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家里有台老式的电子管收音机，是父亲民国时从旧货店里买来的。别看那台“五灯”收音机是个舶来品，老的掉牙，但质量可真高，从来也没坏过，每天早间新闻联播前能听到《东方红》，晚间新闻联播结束后能听到《国际歌》。尤其1963年中苏两党开展“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大论战时，中共一方天天在收音机里滚动播放那九篇评论文章。文章播完后放送的《国际歌》非常悲壮，至今想起来仍令人荡气回肠。
一天，我独自在家，把收音机的波段旋钮转到了“短波”那个地方，突然听到里面在喊：“共军官兵弟兄们！共军官兵弟兄们！”我吓得差点尿了裤子，赶紧把波段旋回中波，关掉收音机，然后出门东张西望。确定刚才周围无人，悬着的心才算放下。
还有一天，我竟然收听到了前苏联的对华广播，在一阵优美雄壮的《祖国进行曲》后，一个干净利落的男声和一个温馨轻柔的女声交替出现：“莫斯科广播电台，莫斯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对中国听众广播……”听得我既兴奋又紧张。
那时我收听敌台并没有任何政治原因，只是好奇。虽然有一种负罪感，但常常不可自控。听得时候很兴奋，但过后总是无限地自责。
1972年，我经过一年的节衣缩食，到年底买了一台九管全波段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当时在国内算是高档的了。那台收音机有一个拇指宽的透明长条窗口，上面有波段的刻度。拧开收音机，这个窗口便亮了，随着声音里面的灯光会不停地闪烁。旋动旋钮，有指针在窗口的刻度上行走，可以寻找你需要的广播。当时我得意极了，心中满满的幸福感。
记得那时我常常半夜里蜷缩在被窝里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节目。有一个节目叫“时事经纬”，分析世界大事，很让我折服。因为他们不做赤裸裸的政治宣传，而是在介绍政治事件时讲述不同的观点，让读者自己拿结论。我对美国之音所有的播音员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名叫何丽达的播音员。她的发音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还标准。比如她说“那”，不但会加上儿音，变成“那儿”，而且居然会说“那赫儿”。这“那赫儿”，没在北京熏陶过的根本说不出来。她播音既没有那种姨太太似的软，也没有武工队员似的硬，而是不紧不慢，娓娓而谈。听她播音是一种享受。
有一天晚上我睡不着，把小收音机当枕头垫在耳朵下听着玩儿，当然是很小声的，不然耳朵吃不消。当我的手指头随意地旋动着波段旋纽，在刺刺啦啦的强大电子干扰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异常清晰的声音：“自由中国之声，现在报告新闻……”声音显然来自一个遥远的地方，因为讲话的声调明显与我们每天听的广播不同，好奇心驱使我继续听下去。天啊，这是台湾的“敌台”啊！接着又出现一个嗲声嗲气的女声：“共军弟兄们……刺啦刺啦……飞机……赏黄金N两……刺啦刺啦……”我知道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在拿黄金蛊惑咱人民空军驾机叛逃台湾呢。我最初的反应是：臭国民党，想拿金钱来引诱咱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不答应归不答应，但那台湾女播音的声调还是很爱听，跟电影《南征北战》国军电台女播音一个味儿，比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女声娇媚得多了，让我对那个播音的女人有点儿想入非非。
有时候还可以听到台湾电台里向在大陆潜伏的特工发指令，一般是说“XXXX号同志请注意”，然后念一大串数字。你可以想象我当时的震惊程度。
我最喜欢台湾台播出的音乐。记得当时有一位女歌手叫“凤飞飞”，她的歌喉美极了，当时邓丽君还没有红起来呢。从敌台里听邓丽君唱“香港之夜”那是后来的事了。
我知道在那些被判刑的人中，很多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罪状：“偷听敌台”，而我现在竟然也在偷听。我的手在颤抖，可好奇心又实在难以抗拒，于是就蒙头躲在被子里听……这回可是不折不扣地“偷听”了。敌台毕竟是敌台，连我们的伟大领袖都敢戏弄。记得当时有个节目叫“三家村夜话”，三个人用古里古怪的声音扮毛泽东、江青和周恩来，对他们进行丑化。“自由中国之声”自然每天都要宣传台湾如何如何自由，而大陆则“吃饭要粮票，走路要路条”。我一想，可不是吗？没有粮票我们还不得饿死？出门哪个敢不带介绍信！
每当暗夜我收听敌台的时候，总是想起《永不消逝的电波》那部电影中，马路上奔跑着的搜索发报电波的汽车。越是夜静时分，那辆搜索车寻找电波的画面，便越容易出现在我的眼前。若突然听到几处近处的狗叫，便悚然一惊，仿佛那辆搜索的汽车已经开进了我们的大院，眼看就要到了我家门口。这时，我便一身冷汗。
一天，我突然发现呼市的街头有侦查电波的汽车在马路上绕来绕去，我猜想我偷听敌台的事也一定被政府发现了。只是公安部门掌握了大概方位，没掌握具体的地点罢了。那一晚我吓得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象着“偷听敌台”这个可怕罪名可能带来的种种后果。我甚至做好了被拘捕后，进到监狱如何向公安人员供述的准备。虽然后来我没遇到任何麻烦，但还是好长时间不敢再偷听敌台了。
“敌台”是文革时期的一个流行语，泛指中国以外的华语或者英语等广播电台。主要特指当时的“敌对”国家和地区的广播，如“美国之音”“BBC”“自由中国之声”等。当时这些电台只能通过短波收听，并在夜里进行。如果缺乏耳机这样的设备，人们往往需要把音量调到最小，所以叫做“偷听敌台”。一旦这种行为被发现，轻则收缴收音机，停职、隔离审查、批斗、检讨，戴上“坏分子”的帽子；重则被判刑，甚至枪毙。
文革中，内蒙古工大有个英语老师，为了学习英语，天天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900句”。那时，美国之音对于听众还免费发送“英语900句”的教材，大陆的听众如若需要，可向香港某指定地点写信索取。该老师利令智昏，真的向香港某指定地点发邮件索要。
1968年，“一打三反”运动来了，经人举报，他被打成美国特务，不久便被验明正身，绑缚刑场，执行枪决。
记得那时广播里天天在宣传：“当前，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而且越来越好。但是，在这一片大好形势下，国内外阶级敌人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妄想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广播里还老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但屈指数数，除了亚非拉一些丐帮弟兄，眉眼象样子些的朋友大概只有南边的越南、老挝、柬埔寨，北边金太阳的朝鲜，以及欧洲那唯一的一盏社会主义小明灯了，罗马尼亚则属靠不大住的两面派。而国际上的敌人一眼望去遍地都是，应该说我们的敌人遍天下才对头。这敌人一多，听广播不小心就会收到某国或某地区的声音。不好，这就叫收听敌台了，我就是这样误入歧途，走上了偷听敌台的犯罪道路的。
偷听敌台就像毒品，一旦沾上就很难戒掉。我后来越听越多，除了美国之音、莫斯科广播电台、英国BBC，后来又收到澳洲广播电台的中文广播。在所有的“敌台”中，我最喜欢澳洲广播电台，记得当初我接触邓丽君的歌就是通过“澳广”。我还听过一个“马来亚革命之声”，是共产党的地下电台，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用中文播出。
这种来自电波的虚无的安慰就像镇静剂，支撑我度过了人生最艰难的一段日子，并让我明白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并不希望我们去解放，红旗插遍全世界是老人家的一厢情愿，也让我明白台湾人民并没有处在水深火热之中，1960年所谓的浮肿病其实是饥饿所引起的，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所谓的二号病就是瘟疫……
1971年9月的一天，我从美国之音的广播中听到了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首先提到中国有一架专机，在外蒙古坠毁了。这肯定坐的大人物啊，能坐专机的有谁啊？不就仨人嘛，主席、林彪、总理。周总理一看好像报纸上还登着呢，还每天……，咱们中国的特点就是大家从报纸上看谁消失了谁还出现。周总理还在，林彪没出现，猜到了，林彪！
我偷听敌台最难忘的是粉碎四人帮那件事。事发几天后我就听到了，高兴的心里砰砰直跳，有一种被“解放了”的感觉。好不容易碰到一个要好的熟人，对方神经兮兮地说：“出大事了”。不过我还是假装不知道，怕说出去被抓反革命。但我知道他一定是偷听敌台了。
后来，我的一个曾经住在北京东郊的大学同学对我说，他们住在这里是享受“辐射补贴”的，因为附近就建有一个功率强大的干扰发射台。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声音一会儿那么清楚一会儿那么嘈杂——那是干扰台的电波在“发功”呢。那时还专门有人通过“美国之音”或英国BBC电台学英语。当然，听的时候，你同时得忍受巨大的噪音轰炸。
国际广播很多是冷战时期的产物，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打了半个多世纪。随着冷战时代的终结，一些担负宣传任务的国际广播开始寻求转型，回归到相对客观、追逐新闻的媒体本质。而在互联网日益普及、信息逐步开放的时代进步中，电台短波已不再是人们获取外部信息的主要来源，“敌台”在中国的影响力每况愈下，“偷听敌台”的现象也渐渐销声匿迹，我就再也没有兴趣去“偷听敌台”了。
