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评论认为，香港人应该做好自救准备，台湾则应该在新的政治处境中从头再来。
时评家李怡在香港《苹果日报》发表文章《港独思潮刍议》，认为“梁振英绝对是港独之父”。首先，如果不是他上任以来展现出事事听命中共，所有施政都“顾全大陆”的话，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港独意识不会如此蓬勃，主张自决的本土民主前线也不可能在新东补选中获得6万多票；其次，如果不是他在去年施政报告中狠批《学苑》的民族自决论的话，香港自决及港独就不会在社会引起如此广泛讨论。
李怡认为，按照两个人权公约第一条的民族自决规定，香港在法理上是可以公投自决而成为独立国家的。不能这么做的原因只是由于专权政治的中共强权不容许。“若人生的追求不是只考虑成败得失，而是首先考虑是非对错，那么绝不能因为强权不允许我们就想都不能想”，“香港人至少在思想上要有自己香港自己救的准备”。
民进党应该警惕外交“骨牌效应”
中国大陆与甘比亚建交，是打脸马政府，还是对未来的蔡政府施压？台湾《联合报》发表社论《陆甘建交，打谁的脸》认为，“这是打脸马政府”是阿Q语言：好像这样就不是打脸蔡政府，也不是打脸台湾。
文章认为，民进党应警觉，如果出现“骨牌现象”，那就不只是逐渐失去邦交国而已，而势将影响到台湾的国际参与之全局，进而阻障台湾的经贸布局，再牵动内部的政治与社会斗争。文章说，每次发生此类事件，如果北京都要把“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宣示一次，两岸关系岂堪设想？
在绝望之下重建香港
政治学者吕大乐在香港《明报》发表文章《绝望的想像与不愿等待的心理》认为，时下年轻人口中的绝望，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情绪的反应。这种绝望的想像近年在年轻人圈子里能够迅速扩散、广泛流传，并且为他们所接受（尽管在程度上并非一致），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
吕大乐认为，香港社会要进行重建，必须认真想想如何重新打造愿景。“回顾过去十多年的社会发展，香港是上了宝贵的一课。谁说社会的制度最难改变？谁说制度性因素是最具对抗迅速逆变的东西？原来很多制度性的东西可以变得比我们想像中更快、更急。既存的虽未至于随风而逝，但早已大打折扣。如何在这个基础上进行重建，肯定是艰巨的社会工程”。
台湾应重新思考自处之道
新华社新闻稿将“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写成“中国最后领导人习近平”，并为多家中媒所转载。台湾《自由时报》发表社论《中国最后领导人？》认为，这起乌龙事件，在习近平密集考察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及人民日报三家党媒，要求“媒体姓党”后发生，显得格外有意思。
社论认为，中国现在的特殊情形，不只反映了中国这个民族的悲剧际遇，更值得台湾深度认识的是：中国内部的政经社会出了很大的问题，其带给习政权的压力实与造神的程度成正比。“这种外强中干的脆弱性，对照新华社经过内控机制的层层把关，仍然未能拦截'中国最后领导人习近平'面世，不也颇见蹊跷？”社论认为，面对这样的中国，台湾应该重新思考自处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