取学费。由于直资学校在收生方面及教学上有较大的自主性,因此近年大部份的英文名校都纷纷转为直资学校,每月学费由一千多元至八千元不等。由此形成一幅以下现象:中产阶层或有经济能力的子女就读直资或国际学校;贫困或基层的家庭,只能让孩子入读公立或政府津贴学校,扩大社会门第差距。

林慧芸公司同事陈女士的女儿今年念初一,在一间直资学校就读,每月缴交大约5千港元学费,陈坦言自己的收入尚算可观,女儿学费仍然应付自如。然而,对一些低收入的家庭来说,入读直资或国际学校几乎毫无希望,就如她自己的弟弟,由于收入微簿,弟弟儿子只能入读普通的公立中学。陈慨叹这种“上品无寒门”的现象的确令穷人没有翻身机会,坦言自已小时出身贫寒,但由于成绩优异,而入读一间著名的英文中学(今天已转为直资中学),同学中有来自富贵家庭的,更多的是来自基层的,大家无分彼此,最后她考入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会计师。“我们那个时代仍然可以有这种跻身上流的机会,今天的香港,居然门第分明,祸源就是那个名校的'标签效应'”。

中英文水平同样下降

除了衍生“标签效应”及门第现象,母语教学最令社会诟病的是,不但没有令中文水平上升,而且英文水平同样下降。2007年高考发榜,英语运用科及格率跌至12年新低,只达73.9%,较2004年母语教学前的高考下跌了5.5%。

叶建源向德国之声分析,母语教学使中文中学的学生取得一定优势,尤其是在初中时段,但他们却在英语学习机会上受到一定的损失,而他们却同时对自我的英语能力缺乏信心及在学习英语上欠缺动机及兴趣,再加上标签效应下,自我形像低落,因此整体语言的能力也下降,英文既学不好,中文能力也不见得有所提升。

事实,学生英语水平也出现两极化,名校中学因为录取的大都是优等生,加上资源、师资都较为优越,几乎所有直资学校都有聘请外籍老师教授英文科,学生英语水平自然较高,相反一般以母语教学的学校就每况愈下,结果大多数学生英语有待改善。家庭环境亦起决定性作用,中产家长有资源帮助子女学好英文,但基层子女往往输在起跑线。

另一方面,中学生的中文水平也强差人意。高考的中文科,因考获等级3(即最低入读大学要求)的比率一直只有约五成,故有“死亡之卷”之称。不少学生对中文科不但不感兴趣,还十分惧怕。今年刚刚往英国升读大学的欧同学,尽管其他科目成绩不俗,惟中文成绩未能拿取得达标分数,无缘在香港入读大学,唯有出国就读。欧笑言自小对中文科完全提不起兴取,感到中文非常深奥难懂。

叶建源指出,香港学生中文水平的下降,与近年中文课程上的改革有莫大关系。由于教育局希望减少过往中文科过于背诵死记的方法,于是在课程上取消范文选读,改以偏重阅读理解及传意技巧为主要学习内容。叶建源批评,中文变成“工具学科”,学生不用阅读一些经典的作品,而失去了对中文文化价值、伦理的思考,在缺乏一套传承文化氛围下,一味工具化学习,自然难以培养兴趣学习,水平也难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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