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是北大中文系九五级高岩同学离开这个世界的二十周年。这二十年内，国家、世界和个人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九五级的同学们大都已经成家立业，我也由刚硕士毕业混沌无知的班主任成为小学快要毕业的孩子的爸爸，博士毕业执教也已整整一纪。可是当我看到同学们发来的高岩爸爸前些日子隔着二十年物换星移的时空给女儿写的那封令人落泪的信时，心中陡然升起一股悲伤，既追怀高岩灿烂生命的无端逝去，又叹当年造成高岩悲剧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善。因此，当九五级几个同学请我写点什么来纪念高岩之死时，经过反复的心理斗争，克服着我本性中的审慎，我接受了这个邀请。作为和九五级同学共处了三年的班主任老师，我有责任也有义务支持同学们缅怀高岩，追思造成高岩之死的原因。他们知道这可能给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不便，但仍不计个人得失，寻求基本的社会和道德正义。对这一高举，我由衷钦佩，也感到由我说说我所知道的事情经过，义不容辞。死者已逝，如果我们不能从个人和社会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让生者的这个世界变得更好，那高岩的生命也许就真是白白丢失了。我认同同学们做出的纪念高岩逝去而不是重新对与高岩之死有关联的当事人进行法律或道义审判的原则，希望直接或间接造成高岩之死的当事人能够还原内在的良知，向二十年仍淹没在无边的悲伤之中的高岩父母表达基本的歉意。这件事大家心里都知道和谁有关联，我知道法律管不到的地方，道义往往也无能为力，但我还是相信人性的基本良知。
（二）
我九五年从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所硕士毕业留校任教，依据中文系的惯例，差遣我这刚留系的新人去昌平分部做九五级本科新生文学、汉语和文献三个班的班主任。和我熟悉的人知道，我外表谨慎，但内心颇有些不驯，对这个在我看来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班主任的工作一开始一直不很上心。原因之一也在于，我同时在设在北大比较所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秘书处兼职做事，具体是担任《中国比较文学通讯》的责任编辑，因此必须在昌平和燕园本部之间频繁来回。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并感到愧疚的是，刚开学没几天我的办公室门上就被学生们贴上了一个幽默而善意的“寻人启事”：因学生在中秋那天晚上找不到我，别的系的老师们都精心组织了活动，而我则和班上几个同学一起看录像去了！这并不是我不关心学生，实在是我本人对这些节日向来是糊里糊涂的，这至今也许都没有什么改变。因此当时的我，虽然比同学们年龄上大十来岁，但内心对人情世故则是一片懵然，这个班主任现在想起来实在是做得很不称职。二十几年过去，让时光再来一次的话，也许我的做法会非常不同，因为我现在知道，刚从高中进入大学的十八九岁的孩子们，是多么需要大人的关切和指导。但我也许并不一定会比当时做得更好，因为我现在缺乏当年那股纯真的气性。
因此，高岩直到一年级第一学期结束才进入我的视野也许就不很稀奇了。她在我印象中一直是一个文静而有点腼腆的人。这时我知道了高岩的期末成绩是文学班里最高的。我明白，进入大学，不应该再以考试成绩这一单一的指标去衡量学生心智和学业的成长，但学业上的优异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值得称道的，高岩也因此赢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尊敬。高岩一直是一个认真而好学的学生，从二年级回燕园后我和高岩之间的谈话可以看出，上北大中文系是让她一向的选择，学习是让她无比高兴的事情，一年下来，她也感到自己的兴趣和专业之间有很理想的匹配，她的学习能力和对文学的兴趣找到了很好的契合点。这时我对她的判断是她有潜力成为很好的学者。这可能也正是高岩的目标。尽管她外表温和，大学二年级和人说话还会脸红，但我感到她内在心智的成熟度和判断力是超出她同龄人的。因此，当大三下学期开学不久忽然传来她在家自杀身亡的消息时，我极为震惊。当年北大的班主任和别的学校有些不同，那就是基本只为学生提供一般性的咨询和建议，而不管学生的思想，后者由系里团和党的相关专职人员负责，我本人既非共产党员，当时也已经不是共青团员了，因此，除了日常的管理工作，如果学生不来找我，我基本就不知道学生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万没有想到的是，我与高岩的交集竟然以这种激烈的形式发生。
（三）
我是班主任，职责所在和系里主管学生工作的另一位老师一起被高岩自杀事件卷到了调查和善后的漩涡之中。任何人看到高岩父母当时悲痛欲绝的样子都会内心崩溃的。由于高岩没有留下能与她的死正面相关的实质材料，而她在家中自杀的事实又没有争议，高岩的死虽然她父母知道与系里某位老师有关，但没有物证。我愿意相信高岩在决定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之时有过反复的考虑而且有坚不可摧的理由，但我知道她死前曾有过长达一两年之久的痛苦挣扎时，感到极为悲哀。我相信，一个年纪轻轻的学生在学业一帆风顺之时选择死亡需要极大的勇气，也一定有重大的原因。高岩之死，让那一两年之内她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确切知道了。对于生者，我们希望此类悲剧今后不再重演。送走高岩的遗体之后，我不再卷入系里对此事的调查和后续处理，也不知道系里对这件事后来究竟是如何处置的。这件事当年有名有姓，人所尽知，我认为，与高岩之死哪怕只有一丁点的关联或嫌疑，当年的直接当事人都有道德义务对此加以澄清和交代，尽管已事隔二十年。特别是当我听到九五级几位同学最近告诉我，至今仍然会想起这件事，想起来心中仍然会十分伤悲，这件事对他们的人生和心理有极大的负面影响时，我心中痛苦的波澜也难以平息。这件事也许并不像学校和系里管理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小事。二十年过去，我们的学校和社会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在的年轻学生对社会的认识也许比二十年前更全面，他们也更有能力和资源保护自己。我作为高岩当年的班主任，愿意和九五级的同学一起，在反思高岩年轻华芳般的生命无声陨落这一悲剧得同时，也直面和反思自己当年工作的可能失误：也许当年多和高岩谈几次，多了解一点她内心的挣扎，事情就不会走到不到回溯的地步。同时，我也愿意加入到同学们的行列中，呼吁我们的社会和学校加强对年轻学生思想层面的指导和帮助，因为任何与生命的存在有关的事件，影响的都不只是直接的涉事人，都会给一大群人留下直接或间接的伤害或影响。作为高岩和九五级的班主任，也作为一个有自己孩子的父亲，我希望所有人都能继续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珍惜生命，及时识别并远离一切可能的损害之源。这个世界上没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了。生命一去而无回。但我也同意同学们的看法，人内心的基本的正义感是与生命同样重要的价值。没有这个正义感在内心之中无损的存在，我相信生命会是痛苦的，外在的荣华改变不了这一点。这对所有人都成立。高岩选择死而无痕，难道是要让直接或间接造成她的死的当事人一直活在心灵的炼狱之中吗？果真如此的话，高岩的死也许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了。
作者简介：王宇根，1995年北大比较文学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并担任中文系九五级本科班主任，1998年赴哈佛大学东亚系攻读博士，2005年博士毕业后在俄勒冈大学东亚系任教至今，其间于2011年获得终身教职并升为副教授。
（1998年3月11日，高岩离世。2018年3月11日，高岩20年忌日，高岩父母给爱女扫墓。）
写给女儿高岩的一封信
天堂上的女儿高岩：
你好吗？今天，我怀着沉痛的心情给你写这封信，你离开这个世界已经整整二十年了，在这二十年里，我和你妈妈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你，而且我时常在睡梦中看见你那天真的笑容。
四十一年前，你“哇哇”落地来到世界时，我和你妈妈真是心里乐开了花，从此你妈妈就有了一个贴心的小棉袄。你那短暂的21年成长史深深地印刻在我和你妈妈的脑海里。记得四五岁的你已经是一个善良的小姑娘，经常含着泪给我们讲白雪公主的故事，你憎恨那个迫害白雪公主的后妈，记得你六岁时随着妈妈回到北京城区，上了小学的学前班，从此就和书籍解下了不解之缘。记得你在小学六年的学习生活里一直是“学习刻苦认真，能自觉、较好地完成各科作业，书写整洁，关心集体，注意团结同学，待人诚恳、热情”“能主动为大家做好事”“工作认真负责，爱劳动”“喜欢文学，能广泛阅读课外读物，知识面较广”；一二年级被评为“好学生”，三到六年级均是“三好生”。（以上是育才学校高年级班主任李锡坤老师的评语）记得你小学毕业时放弃保送育才学校初中，而凭借自己的势力以198高分考入北京师大附中。记得你初中三年学习优秀，积极向上，加入了共青团，毕业时被评为市级三好生，直升本校高中。记得你16岁后更加成熟了，但仍然保持着“待人诚恳、直率”的好品质，高中班主任刘德齐老师给你的评语是“热爱集体”“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尊敬师长；勤于思考，善于提出问题，学习刻苦努力，成绩优秀。”就这样，你在你爷爷，我和你叔叔的母校里度过了六年幸福而美好的时光。
1995年7月，记得你在我和你妈妈的陪同下冒着酷暑参加了三天的高考以及英语的口试，由于你的勤奋复习，终于以宣武区文科第三名的成绩考入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北京大学。记得你到中文系报到的那天，异常兴奋，以好奇的眼光观察着自己的宿舍和校园里的角角落落。记得你“大一”的时候，尽管是在昌平园学习，但是心情始终是喜悦的，听课总是那么专心，笔记总是那么详尽；搞了一辈子中学语文教学的我看了以后都感到自愧不如。就在此时，那个披着大学教师外衣的色狼沈阳给你设下了圈套，以欺骗的手段换取了你的尊敬和信任，你担任了班上的学习委员，负责收缴作业和一些费用，这虽然占用了一些时间，但通过你自身的努力，期末考试居然在中文系一年级73名学生中考了第一名，使我和你妈妈都非常惊喜，并为你的勤奋学习而骄傲。记得“大一”下学期，你的感情发生了微妙变化，沈阳的伪装使你进入了他的圈套，他联系了北大送老师的校车，让你可以在星期一早晨到北大坐车到昌平园去上课，由于他个人住处（三里河小区）离我们家（复外大街21号楼801室）很近，步行10几分钟即到。记得有一次星期六下午，我4点多下班回家，正好碰到他到我家在高岩屋内，听到我开门的声音便赶快出屋打个招呼便离开了。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正是沈阳侵害你的时候，我和你妈妈太大意了，对你关心得太不够啦！女儿，请你在天堂上原谅我们吧！
记得你“大二”开学时，就从昌平园回到了北大的燕园，这本来应该是件高兴的事情，可是你始终却高兴不起来，而且表现出对学校的失望，现在我推测这可能与沈阳有关，你被他抚弄后，却被他散布的坏话，闹得系内同学们的风言风语。
你是否记得1996年12月1日获得学校颁发的“韩园奖”后，自己不但不喜悦，反而给我们写了永别的遗书，信中写到从出生到现在已经整整二十年了，感谢我们作为父母对你的培养，并嘱托一定要把学校颁发的奖金领回来花掉。我和你妈妈看到遗书后万分焦急地冒着严寒跑到北大，先到社会学系找吴宝科书记，请他帮忙联系到中文系的蒋朗朗老师，发动同学一同寻找高岩，防止你去寻死。
从此以后，你就开始悲观厌世，无心学习，记得你在母校师大附中95周年校庆那天，心神不宁地从家里厕所出来时摔了一跤，造成脚部骨折；记得1997年初，你曾试图割腕自杀，但被你妈妈发现后及时制止；还记得我在平谷教工疗养院参加全市高三语文会考阅卷时，你妈妈找人开车拉你去找我，说你在头两天吃安眠药准备自杀，后来发现，你妈和你哥哥带你到协和医院洗肠。记得当年暑假里的一天，你到北大校内去找范阳，据说在一个餐馆内你遭受到沈阳的嘲笑与侮辱，这时你彻底绝望了，尽管在这年的12月，你“被评为北京大学一九九六——一九九七学年社会工作奖”，但是你在家里总是精神恍惚，萎靡不振，你是否记得一次在家自己洗衣服，居然把衣架也一块放到洗衣机里。
由于沈阳的引诱和性侵，你的贞操被剥夺了，最后不得不以死抗争，献出了你年轻的生命。1998年3月7日中午和3月11日（星期三）下午3时先后两次打开厨房燃起闸门自杀，离开了美好的世界，离开了爱你疼你的亲人。你去世后我和你妈妈终日以泪洗面、痛不欲生。在你去世二十周年之际，我写此文来悼念你，并强烈要求对沈阳绳之以法，为你伸冤报仇，愿你在天堂生活得更美好！
慈父高石曾
慈母周树铭
写于2018年3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